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南朝以来，边塞征戍的题材便逐渐为诗人所注目，成为吟咏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以鲍照、吴均、卢思道、骆宾王、陈子昂等在这方面的成就较为突出，但还没有条件足以形成一个诗歌流派。到了盛唐，由于边塞战争频繁（包括抵御少数民族骚扰入侵的防卫战争和统治者穷兵黩武，开疆拓土的扩边战争），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考试而进身容易得多，于是大批文士投身戎幕，奔赴边塞，再加上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奇情壮采的边塞征戍诗便大大发展起来，形成一股澎湃的潮流，成为文学史上的壮观。而人们通常谈论边塞诗，言必及高适、岑参。高、岑二人均以边塞诗享有盛名而被视为唐代边塞诗人的代表。杜甫曾这样评价他们：“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1]他们边塞诗的浑厚风格、激昂情调切合边塞诗的题材，确立了边塞诗在唐诗中的地位。

一、高、岑生平

高适（702—765）字达夫，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早年贫寒，曾去长安求仕不遇，二十岁后漫游长安、蓟门、梁、宋等地，过着“混迹渔樵”的流浪生活，落拓失意，甚至“以求丐取给”（《旧唐书》本传）。天宝初，曾任封丘县尉，因不堪“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而去职。后客游河西，为河西，为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掌书记，历官淮南、西川节度使，终散骑常侍，故有“高常侍”之称。他饱经忧患，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边塞情况和军中生活较为熟悉。[2]

岑参（715—770）南阳（今属河南）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幼时丧父，家境穷困，从兄就读，遍览经史，天宝进士。曾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后随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几度出塞，久佐戎幕，在塞外度过六、七年，对边地征战生活体验较深。官至嘉州刺史，故世有“岑嘉州”之称。[3]

二、高、岑边塞诗格调的形成

高、岑把诗歌当作自己精神的栖息地，在诗歌里倾诉自己的抱负，无所遮掩地表现自己的性情。相较而言，高适的诗歌虽然写得不及岑参那样奔放，但性情显得更为豪爽，把自己慷慨任气的性情融于诗，表现出傲岸自许。他在赴长安求官时写过一首意气豪迈的《别韦参军》，诗的前四句道：“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此时的他自以为通文武之道，只要愿意，建功立业是很容易的事。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长安求官遇到挫折，在无奈中转向边塞寻求新的入仕途径。这时，他恃才自傲的情绪没有完全消退，未赴边塞而想象到边塞立功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止不住内心的豪情；“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塞下曲》)。他以为只要置生死于度外就可以功成名就。当他到了边塞，才知道以前想象的立功边塞不容易成为现实，昂奋的精神受到了冷落，高涨的情绪跌到了低谷，反思人生，清醒地面对生活：

自从别京华，我心乃萧索。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北上登蓟门，

茫茫见沙漠。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

淇水徒自流，浮云不堪托，吾谋适可用。天路岂寥廓?不然买山田，一身与

耕凿。且欲同鹪鹩，焉能志鸿鹄。(《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

这首自叙生平、胸怀的诗与他的《别韦参军》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生活本身教育他重新认识自我，不再说“二十解书剑”一类的话。他对于前途的信心完全被严峻的现实的生活化解了，没有能力展抱负、图宏业，似乎应该归于山林田园，做一个自耕自食的隐士。

此后高适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反反复复表白空有大志，白读诗书。“一生徒羡鱼。四十犹聚萤。从此日闲放，焉能怀拾青”(《奉酬北海李太守丈人夏日平阴亭》)。却又在叙说人生时自我安慰：“蹇质蹉跎竟不成，年过四十尚躬耕。长歌达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后名”(《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这几乎是他一生前四十年的总结，他对自己很失望，想放弃对于社会政治的追求；在追求无奈之际觉得功名没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追求的必要。实际上他内心对怀才不得其用很不甘心，说起话来愤激得很。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曾对高适的性格如是评价：“他虽没有王维、孟浩然的澹远，李白的清丽奔放，却自有一种壮激致密的风度，为王孟他们所没有的。”

