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创立了异于秦汉古文的唐代散文新格。欧阳修继他之后，领袖北宋文坛，革新诗文，又开创了宋以后中国古典散文的独特风貌。韩欧二人高举改革大旗，分别在唐、宋两代完成了对旧俗时弊的矫正和新的文学体系的建立。就文艺理论而言，韩愈以元、白新乐府为辅翼，完成了古文运动，荡涤六朝淫靡文风，树立儒家道统和雄伟峻峭的散文格局，为文学史上由唐文学向宋文学转变开辟了道路。欧阳修继承古文运动余绪，标举儒学大旗，在哲学上将韩愈的道统从高不可攀的位置上拉下来，使之更加切于北宋时局，在文风上将韩愈的雄浑外放化为内敛和优美，从而使文学创作渐臻于成熟。韩愈是一位伟大的创建者，欧阳修则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韩欧二人在散文理论的承传与发展的关系，可以从道的内涵、文道观及文风三个方面来论析。



　　　　　　　　　　　　（一）



永叔之于退之，在诸多理论之中，变化最大者有二，曰道曰文。文章本之于内容，发之于形式，道的内容不同，外在表现形式必将不同，文风必将大变，永叔是由内到外，都将退之观点做进一步的发展。

道本义为道路，《说文》曾云：“道，所行道也。”由此引申出多重意义。退之所谓道，即为儒家之道，是儒家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必须遵循的一种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规范。儒家思想严格强调宗法秩序，这对于封建王权的巩固和强化，具有高度的实用性，故而儒学一直是正统官方哲学。但在唐代，儒家正统地位受到佛道的冲击，以至于出现了三教鼎立的状况，加之当时社会君臣失道、藩镇割据、仁义不施，在这种社会状况下，韩愈奋起疾呼，重新阐释道的内涵，并建立了集大成的道统。

首先，韩愈确立他的道为承继严格、内容纯正的儒家之道。他在《答张籍书》中说:“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杨雄所传之道也。”“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为他的道明确了传袭的正统地位。韩愈又规定了道的具体内涵：“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它以仁义为前提将儒学与其它异端思想划清了界线，并强调了严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

退之的道统观念出现于中唐之时，自有其合理之处，当时社会弊端有二：佛道猖獗，侵占土地；藩镇割据，尾大不掉。退之之道，中心反对者便是这两大积弊。

唐代历代帝王大都佞佛，除武宗曾导演一出会昌法难的灭佛之事外，帝王将相都竞相拜佛。道教在唐本为国教，故而佛道之说在唐极盛，寺观有朝廷撑腰，大量侵占良田，不纳赋税，吏不能制，使国家收入锐减，这一现象早在中宗时辛替否，代宗时王缙都曾深表忧虑。到韩愈时，国势衰微，而僧侣地主势力更见恶性膨胀，势必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退之对此极为痛恨。所以他在《谏迎佛骨书>>中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奈何民不穷而且盗也。”

佛道猖獗，正如韩愈《原道》所指出的：“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直接导致人心涣散，封建秩序大乱，尤为韩愈所憎恶。

退之辟佛，并非从哲学上去批判佛老的虚妄，而纯从功利实用中来，主要在业报无征，蔑弃忠孝、混淆华夷、危害封建伦理关系上。反对僧侣地主大肆占用土地而不纳赋税、不服徭役，反对僧侣地主大量集田给封建经济带来的破坏，反对人们盲目信佛带来财物上的浪费，虽然险遭杀身之祸，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道统的正统性、权威性和纯洁性。

除辟佛之外，韩愈面对藩镇凶悍、皇权衰微，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强烈要求反对藩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和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他在《原道》中明确指出：“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人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君，则诛。”显然，这些话都是对藩镇悍将而言的。

韩愈之道，看似高玄不切，实与中唐政治经济状况紧密相联。至宋，光谈道统已无法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因此永叔论道，尤侧重于强调经世致用。

宋太祖一统全国，遂奖励儒学，后仁宗诏令天下州县立学，宋郊等并上奏改革科举：“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宋史·选举志》）自此，宋学应运而生，儒学也进入一个革新阶段。

