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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the　dream　was　conceived  

 

前沿事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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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ky

 

之一

马上就是五四青年节了，不由自主要做起应景文章来。中国当前社会所有的现代基础，都是上个世纪初奠定建立起来的，新思想新思维都可以在那个时代找到他的萌芽和雏形。可是在中国，好处留下来的并不多，甚至有更严重的倒退。

读历史久了，有个奇怪的感觉，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前进，而是在倒退。

所谓历史在前进人类在前进，根本的是指人类自觉意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张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来是毫无进步的，或者可以说是在走着一种奇怪的进一步退三步的走法。

很多新鲜的进步的个人的好主张，灵光一现以后，达到一个顶峰，然后呈现直线下坠的趋势。不仅进步的力量迅即凋零，反对嘲谑的浪潮也会逐渐高涨，直到把产生这新思想的园地再次烧掉并且让他变成死地。反反复复，我们的思想园地就越来越小然后寸草不生起来。

只有旧东西占据了所有的领域。

孔孟被尊为圣人，但是实际上我们奉行的并不是孔孟之道。这两个吃够了冷猪肉的伙计其实坐着冷板凳，枉担了虚名。

墨子当时是一时之显学，可是后来不仅没有发扬光大更新派生的机会，连是否需要传布都成了问题。如果我们注重墨子多一点，也许就不会这样子。

中国民众在官僚体制面前是一副任人宰割的模样。这绝对不是孔孟之道。而这个庞大全能的官僚体制也不是孔孟之道所能够撑得起来的。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新思想终于都会被扼杀。哲学家的坑里蹲着道德高论伪君子。

中国人是个奇怪的民族。

不知道为什么永远感觉非常好。

所有人都会谈政治，一张口全是社评版。

石家庄爆炸案破获以后，我看了焦点访谈，记者问道一个老汉，“你对政府满意吗？”

老汉衣着簇新红光满面，眉花眼笑斩钉截铁地说：“满意！”我看了大呕。

多少无辜死难的家属都在哀哀痛哭，人们心头的阴影疑云还在，就这还“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呢”。

瞒和骗的民族，互相瞒和骗。

胡×说中国人历来就有“政府装模作样在统治，人民装模作样在服从”的传统，并且指出即使是装模作样的，他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文化上的影响会更坏。

随处可以指证出来的谎言和欺骗，随处可见的不予深究，因为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就是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一切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没有意义？

因为没有什么是自己可以掌握的，是自己可以改变的，是自己可以控制的，是自己可以计划安排的。我们面对着虚无，我们变成了虚无。没有什么是可以预见和发展的。几千年来就是这样。

我们对于生命空虚的感觉并不是来源于西方神主宰世界的孤独无力感。我们对于生命虚幻的感觉更大更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现世界，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在我们自己手里操纵。

这是一个多大的悲哀。这种生命的虚无感可以打碎所有科学探索和哲学拷问的激情，把一切都沉沦到世俗中去。所以即使是哲学家，也不过是个哲学猪。

我们多大程度上是生活在个人自由创造之中，多大程度上是生活在被框架被安排之中呢？

我们的社会自由度相对而言有多少呢？当党史成为每一个人从小学习的必修课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国家已经变成了一种极度可怕的暴力机构，挑战着够紧张的社会生活，挑战着已经几乎消失的个人生活。

我们生活在制度之中。我们依然是在过着计划时代的生活。古老的大同世界的梦想早已经在中国土地上实现。不信你看每一个中国人，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制度不是明显存在的，但是几千年的强化和积淀足够深入文化骨髓。这是个死的制度，没有人把他有办法，在他面前呐喊或者震撼只会使自己灭亡或者加速沉沦。死制度下僵化的机制僵化的人性僵化的思想。我们都跟死人一样生活，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和意义。

五四是个伟大的时代。

他伟大是因为有人指出了旧制度的必须灭亡，才会有新制度和新人的诞生。

制度和人，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需要迫切重视的问题。要新的制度，要新的人。新的制度是解决问题的重要载体，而新的人是最根本的。

