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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盛唐高岑边塞诗(之一)(人教版九年级选修)
 自从南朝以来,边塞征戍的题材便逐渐为诗人所注目,成为吟咏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以鲍照、吴均、卢思道、骆宾王、陈子昂等在这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但还没有条件足以形成一个诗歌流派。到了盛唐,由于边塞战争频繁(包括抵御少数民族骚扰入侵的防卫战争和统治者穷兵黩武,开疆拓土的扩边战争),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考试而进身容易得多,于是大批文士投身戎幕,奔赴边塞,再加上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奇情壮采的边塞征戍诗便大大发展起来,形成一股澎湃的潮流,成为文学史上的壮观。而人们通常谈论边塞诗,言必及高适、岑参。高、岑二人均以边塞诗享有盛名而被视为唐代边塞诗人的代表。杜甫曾这样评价他们:“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1]他们边塞诗的浑厚风格、激昂情调切合边塞诗的题材,确立了边塞诗在唐诗中的地位。

一、高、岑生平

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早年贫寒,曾去长安求仕不遇,二十岁后漫游长安、蓟门、梁、宋等地,过着“混迹渔樵”的流浪生活,落拓失意,甚至“以求丐取给”(《旧唐书》本传)。天宝初,曾任封丘县尉,因不堪“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而去职。后客游河西,为河西,为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掌书记,历官淮南、西川节度使,终散骑常侍,故有“高常侍”之称。他饱经忧患,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边塞情况和军中生活较为熟悉。[2]

岑参(715—770)南阳(今属河南)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幼时丧父,家境穷困,从兄就读,遍览经史,天宝进士。曾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后随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几度出塞,久佐戎幕,在塞外度过六、七年,对边地征战生活体验较深。官至嘉州刺史,故世有“岑嘉州”之称。[3]

二、高、岑边塞诗格调的形成

高、岑把诗歌当作自己精神的栖息地,在诗歌里倾诉自己的抱负,无所遮掩地表现自己的性情。相较而言,高适的诗歌虽然写得不及岑参那样奔放,但性情显得更为豪爽,把自己慷慨任气的性情融于诗,表现出傲岸自许。他在赴长安求官时写过一首意气豪迈的《别韦参军》,诗的前四句道:“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此时的他自以为通文武之道,只要愿意,建功立业是很容易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长安求官遇到挫折,在无奈中转向边塞寻求新的入仕途径。这时,他恃才自傲的情绪没有完全消退,未赴边塞而想象到边塞立功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止不住内心的豪情;“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他以为只要置生死于度外就可以功成名就。当他到了边塞,才知道以前想象的立功边塞不容易成为现实,昂奋的精神受到了冷落,高涨的情绪跌到了低谷,反思人生,清醒地面对生活:

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北上登蓟门,

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

淇水徒自流,浮云不堪托,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不然买山田,一身与

耕凿。且欲同鹪鹩,焉能志鸿鹄。(《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

这首自叙生平、胸怀的诗与他的《别韦参军》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生活本身教育他重新认识自我,不再说“二十解书剑”一类的话。他对于前途的信心完全被严峻的现实的生活化解了,没有能力展抱负、图宏业,似乎应该归于山林田园,做一个自耕自食的隐士。

此后高适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反反复复表白空有大志,白读诗书。“一生徒羡鱼。四十犹聚萤。从此日闲放,焉能怀拾青”(《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却又在叙说人生时自我安慰:“蹇质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这几乎是他一生前四十年的总结,他对自己很失望,想放弃对于社会政治的追求;在追求无奈之际觉得功名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追求的必要。实际上他内心对怀才不得其用很不甘心,说起话来愤激得很。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曾对高适的性格如是评价:“他虽没有王维、孟浩然的澹远,李白的清丽奔放,却自有一种壮激致密的风度,为王孟他们所没有的。”

高适以自身的才学为本,以建功立业为标尺,他自视太高,稍有坎坷,情绪的起伏就相当大,直到生活的挫折使他日显深沉,愤世之心取代了立世之心。他47岁时才做封丘县尉,并不快活,曾在《封丘县》里自诉苦闷;“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他似乎想步陶渊明的后尘归隐田园。高适的归隐思想在不得志之后长期存在,在弃官不为上,他效法过陶渊明,但所弃的是封丘县尉,并不能够从此沉溺于江湖山林不入仕途。他弃小官是不愿为小官而谋求高位,使弃官只是一时以退为进的策略,终究没有隐居,反为官渐渐显达。当他为官显达的时候,生活少了锐气而有点平庸。