正当以理学相标尚之风开始抬头之际，永叔却另辟途径，独张异帜，义利并陈，心存匡济，反空谈心性之说。永叔曾说：“性非学者之所急，圣人之所罕言。”（《答李翊第二书》），他所追求的是遵循礼制，并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不是迂远空疏的性命之说。永叔独树一帜，实非标新立异。时北宋建国未满百年，战乱初平，百废待兴。至仁宗朝已现中兴气象，然外有西夏北辽之忧，屡战屡败，屈己增币。内有冗官冗兵之费，课税繁重，百姓不堪其忧，有识之士已纷纷呼吁改革，庆历新政即发起于此时。而理学家仍在空谈心性，推衍数理，于事无济。这时的社会状况迫切要求有人能够提出一个有利于国富民强的哲学观。永叔以其卓识，对此痛下针砭，修《童子问》，疑《易》、《文言》、《系辞》非孔子所作，以《河图》、《洛书》为怪妄诸书，尽扫陈言，独标己见，他在《答李翊第二书》中云：

　　  “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事者，是以言之甚详，

　  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

　  也，故虽言而不究。”

这一段文字明确指出心性之言非始于圣人之道，实后学妄加之词。圣人之所言者，莫过于“人事之切于事者”，古之圣人犹言切于世用，何况今人！这就有力地批判了理学家虚无空幻的“道”，之后，永叔又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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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者与生俱生，而人之所皆有者也。为君子者，

　　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

　　不可以不修；使性果恶邪，自不可不修，人不可以不

　　治……，故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

　　为言。”

这里永叔再次强调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强调道的实践性格，强调论道必须与社会现实相结合，适应北宋社会状况，适应吏治的改革、国势的振兴，而不应谈一些虚无缥缈的、不切实际于事无补的性理之说。用于文章，则要求文章经世致用、内容真实、问题重大，从而大大缩短了道和人们的心理距离。

除了《答李翊第二书》之外，永叔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也反复阐释了这一观点：

　　　　“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

        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后又见于文章而发

        之，以信后世。”

这里，永叔提出了“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见于文章”的观点，可见这“道”仍是实际的、切于世用的，而不是无法履之于身、施之于事的理学家口中虚幻的心性之说。永叔又说：

　　　　“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不过教人树麻桑，

　　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而其事乃世人之

　　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

在这里，永叔反复强调了道的“切于事实”，反复指出先贤圣哲之道，也不过是为国家谋福祉的道，不过以“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论道必须“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这就要求把道的内容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要求士子善于观察社会，善于思考国政，不要写些空虚不切的文章，不仅要指出时弊，更要指出根源与改革方法，由此可知，永叔之道，实改革家之道，切于世用之道，而非理学家之道，与退之之道，更大有不同。试比较退之“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和永叔“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空言，”这两段文字，分别是韩欧二人对于文中所言之道的要求，当可见永叔比退之更加切于实际。

退之论道，重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似形而上者，实中唐形势所迫。永叔论道，重在经世致用，匡济天下，似琐而碎者，亦源于宋之时局。二人之道，自有其因，各得其果。永叔之道用于中唐，时天下大乱，人心崩析，自收效甚微；退之之道，于庆历年间，亦无补于朝政之用。何况永叔之道基于退之道统已立，人心归一，正为退之道统做一补充完善，将高高在上，不可侵犯之道拉回人间，使之显得更近人情，如其在《答宋咸书》中曾云“圣人之道在人情不远”，对于圣人之言，着眼点不在他所规定的人伦关系中尊卑名份的等级性，而突出其中的感情联系和交流，把抽象的理念的道转换成具体的、实在的、充满情性的道。

　　　　　　　　　　　（　二　）



欧阳修对于韩愈散文理论继承最多的便是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观点。但即使如此，韩欧二人的文道观仍是有一定程度的不同。