高适以自身的才学为本，以建功立业为标尺，他自视太高，稍有坎坷，情绪的起伏就相当大，直到生活的挫折使他日显深沉，愤世之心取代了立世之心。他47岁时才做封丘县尉，并不快活，曾在《封丘县》里自诉苦闷；“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他似乎想步陶渊明的后尘归隐田园。高适的归隐思想在不得志之后长期存在，在弃官不为上，他效法过陶渊明，但所弃的是封丘县尉，并不能够从此沉溺于江湖山林不入仕途。他弃小官是不愿为小官而谋求高位，使弃官只是一时以退为进的策略，终究没有隐居，反为官渐渐显达。当他为官显达的时候，生活少了锐气而有点平庸。

岑参早年家境贫寒，赖刻苦攻读长了才干，在长安十年才受命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并不如意，也想走立功边塞的道路，以获升迁。初到边塞，岑参兴奋不已，他在《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诗中，表现自己在“侧身佐戎幕，敛衽事边陲”里切实地悟出文人在边塞可以被改造成武将的。一旦他在边塞生活下来，环境变了，这才发现建功立业不是想象的样子，与意愿相违背。他在《题虢州西楼》中说：“错料一生事，蹉跎今白头。纵横皆失计，妻子也堪羞。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愁来无去处，只上郡西楼。”所谓错料一生事，其实是错以为可以立功边塞，不是他没有才干，而是“边城寂无事”不得不“抚剑空徘徊”(《登北庭北楼呈幕中诸公》)，一时间英雄无用武之地，怨言与丹心共存。安史之乱爆发，焕发了他的爱国情思，以忠义和悲愤的情怀重视人生和现实：“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手哭苍昊”(《行军诗》其一)；“早知逢乱世，少小漫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偶从谏官列，谬向丹墀趋。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抚剑伤世路。哀歌泣良田。功业今已迟，览镜悲白须。平生抱忠义，不敢私微躯”(《行军诗》其二)。社会的灾难、内心的哀伤与他欲报国而无以报国的痛苦相融合，真切地再现了“建安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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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塞，岑参感受的是生活太平，安宁，使他忧虑自己不能够建功立业。岑参感受最强烈的就是岁月的流逝和功名的未立，二者成为他常咏的诗歌主题：

微才弃散地，拙宦惭清时。

白发徒自负，青云难可期

《虢中酬陕西甄判官见赠》

终岁不得意，春风今复来。

自怜蓬鬓改，羞见梨花开。

《春兴思南山旧庐招柳建正字》

在《郡斋闲坐》诗里，岑参对自己不能有所作为感到悲哀，以徇禄违反性情流露出对追求功名的悔意。岑参“累佐戎幕，往来鞍马烽尘间十余载，极征行离别之情，城障塞堡，无不经行。”本来，岑参博学工文，在慷慨任气上不及高适。但边塞生活对他的磨炼，丰富了诗歌创作，使他有的边塞诗也趋于豪放。

高适、岑参赴身边塞对功业的追寻是盛唐时代文人才士的自然表现，同时，对于真的在边塞上建功立业的人怀有很深的羡慕之情。高适在《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中道：

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作气群山动。杨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

连孥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

黄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与岩险，铁骑若云屯。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

威稜慑沙漠，忠义感乾坤。

他依据传闻渲染哥舒翰战九曲的激烈场面，夸耀哥舒翰的英武勇猛和赫赫武功。岑参则写过《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对封长清在播仙战胜吐蕃的武功也是极力称道，其五、其六分别写道；“蕃军遥见汉家营，满谷连山遍哭声。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暮雨旌旗湿未干，胡烟白草日光寒。昨夜将军连晓战，蕃军只见空马鞍。”单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出，高适、岑参对边塞战争的胜利怀有异常喜悦的心情，对哥舒翰和封长清的歌颂，也是歌颂唐王朝的声威，并以哥舒翰和封长清的武功，婉转地表现了自己所追求的功业的内涵。

高适、岑参的人生意愿与现实生活的不吻合引起各自的心理冲突，使诗歌成为最好的宣泄形式。他们在诗歌里流露出来的人生情志和忧伤的一致性，使边塞诗常常以建功立业为重心，以此建构自己的诗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的理想和失望、昂奋和忧郁的人生情绪或各有表现，或相互融合在一起，成为他们边塞诗的基本格调：豪壮与悲愤相兼，并通过边塞战事和风情得以生动地表现。尽管高岑的思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性情和表现边塞时所选择的表现对象、语言形式是不尽相同的，使他们的边塞诗自然具有了个性特征。