岑参早年家境贫寒,赖刻苦攻读长了才干,在长安十年才受命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并不如意,也想走立功边塞的道路,以获升迁。初到边塞,岑参兴奋不已,他在《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中,表现自己在“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里切实地悟出文人在边塞可以被改造成武将的。一旦他在边塞生活下来,环境变了,这才发现建功立业不是想象的样子,与意愿相违背。他在《题虢州西楼》中说:“错料一生事,蹉跎今白头。纵横皆失计,妻子也堪羞。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愁来无去处,只上郡西楼。”所谓错料一生事,其实是错以为可以立功边塞,不是他没有才干,而是“边城寂无事”不得不“抚剑空徘徊”(《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一时间英雄无用武之地,怨言与丹心共存。安史之乱爆发,焕发了他的爱国情思,以忠义和悲愤的情怀重视人生和现实:“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手哭苍昊”(《行军诗》其一);“早知逢乱世,少小漫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偶从谏官列,谬向丹墀趋。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抚剑伤世路。哀歌泣良田。功业今已迟,览镜悲白须。平生抱忠义,不敢私微躯”(《行军诗》其二)。社会的灾难、内心的哀伤与他欲报国而无以报国的痛苦相融合,真切地再现了“建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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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塞,岑参感受的是生活太平,安宁,使他忧虑自己不能够建功立业。岑参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岁月的流逝和功名的未立,二者成为他常咏的诗歌主题:

微才弃散地,拙宦惭清时。

白发徒自负,青云难可期

《虢中酬陕西甄判官见赠》

终岁不得意,春风今复来。

自怜蓬鬓改,羞见梨花开。

《春兴思南山旧庐招柳建正字》

在《郡斋闲坐》诗里,岑参对自己不能有所作为感到悲哀,以徇禄违反性情流露出对追求功名的悔意。岑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本来,岑参博学工文,在慷慨任气上不及高适。但边塞生活对他的磨炼,丰富了诗歌创作,使他有的边塞诗也趋于豪放。

高适、岑参赴身边塞对功业的追寻是盛唐时代文人才士的自然表现,同时,对于真的在边塞上建功立业的人怀有很深的羡慕之情。高适在《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中道:

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气群山动。杨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

连孥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

黄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与岩险,铁骑若云屯。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

威稜慑沙漠,忠义感乾坤。

他依据传闻渲染哥舒翰战九曲的激烈场面,夸耀哥舒翰的英武勇猛和赫赫武功。岑参则写过《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对封长清在播仙战胜吐蕃的武功也是极力称道,其五、其六分别写道;“蕃军遥见汉家营,满谷连山遍哭声。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暮雨旌旗湿未干,胡烟白草日光寒。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空马鞍。”单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高适、岑参对边塞战争的胜利怀有异常喜悦的心情,对哥舒翰和封长清的歌颂,也是歌颂唐王朝的声威,并以哥舒翰和封长清的武功,婉转地表现了自己所追求的功业的内涵。

高适、岑参的人生意愿与现实生活的不吻合引起各自的心理冲突,使诗歌成为最好的宣泄形式。他们在诗歌里流露出来的人生情志和忧伤的一致性,使边塞诗常常以建功立业为重心,以此建构自己的诗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的理想和失望、昂奋和忧郁的人生情绪或各有表现,或相互融合在一起,成为他们边塞诗的基本格调:豪壮与悲愤相兼,并通过边塞战事和风情得以生动地表现。尽管高岑的思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性情和表现边塞时所选择的表现对象、语言形式是不尽相同的,使他们的边塞诗自然具有了个性特征。