“文以明道”是古文运动的宗旨，古文运动始自唐李华、萧颖士、独孤及等人，他们确立了较为系统的儒家功利主义文学理论，提倡宗经复古，为文取法三代两汉，并提出了应以道为主、文以载道的观点，为韩愈的散文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韩愈对李、萧诸子的理论，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并独成一家的便是文以载道之说，他在《争臣论》中明确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在《题哀辞后》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则志乎古道也。”这一系列文道关系的论述，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对散文创作做了明确的规范。

首先，韩愈强调的是为文须“慎其实”，加强道德修养，以道德光辉来指导自己的散文创作。士子若企求“至于古之立言者”，则必须“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华，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霭如也”（《答李翊书》），这也就是说，道德修养是写文章成败的根本所在，要以德行为本，文章为末，韩愈以恢复古道为已任，提出这种观点是自然之事。

其次，韩愈认为气盛言宜，“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此处所谓的“气”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答李翊书》中说的“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再结合他对道的强调，便可得知，道德修养是一个要素，而另一部分，则应是对时事的了解、对道统的尊崇，只有气盛，才能写出“皆宜”之文。

在这里，韩愈并没有单单强调置道德修养和道统于不顾的文辞，他将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做了一个阐释：“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强调了声调、句式等可以更加有效地传达“道”的工具的特殊地位，这就突出了散文的文学价值，要求作者必须有熟练驾驭文字的能力。不过，韩愈眼中的文，仍是为了“志乎古道”，“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愈不仅仅要文以明道，更要因文以求道，中心是道，道是目的，是终点，是第一性的；而文是工具，是手段、是第二性的。

但是无论韩愈如何重视道，他都未曾忽视过文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从韩愈的散文创作中得知，他的文道观是文学家的文道观，而不是道学家的摒弃“文”的文道观。

对于韩愈文道说，宋人议论纷纷，周、程、朱等理学大师常讥之以倒学，但欧阳永叔独尊其为文宗，并积极提倡学习韩愈古文对于韩文湮灭二百余年表示极大的痛心：“呜呼！道固有行于远而止于近，有忽乎往而贵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恶之使然，亦其理有当然者，而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然也。”（《记旧本韩文传后》）

北宋初年，西昆体盛行文坛，一时间剽窃之风大起，多因袭前人、无病呻吟之句。理学家强调文以载道、轻视文学创作，只求些空谈心性的道。石介又在力振古道的同时形成了一种艰涩怪僻的太学体。归根结底，这些文学现象仍未将文道关系放好，因此，欧阳修便在韩愈“文以载道”的基础上提出了“道胜则文至”的观点，不忽视道，文章要经世致用，其《答吴充秀才书》中曾说道：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

　　远也，学者有所溺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 易

    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 则曰：

    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

　　于事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于此可以看出，欧阳修十分鄙薄那种欣然自诩于文章而弃百事不关于心的文士，认为正是这种文士自以为职于文，才导致了“至者鲜也”的结局。永叔认为言语之工、辞藻之丽往往是学者所溺之处，他们忽视了“百事”，因此“愈力愈勤而愈不至”，在这一点上，欧阳修在《与黄校书论文书》中云：

　　　　“见其弊而识其所以革之者，才识兼通，然后其

　　文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空言，盖见其弊，必见

　　其所以弊之因，若贾生论秦之失，而推古养太子之礼，

　　此可谓知其本矣。”

在这里永叔就提出了解决方法，要求作家才识兼通，作品要既能中于时病，还要指出根源和改革方法，批判那种专门表现个人患得患失之作，体现了永叔将政治改革与诗文革新相结合，文与世用结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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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叔的这种解决方法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同样一句话在《答祖择之书》中是这样说的：“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于文章辉光。”这里的道，不仅仅包括了孔孟儒学之道，士子道德修养之道，更主要的是“关心百事”。韩愈如他的前辈萧梁诸人一般，将重点放在士子的道德修养上，而欧阳修则突破了过于高玄的道德修养，强调政治改革、社会经验在文中的反映，强调如何改革吏治等。