打碎旧的文化，让那死性的僵化的制度彻底死亡。要培养活的文化，培养更像人的活的人。

把基本的人道的思想，民众权力成为新制度的普遍原则，以此来约束和保障我们的新文化。

不要让国家成为借口，不要让社会成为借口。这两个名词在现今的中国意味着剥夺。先让我们颠覆这两个巨人。

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声音。

在中国当时引进的思想中，辩证法因为我们古来就有，所以更多人颇为自豪，用起来得心应手。

辩证法在很多人手中成了障眼法，成了变化的旗帜。在我最厌恶的思维方式中，第一个就是中国式辩证法。辩证法使得问题表述全面客观，多立场多角度考虑问题。但是我们经常用他来抹煞是非好坏，混同黑白，达到恶劣的中庸，放弃了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也许并没有真理。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遥，但是如果距离更远呢？十步百步千步，就是真理了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真理呢？如果真理意味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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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间的交往，政治交易，总是给人丑陋的感觉。难道政治不是因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吗？难道政治不是应该更高尚吗？是这样吗？

似乎我们终于得承认，真理是很个人很个人的事情，而不是那样振臂一呼天下云集的精神原子弹，他甚至和今天早上的早餐都没有关系。

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几乎是遵循着两害相权取其轻者的简单格言。可是我们又被强加进去了多少所谓文化道德！人性丧失殆尽，也可以不活着。

因为辩证法，该死的中国式辩证法！拼命要让我们觉得一切都是一样的坏！没有选择的必要，没有选择的机会，没有选择的权利。这个该死的三段论。

再回首是百年身。

过往沉寂在这个国家寂寞的角落里，现实也表明现在有加强钳制的迹象。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吗？

痛苦是我唯一的清醒，失掉了乐趣的生活，痛苦也变成了快乐。

之二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如果造反只不过是不讲道理以暴易暴的话，秀才造反别说三年，就是一百年，也不会成功。

但是一百多年前，中国最伟大的革命，就由秀才们拉开序幕。五四时代，这些秀才文人知识分子之流，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启蒙运动。今天的我们虽非启蒙运动的实际受益者，但是自由和民主的理想主义光芒，依然照耀在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空，并且不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实际影响。

中国文人的强大力量，跟所有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是从摆脱了对于生存技术的依赖而体现出来。可以通过出版，教学，稿费养活自己。靠智慧、思想和理论交换生存物质，这本来是人类生产进步以后必然发生的事情。

稍微不同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自由广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掌握任何话语机器，这意味着他丧失了交换资本。这一点点不同，却决定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境地：附庸，或者隐逸。

在世俗社会之中，附庸和隐逸都是无能的表现。尤其是当这一切既不能转化为金钱也不能转化为权力，甚至也不能转化为生活必需品。很多人毕生都在寂寞中研究，沉默，呐喊，在寂寞中湮灭。

如果王小波没有较为宽裕的生存条件，相信我们连他也看不到。而何清涟的失败，并不在于她理论根基的薄弱和水土不服，而在于她过于功利的救世目的。知识分子并不能拯救什么，尤其是今天我们更加需要自我拯救。落水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

所以世俗社会对于一切大言，一切喊叫，都可以讥之曰：一介文人。

当然这并不足以把我抛到爪洼国里去，也并不足以让我从世俗生活中逃避。我的精神很强大。

现实问题要在现实中解决，世俗幸福只能从世俗中得到。人间并没有天堂，人心也不是桃花源。

不作附庸，也不隐逸，应该是一个比较负责的态度，虽然这个责任不是为了任何人群，也没有任何人群要自己来负责。

知识分子本身不需要讨好任何人，任何阶层，也不必代表任何人，或者专为解决社会问题。为社会公平而发出声音，本来就是知识分子这一名词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了区别起见，技术型知识分子在这里叫做专家，跟这一功能稍稍有点区别。

知识分子应该是以思辨，哲学，或者终极关怀为思考主题的一个人群。

王小波说：知识分子就是要冒犯所有人。这就是这个人群的功能，也是他存在的理由。

在冒犯和指责中，起到校正社会的作用。

指责任何东西，并不意味着要拿出一个更好的更完美的东西来替代。这种取而代之的思路似乎是所有社会变革发展逆转成悲剧收场的根源。

替代谬误的未必就是真理；而且也许并不一定有真理存在。就好像我们承认这个世界有主宰，但是我们并不服从她。

在目下，所有的问题，都隐藏着远比表面更为深刻广泛的普遍隐患。这只能依靠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来缓慢推动，逐步暴露而取得解决。

一百多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人类的生存状态也因此而有了新的面貌。但是中国醒来以后，面向未来却走回过去。无疑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剧。