三、高、岑同中有异的诗风

《新唐书》本传说高适诗歌创作“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则传播吟玩”;说岑参“属词清尚,用心良苦。词调尤高,唐兴罕见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每篇绝笔,人辄传诵”。这番描述说明高岑的许歌创作风格,在表现上彼此有异,在社会影响上则有共同的地方,他们的诗歌为人们喜爱,影响所及的程度足以见出诗歌的非凡成就。对于他们的诗歌风格,前人多有评说,论其同的,说高岑诗的风骨同,诗歌刚健有力,“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严羽《沧浪诗话》)。论其异的,说两人在创作风格上,“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陈绎曾《唐音癸签》卷五引《吟谱》);“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

高、岑以边塞入诗走了不同的创作道路。他们较少接受王之涣、李颀、王昌龄边塞诗的表现形式和风格,较多地受唐太宗、骆宾王等人边塞诗的影响,以古风的形式、铺述的手法表现边塞战事和风情。这适合他们奔放或积郁情感的流动,但他们的忧郁胜于奔放,对功名的挂念使他们施展不开胸怀,说是要归隐又不是真心归隐,于是边塞诗在他们手上少了王之涣、王昌龄的活泼灵动,多了浑厚深沉。高、岑的边塞诗同中有所不同,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比较。

⒈ 豪放与敦厚

高适把侠士风度融入诗,使诗情豪放,诗语快捷;岑参则把儒雅之气融入诗,使诗情敦厚,诗语舒缓。

高适慷慨有大志,尚节义,务功名,好谈论王霸之术,侠义之举。“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蓟门行五首》),“横行”所求的“声名”,是高适的一桩心事,他在说幽州人的时候,内心亦怦然而动,“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向往立功边塞,自以为轻而易举,有时出语狂傲。“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他的《塞下曲》最能反映这种情绪: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鼓雷殷地,

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琱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

太白高,战罢旄头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方。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他到过边塞,未能建立功业,而这首诗借战士征战的一生,从慷慨从戎到功成受奖,重现他自我的英勇精神和豪迈气概。诗以出征为起点,以“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表现激烈的战斗过程,然后是功成受奖。以昧此道则成老翁的议论收束。这种表现形式使全诗有很强的叙事性,诗既粗矿地把出征和战斗写得极有气势,意欲横扫千军,果然是横扫千军;又以“日轮驻霜戈,月魄悬琱弓”的工笔,展现战士雪亮的戈矛上闪动着太阳的光辉,皎洁的月光挂在有花纹的弓箭上,使刚劲的诗充满了诗情画意。其实这首诗多是想象之词,他以为出使边塞就能够纵情地、奋不顾身地施展自己的本领,纵横厮杀,然后就大功告成。所以对皓首穷经者很不以为然,“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深谙诗文之道,在这里似乎看透了习文没有出路,人生一世。大可不必皓首穷经。和这种人生精神相应。语言刚健有力,一呵而下。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评价高适说:“他的诗也到处都显露出以功名自许的气概”,“所以他的作风,于舒畅中又透着壮烈之致,于积极中更露着企勉之意”。

岑参则比他斯文得多,相似的内容经岑参表现,语言的舒缓和情感的缠绵让人感觉到他性情的柔弱,他对人生的认识比较明确,在《送费子归武昌》诗中曾写道:“勿叹蹉跎白发新,应须守道勿羞贫。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他虽是劝慰失意的费子不要颓丧,同时也是他内心世界的表露。“守道”是人生的要义,这一点有很深的传统儒家思想的痕迹,为道,贫困可以不计;为道,不应该隐居避世。而道是什么呢?对于岑参来说也就是尽忠报国。此时立功边塞似乎是最佳途径,他在赴安西途中写过一首《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其中说: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山口月欲出,

先照关城楼。溪流与松风,静夜相飕飕。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与子

且携手,不愁前路修。

在家与国、妻子与君王之间,他以“万里赴王事,一身无所求”的献身精神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国与君王,甘愿承受边塞的艰苦生活。他这时候仍然沉浸在对边塞生活的憧憬当中,同样认定到了边塞就可以建功立业。他虽然把边塞的生活写得很苦,但国家和君王利益高于一切,个人之苦实在算不了什么,并以“与子且携手,莫愁前路修”表现了同仇敌忾的英雄气概,不仅是自己精神振奋,而且要同人也怀有他一样的情绪。 岑参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绪并不是特别昂奋,不能不奉王事的无奈渗透其间;不为妻子儿女的生计考虑,依旧少不了发自内心的思家之情,“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儿女私情足以化解英雄之气,不及高适诗中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麟鳞阁,入朝明光宫”的豪爽。岑参常直接置身于这些诗中,表现自己的言与行,文气有余而豪兴不足。情感难以割舍,诗终究显得有点柔弱。“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一首《逢入京使》就是最好的表征。再如《银山碛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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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