三、高、岑同中有异的诗风

《新唐书》本传说高适诗歌创作“以气质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则传播吟玩”；说岑参“属词清尚，用心良苦。词调尤高，唐兴罕见此作。放情山水，故常怀逸念，奇造幽致，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与高适风骨颇同，读之令人慷慨怀感。每篇绝笔，人辄传诵”。这番描述说明高岑的许歌创作风格，在表现上彼此有异，在社会影响上则有共同的地方，他们的诗歌为人们喜爱，影响所及的程度足以见出诗歌的非凡成就。对于他们的诗歌风格，前人多有评说，论其同的，说高岑诗的风骨同，诗歌刚健有力，“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严羽《沧浪诗话》）。论其异的，说两人在创作风格上，“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陈绎曾《唐音癸签》卷五引《吟谱》）；“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

高、岑以边塞入诗走了不同的创作道路。他们较少接受王之涣、李颀、王昌龄边塞诗的表现形式和风格，较多地受唐太宗、骆宾王等人边塞诗的影响，以古风的形式、铺述的手法表现边塞战事和风情。这适合他们奔放或积郁情感的流动，但他们的忧郁胜于奔放，对功名的挂念使他们施展不开胸怀，说是要归隐又不是真心归隐，于是边塞诗在他们手上少了王之涣、王昌龄的活泼灵动，多了浑厚深沉。高、岑的边塞诗同中有所不同，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比较。

⒈ 豪放与敦厚

高适把侠士风度融入诗，使诗情豪放，诗语快捷；岑参则把儒雅之气融入诗，使诗情敦厚，诗语舒缓。

高适慷慨有大志，尚节义，务功名，好谈论王霸之术，侠义之举。“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蓟门行五首》)，“横行”所求的“声名”，是高适的一桩心事，他在说幽州人的时候，内心亦怦然而动，“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向往立功边塞，自以为轻而易举，有时出语狂傲。“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他的《塞下曲》最能反映这种情绪：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鼓雷殷地，

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琱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

太白高，战罢旄头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方。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他到过边塞，未能建立功业，而这首诗借战士征战的一生，从慷慨从戎到功成受奖，重现他自我的英勇精神和豪迈气概。诗以出征为起点，以“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表现激烈的战斗过程，然后是功成受奖。以昧此道则成老翁的议论收束。这种表现形式使全诗有很强的叙事性，诗既粗矿地把出征和战斗写得极有气势，意欲横扫千军，果然是横扫千军；又以“日轮驻霜戈，月魄悬琱弓”的工笔，展现战士雪亮的戈矛上闪动着太阳的光辉，皎洁的月光挂在有花纹的弓箭上，使刚劲的诗充满了诗情画意。其实这首诗多是想象之词，他以为出使边塞就能够纵情地、奋不顾身地施展自己的本领，纵横厮杀，然后就大功告成。所以对皓首穷经者很不以为然，“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深谙诗文之道，在这里似乎看透了习文没有出路，人生一世。大可不必皓首穷经。和这种人生精神相应。语言刚健有力，一呵而下。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评价高适说：“他的诗也到处都显露出以功名自许的气概”，“所以他的作风，于舒畅中又透着壮烈之致，于积极中更露着企勉之意”。

岑参则比他斯文得多，相似的内容经岑参表现，语言的舒缓和情感的缠绵让人感觉到他性情的柔弱，他对人生的认识比较明确，在《送费子归武昌》诗中曾写道：“勿叹蹉跎白发新，应须守道勿羞贫。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他虽是劝慰失意的费子不要颓丧，同时也是他内心世界的表露。“守道”是人生的要义，这一点有很深的传统儒家思想的痕迹，为道，贫困可以不计；为道，不应该隐居避世。而道是什么呢?对于岑参来说也就是尽忠报国。此时立功边塞似乎是最佳途径，他在赴安西途中写过一首《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其中说：

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山口月欲出，

先照关城楼。溪流与松风，静夜相飕飕。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与子

且携手，不愁前路修。

在家与国、妻子与君王之间，他以“万里赴王事，一身无所求”的献身精神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国与君王，甘愿承受边塞的艰苦生活。他这时候仍然沉浸在对边塞生活的憧憬当中，同样认定到了边塞就可以建功立业。他虽然把边塞的生活写得很苦，但国家和君王利益高于一切，个人之苦实在算不了什么，并以“与子且携手，莫愁前路修”表现了同仇敌忾的英雄气概，不仅是自己精神振奋，而且要同人也怀有他一样的情绪。 岑参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绪并不是特别昂奋，不能不奉王事的无奈渗透其间；不为妻子儿女的生计考虑，依旧少不了发自内心的思家之情，“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儿女私情足以化解英雄之气，不及高适诗中的“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麟鳞阁，入朝明光宫”的豪爽。岑参常直接置身于这些诗中，表现自己的言与行，文气有余而豪兴不足。情感难以割舍，诗终究显得有点柔弱。“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一首《逢入京使》就是最好的表征。再如《银山碛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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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碛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