但于永叔而言，并非意味着说，思想道德修养好的人不必化大力气就能写好文章，从而使文成为道的附庸，若是这样，倒与一些理学家的观点相似了，欧阳修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恰好表示了他文道并重、相互交融的自然境界，对于内容和形式、文与道，要求一种完美的结合：

　　　　“闻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

　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有英华， 非由磨

    饰染濯之所为，而由其质性坚实，而光辉之发自然也，

   《易》之《大畜》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谓夫畜于

    其内者实，而后发为光辉者日益以为大，夫强为则用力

    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又其辞不规模于前人，

    则必屈曲变态以随时俗之所好，鲜克自立，此其充于中

    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显然，欧阳修所要求的是道与文很好地结合起来：“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反对“巧其词以为华，张其言以为大”，在确定了道与文自然高妙地结合以后，他又要求内容充实的文章必须富有文采。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现于后世。”这就单独列出了文，不仅“事信”，而且“言文”，才能传之于后世。这里从理论上大大提高了文的地位。而不像韩愈那样“文以明道”，文始终是从属于道的工具。在永叔眼中，文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只有两者完美地结合，文章才能传之于后世。

对于文的独立价值和地位，永叔是反复强调的，“古人之学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与乐秀才第一书》）“其见于言者，又有能有不能也。”（《送徐无党南归序》）从作家的才能、文体、风格的不同来说明道是不能完全代替文的。这种对于文的独立价值的高度肯定，正是永叔对于韩愈文道观的发展与创新，从而体现了文学的艺术审美作用在宋朝比唐朝更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重视。





　　　　　　　　　　　　（　三　）



对于道的不同认识，自然造成了文风的不同，退之尚道统，其文故奇诡雄浑，永叔以世用为道，其文切近自然，平易优美，此皆所载道不同的缘故。

韩愈为一代文宗，虽力求主道，但不仅自身有极高的文学造诣，对于如何创作，也有一系列的独到见解。

首先，韩愈妥善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对于秦汉古文，他广泛吸收，转益多师，他在《进学解》中如此说道：“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这一段话可见韩愈对于古文批判继承的态度。

其实从文章体制来看，韩愈散文已完全不同于先秦两汉质朴无华的散行文体，从句式声韵词藻等方面都融入了骈文的技巧，而不是一味地否定骈文。他主张文章要“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宜，金石谐和”（《送权秀才书》），这都涉及到骈体偶句和声律等技法。他的一些名篇如《送穷文》《进学解》等，都是刻意借鉴骈文手法如排比对偶等，显得工致缜密、气势滂博。刘熙载于《艺概》亦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可知韩愈散文得益于前人者甚多。

仅师承前人，韩愈仍无法成为一代文宗，只有务去陈言，力求独创，才能有所收获。人们归结韩愈文风，一般为雄奇、奇伟，总不脱奇字。李肇甚至在《唐国史补》中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可见尚奇尚诡，正是韩愈独特之处。韩愈自己亦称“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其继承前人却又复变求奇之心，可见一斑。这就要求古文创作“能自树立不因循也”。

求新求奇对于韩愈而言，就是务去陈言、自铸伟词、避熟就新。韩愈古文，对于“奇”字的追求，不仅是语言，更在构思、结构诸方面，以奇胜，以气胜，达到构思精奇、语言新奇、气势雄奇。

但由于韩愈矫枉过正，也曾有些“怪怪奇奇”惟求冷辟艰涩的作品，加之后人曲解，只在字句上求奇涩，而置韩愈曾说过“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于不顾，继韩愈之后有的韩门弟子一度流入求奇求怪的艰涩境界，古文运动以致消声匿迹。

直至北宋初年，永叔复起，倡导文学革新，再度提倡韩愈散文，当时永叔观点有三：一，反对奇涩怪僻之文；二，简而有法；三，倡论平易流畅优美工作。

当永叔领袖文坛之前，太学体风靡一时，但求奇怪冷僻，故作艰深古奥，永叔对这些深为不满，这就与韩愈有了区别。韩愈不仅自己避熟就新，而且对于为文奇险的扬雄、樊宗师也极为推尊。对此，永叔深表不满，他在《绛守居园池记》中评樊文云：“异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独出无古初。穷荒搜幽入有无，一语诘曲百般纡，孰云己出不剽袭，句断欲学般庚书。”可见永叔对此的深恶痛绝。