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

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诗中对铁门关风、月、胡沙的描写,是自然形于诗的边塞风情,足见边塞生活的艰苦。这和他对人生的追求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岑参以此为铺垫,映衬对功名的追求,只要能够建立功名,甘愿投笔从戎,承受边塞之苦。不过他诉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的时候,无形中包含了自我“终日守笔砚”的现实,在难以忍耐的岁月里他还是忍耐着,苦闷萦怀。身为一介文士,从文得不到发履,投笔从戎是不得已的事,赴身边塞却“双双愁泪”’一个“愁”字,在这里尽现出文人的气习,缺乏豪健的人生精神。

⒉ 悲壮情怀与雄杰气象

高适在边塞诗中较多地表现出悲壮情怀,儒雅的岑参则在边塞诗中以出征的将士勾画出雄杰气象。相应地,高适的这些边塞诗就显得情感沉郁,岑参的情感则偏于高昂。

高岑的边塞诗悲壮,是自古以来许多人的共识,高岑自觉地把对人生的直接或间接体验融入边塞之事与边塞之景,盼望出征却又有很浓厚的恻隐之心,为血与火的争斗下的牺牲伤感,同时并不愿意削弱本来怀有的英雄性情,诗的悲壮就是必然的。在这方面,高、岑的边塞诗虽然有相同的地方,但高适的悲壮略胜一筹。这不是因为他的情绪易于随客观环境和自我的遭遇摇摆,能大起大落,而是他以功名心为转移在边塞诗里表现自我的人生,又能从拯济百姓的愿望出发,关注下层人的生活。“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因下层人的不幸命运激发悲壮之情,使他边塞诗的悲壮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圈子,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高适诗歌的“气象比不上岑参的奔放,然格调高远,富于苍凉的情韵”,“在描写边塞的风光、战争的场面下,同时又表露出征夫的疾苦,少妇的情怀,故能于高壮的诗风里,呈现出慷慨之音”。高适写过《蓟门行五首》,其一道:“蓟门逢故老,独立思氛氲。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其五:“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前一首写一个老兵的遭遇,他征战一生,少壮赴沙场,如今已是鬓发皆白,孤身一人,功业无着,也不用再谈功业了,这是很可悲的。更可悲的是,他征战一生,居然连将军也不认识,叫人相对无言。后者写边塞战场,战斗激烈。高适写得很含蓄,说“古树满空塞”,战斗的残酷可以想见。同人死于战场,侥幸者既有丧友之痛,又有孤独而思乡的悲凉。这两首诗很短,关涉人的生死命运,情感的容量却相当大。最能表现高适悲壮情怀的是《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

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

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

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

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

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是高适最有影响的七言古诗。这首诗以豪壮为基调,兼以悲愤,以叙述场景的转换构成全诗的跌宕起伏。先以豪壮之调扬起,“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是何等的富有气势,随之写战士之死、少妇之思,豪壮之气弱而悲愤之气生。既而以“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豪壮取代悲愤。最后以自己的抒情、议论作结,情绪下落。同时,这首诗采用合而后分的表现方法,“男儿本自重横行”,既是写将军,又是写战土。高适把重心放在战士身上,写战士慷慨应征,不畏寒苦,浴血奋战,以身殉国,实践着男儿重横行的人生准则。将军呢?“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赴死与乐生相成了鲜明的对比;“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对此唐汝询曾在《唐诗解》里评价道,汉将邀功生衅,恃恩轻敌,致使征人久戍不归,战士苦于征战而思李将军守备以息兵,彼此共享太平安宁。高适通过戍边战士的遭遇和生活感受婉转地表现了自己的情怀,他并非因战士的悲壮而悲壮,而是把自己的精神借助战士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依然是充满矛盾的,为功名赶身边塞理应杀敌立功,为征人之苦则应消弥战争,让征人无须慷慨献身,无须遥隔万里思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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