今天的世界格局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稳定的格局中中国在剧烈动荡。中国的形势和大格局缺乏观照，在开放和封锁中摇摆，在放权和专制之间摇摆，在倒退和进步之间摇摆。

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如妇女问题，农民问题，国有企业部分退出问题，城市就业问题，政治问题，由来并非一日，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府在这些问题面前也可能是无能，也可能是无知，一直采取以不变应万变，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也就是说一直放任自流，不闻不问不管。我们的政治体制本身结构上的落后，对于社会问题也很难做出有力纠正。这就导致了这些问题的互相纠缠交织，任何角度的解决思路都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手术，更使得解决法案难以提出，解决行动难以付诸实践。

但是社会发展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规律，社会生活会根据自身运动规律对变化做出调整。譬如户籍问题对于就业人口和就业结构的限制，而劳务市场因为用工需求则相对破解了这一壁垒。相对于计划型矫正的滞后，社会自我调整无疑是对政府看得见的手缺乏作为之后的较好补偿。

知识分子自身面临的问题，相比而言却要更加紧迫的多。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的广场，我们需要在广场自由发言的权利。这是我们这一代面临的不可以推诿的重要责任。

以前我说过，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登上顶峰成为巨人。我们是过渡时代过渡者。我们只能成为别人脚下的石头。但是我宁肯做一个垫脚石。或者作一颗流星。

可悲的时代，可悲的命运。

在十多年前，在新闻联播时候，我看见一个广场上树立着自由女神像，高举着火把。

那时发生的是一场相对简单得多的革命。这场革命在今天看来，意味深长。他隐含的主题已经透露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在事件初期所没有意识到的政权问题。这个的确存在的禁区敏感地封闭了可能遭遇的挑战。事实证明这次封闭已经令很多可能性中断了发展机会，民主进程遭受重挫。

有附庸用中国式哲学、中国式辩证法，批判我们贩卖别人的思想。可是这里并没有我们自己思想的园地。如果自己没有草，那就吃别人的草吧；毕竟人类的进步是一体的，天赋人权不可剥夺，地球村的现实处境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我们学界的问题，在于总是经院式的说教。舶来了别人的种子，却并没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收获果实。我们始终没有自己土壤上长出来的思想和理论。直面现实却只生发出颓废的野草，痞子，对于理想生活的诉求只能透过泡沫艺术来表现。民主自由情调幸福生活，一切对于面临养家糊口下岗再就业危机的普通民众都是那么陌生，那么牵强，苍白无力。

今天的情形和几十年以前没有什么不一样。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一个震荡前行的变局之中。

也许我们必须不无遗憾地承认，我们面临着重大抉择的关口。政权内部存在着路线的斗争，学界又为了什么在呐喊呢？当我们从名利计较中抽身退步，不无悲哀地发现我们国家，内部，是头绪纷繁的现实问题；外部，是严重的外交失败。而学界在沉默。个人的小楼，又能承载多少沉重无奈。

但是即使这样，也可以看到土地下的火种。

大江东去，一百年等闲过了，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当我漫步在黄花岗烈士墓地，向晚的园林吹起阵阵凉风，松柏和竹丛发出波涛一样的声音。那是个足够大的陵园，当我在里面逗留时几乎听不见外边路面上的喧闹。

那些英雄义士，年轻得令人心折，令人心碎，那过去时代的青春岁月，那过去年代里不计较成败利钝的激情和勇气，令人爱恨交加，热血奔流。那些一块块署名的墓碑和纪念碑，构筑了一个自由女神像。她在这个城市沉默着而能保存至今，令我惊讶。

德意志才儁说：“daiky不要太难过，事情慢慢会变好，不过时间长得厉害，人性？？中国人的还是在变好的，你读五四前后描绘社会的文字再看看现在，还是有变化的，美国这几十年的变化其实也不大，法国也未必大，只要你抛却表面的浮光掠影，不过人家是好的东西变得不多，这里是坏的东西变化不多，所以对将来的期望不必太高，也不必太低，共和还是可以实现的，你坐在家里也就行了，有我们呢。”

制度变得符合人性以后，人性自然变好，不过很慢，只是别代价太高了。”

我不是革命者，我没有勇气也缺乏力量。在这荒凉鄙陋的时代，我是凭栏袖手的看客。

2001年4月21—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