对待前人，永叔是直言不讳地批评；对待当时太学体，永叔更是不顾情面地纠谬。当时非常著名的一件学案就是嘉佑二年知贡举力纠文风之事。欧阳发等叙述永叔事迹记此事云：

　　　　“嘉佑二年，先公知贡举，时学者为文，以新奇

　　相尚， 文体大坏。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

　　语，怪诞如‘周公　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太平

　　之基’之说，公深革其弊， 一时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

    ，黜落几尽，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

    等，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

    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公之力也。”

由此可见欧阳修力纠怪僻文风的决心。

 在破除旧弊之后，在文章的表现方法和语言风格方面，永叔又主张简而有法和流畅优美自然。

“简而有法”出自《尹师鲁墓志铭》，尹洙为文谨严，不事繁缛，故永叔称其为文“简而有法”，表现出永叔对于文章的普遍要求。要求内容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意深言简，善于剪裁。“止大节，期于久远”（《与杜诉论祁公墓志书》），这是永叔长年修史得出的经验。要做到文章的简而有法，除了善于取材、布局外，语言的精炼和概括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朱子语类》中曾记载永叔炼字一例：

　　　　“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

　　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周必大在《欧阳文忠公集序》中也说：

　　　　“前辈尝闻公作文, 揭之壁前，朝夕改定，今观

　　手书《秋声赋》，凡数本，刘原父手本亦至再三，而

　　用字往往不同。”

从这些例子中可见永叔对于语言锤炼和形式技巧的重视。

但永叔也不是一味地追求简约，“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稍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洁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这就又提出了自然之至和平易优美的要求。永叔自己作文，就是以平易优美做为最高要求的，《醉翁亭记》一文三百余字，二十几个“也”字，使文势迂徐往返，流畅回环，读来荡气回肠。要做到优美，则必须大量借用骈文声律句式，永叔不仅仅推崇古文，亦推崇西昆刘杨诸人之作和骈文佳作，永叔自身也是骈文大家。正因为永叔的转益多师，不拘一格，他的散文才达到了流畅优美的极致。

永叔主张流畅自然、反对古奥艰深的文风同他对于道的见解是一致的。因为他主张道应该是“易知而可法”，其文则必须是“易明而可行。”这一观点对于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退之到永叔，人们的审美旨趣发生了一种变化：即从崇尚骨力到倾心于风神姿态，从阳刚到阴柔的转变。其实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个体文风的转变，更是整个创作群体风格的转变，也就是由唐代文学向宋代文学的转变（这两个文学时代划分并不是年代的划分，而是根据文风划分而冠以朝代之名）。这种风格的转变原因很复杂，除了文学自身发展原因之外，经济、政治、文化、哲学各方面融合在一起影响着文学的风格。如韩愈所在的中唐，虽离开天盛世久矣，但盛唐气象余波仍在，唐朝人固有的自信和骄傲仍影响着中唐人的心理，韩愈新儒学也是横空出世，所以，在韩愈的文学创作中，仍能感觉到如潮水般的雄浑气势，所以，纵是奇、险、怪，也烘托出一份雄伟壮观的气势。对于永叔来说，宋朝并非一个强盛的帝国，内忧外患使人们失去了汉唐时泱泱大国的自信，理学的诞生、三教的合一、朝延的偃武修文苟且偷安使人们失去了外向刚健的民族性，而转向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和修养。城市经济的繁荣、国势的暂时稳定使士大夫又追求声色之娱，人们的审美观由盛唐时的追求刚健雄壮转为对圆熟、优美、流畅的欣赏。反映到文章上，也就形成了平淡隽永、和谐优美的风格。所以韩欧二人文学理论的创立与发展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理论修养积累所得，更是整个社会需求在他们身上的反映和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