双双愁泪沾马毛，飒飒胡沙迸人面。

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

诗中对铁门关风、月、胡沙的描写，是自然形于诗的边塞风情，足见边塞生活的艰苦。这和他对人生的追求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岑参以此为铺垫，映衬对功名的追求，只要能够建立功名，甘愿投笔从戎，承受边塞之苦。不过他诉说“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的时候，无形中包含了自我“终日守笔砚”的现实，在难以忍耐的岁月里他还是忍耐着，苦闷萦怀。身为一介文士，从文得不到发履，投笔从戎是不得已的事，赴身边塞却“双双愁泪”’一个“愁”字，在这里尽现出文人的气习，缺乏豪健的人生精神。

⒉ 悲壮情怀与雄杰气象

高适在边塞诗中较多地表现出悲壮情怀，儒雅的岑参则在边塞诗中以出征的将士勾画出雄杰气象。相应地，高适的这些边塞诗就显得情感沉郁，岑参的情感则偏于高昂。

高岑的边塞诗悲壮，是自古以来许多人的共识，高岑自觉地把对人生的直接或间接体验融入边塞之事与边塞之景，盼望出征却又有很浓厚的恻隐之心，为血与火的争斗下的牺牲伤感，同时并不愿意削弱本来怀有的英雄性情，诗的悲壮就是必然的。在这方面，高、岑的边塞诗虽然有相同的地方，但高适的悲壮略胜一筹。这不是因为他的情绪易于随客观环境和自我的遭遇摇摆，能大起大落，而是他以功名心为转移在边塞诗里表现自我的人生，又能从拯济百姓的愿望出发，关注下层人的生活。“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因下层人的不幸命运激发悲壮之情，使他边塞诗的悲壮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圈子，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高适诗歌的“气象比不上岑参的奔放，然格调高远，富于苍凉的情韵”，“在描写边塞的风光、战争的场面下，同时又表露出征夫的疾苦，少妇的情怀，故能于高壮的诗风里，呈现出慷慨之音”。高适写过《蓟门行五首》，其一道：“蓟门逢故老，独立思氛氲。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其五：“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前一首写一个老兵的遭遇，他征战一生，少壮赴沙场，如今已是鬓发皆白，孤身一人，功业无着，也不用再谈功业了，这是很可悲的。更可悲的是，他征战一生，居然连将军也不认识，叫人相对无言。后者写边塞战场，战斗激烈。高适写得很含蓄，说“古树满空塞”，战斗的残酷可以想见。同人死于战场，侥幸者既有丧友之痛，又有孤独而思乡的悲凉。这两首诗很短，关涉人的生死命运，情感的容量却相当大。最能表现高适悲壮情怀的是《燕歌行》：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

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

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

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

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

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是高适最有影响的七言古诗。这首诗以豪壮为基调，兼以悲愤，以叙述场景的转换构成全诗的跌宕起伏。先以豪壮之调扬起，“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是何等的富有气势，随之写战士之死、少妇之思，豪壮之气弱而悲愤之气生。既而以“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豪壮取代悲愤。最后以自己的抒情、议论作结，情绪下落。同时，这首诗采用合而后分的表现方法，“男儿本自重横行”，既是写将军，又是写战土。高适把重心放在战士身上，写战士慷慨应征，不畏寒苦，浴血奋战，以身殉国，实践着男儿重横行的人生准则。将军呢?“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赴死与乐生相成了鲜明的对比；“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对此唐汝询曾在《唐诗解》里评价道，汉将邀功生衅，恃恩轻敌，致使征人久戍不归，战士苦于征战而思李将军守备以息兵，彼此共享太平安宁。高适通过戍边战士的遭遇和生活感受婉转地表现了自己的情怀，他并非因战士的悲壮而悲壮，而是把自己的精神借助战士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依然是充满矛盾的，为功名赶身边塞理应杀敌立功，为征人之苦则应消弥战争，让征人无须慷慨献身，无须遥隔万里思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