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的主题，从前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分析：一是揭露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对中国妇关于女的迫害；二是“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一些论著把祥林嫂碰撞香案看成是“反抗封建礼教”，把祥林嫂死前对“灵魂”“地狱”的疑惑拔高为“思想觉醒的曙光”等等。电影《祝福》，更是把祥林嫂演绎为白毛女式的巾帼斗士，平添了原著所没有的怒砍门槛的情节。

我觉得，这些观点把作品的重心确定为“反礼教”，缺少对作者创作思想更深入的了解，忽略了对文中“人”的因素的分析，把“反封建”和资产阶级的人文主张割裂了。如果综合这些方面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祝福》短短的几千字的篇幅，凝聚了发人深思的厚重的人文主义内涵，“反封建”是结合在人文主义之中的，作品的核心是“为人生”，它不应被别的东西取代。 

一、从时代看人文思潮对创作的影响：

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思潮，从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的民主主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标志着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汹涌澎湃。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文学创作主题，是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封建束缚和神权桎梏等人文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原则；谴责暴君和封建贵族、同情人民，是其主要思想。而这些，在作为文学革命主将的鲁迅先生身上是有着深刻的体现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鲁迅要继续将文学革命推向深入，但始终摆脱不掉独战的悲哀和孤独彷徨状态。鲁迅先生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同情，从处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出发，借祥林嫂、孔乙己、单四嫂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表现出对人的存在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生问题的困惑。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在《祝福》中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叩问，对知识分子无力改变社会现状的无奈，与整部小说集《呐喊》《彷徨》的写作心态一致，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理性主义倾向与终极关怀的性质。

二、  从“我”的视角看作者的人文思考：

《祝福》中鲁迅为什么要借用一个“我”来讲祥林嫂的故事，而不是直接用第三人称叙事呢？除了加强行文的真实外，还与鲁迅的写作意图有关。显然，鲁迅绝不只为讲述祥林嫂的故事，他还要更进一步地刻画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祥林嫂的悲剧反应，从而试图对整个社会的人文状况加以剖析。

首先，不妨看看“我”在关注什么。在“我”回老家的这几天中，“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可以讲述的事情应当不会少，可留下最深印象的、使“我不能安住”的，是遇见祥林嫂一事。“我”为什么单单对这件事印象深刻且“总觉得不安”？“我”在听到祥林嫂的死讯时“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从这些不安来看，“我”是一个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是小说中唯一深刻同情祥林嫂悲剧命运的人。“我”充满同情的心理，对祥林嫂的无助与逃避，表明了作者对当时社会深广的悲愤。 

    其次，不妨看看“我”在思考什么。《祝福》中这样写道：“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祥林嫂是被当作玩物，而不被当人看待。这正是人文主义观念在小说中的体现。虽然小说中的“我”并没有给祥林嫂指出一条生活的出路，但是广大妇女的解放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为那些仍然活着的祥林嫂寻找生活的出路，正是当时的一个艰巨的社会任务。

所以，“我”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我”是小说的视角，也是祥林嫂故事的唯一批判者，正是从“我”的视角出发，祥林嫂这样一个普通的底层妇女的命运悲剧才得以被关注、被审视。文本以“我”为叙事角度的叙事本身就传达了丰富的人文价值，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批判性。

三、从祥林嫂的遭遇看作品对人权的呼唤：

“我是一个人，我应该有个人的尊严”(靳凡《公开的情书》)，黑暗中这急切的人的呼叫涓涓潜流为珍贵的人性源头。独立、自由、平等、尊严，这些今天的人们视为当然的人的权利，对在“非人”环境中的祥林嫂来说，要想拥有又是多么艰难啊！她作为人的种种权利，一步步的丧失，最后，连生存权也被剥夺。

首先，她不独立。她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住所——在阿毛被狼衔走后，贺老六的房子被大伯子收回去了。她的身份中没有她自己：先是祥林的老婆，夫死后是婆婆可以买卖的物品，后来是再嫁的寡妇，再寡后是阿毛的妈，她甚至一直没有自己的名字！更遑论“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了。

其次，她无人身自由。第一次来鲁镇，她是“逃出来的”，最后被“绑”回去；她也没有“守节”的自由。对祥林嫂闹婚，卫老婆子说：“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卫老婆子虽然也是女人，但也不把女人当作人看待，把女人当作物品可以买卖，把女人当作强者手里的玩物。祥林嫂的闹，与其说是“反礼教”，不如说是对“人的资格”的追求，但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里，基本的人性都遭到强烈的挤兑，何况一个底层妇女的自由呢？

第三，她得不到平等，她的人格尊严从没被承认。 

如果将《祝福》主题单纯地定位为“反礼教”的话，那么故事在祥林嫂撞香案时就可以结束了。为什么鲁迅要用更多的笔墨，描述了礼教挤压下“可惜没撞死”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后的生活？

祥林嫂的悲剧，不在于被迫再醮，再寡，而在于再醮再寡所得来的“罪名”；那些不该由她负责的事，造成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后果——她成了低人一等的、再无法抬起头来的不祥物。鲁四把她看作“败坏风俗的”，给她套上了一副精神枷锁，使她失去了“人”的起码尊严。她被迫再嫁和亡夫失子的悲惨故事，非但得不到同情与理解，反而成了人们对她进行嘲笑和戏弄的材料。她想以捐门槛来赎清自己的“罪孽”，却连赎罪的权利也没有——或者说不被认同，鲁四太太一声“你放着吧！”宣告了她精神上的死刑。她被摧垮了，终于被赶出了鲁家，成了乞丐，她最后的死亡，说是受冻挨饿，不如说是忍受不了精神上的苦刑。冯雪峰在分析祥林嫂时指出：“这个坚强的人抵挡得住物质上被剥削的痛苦，然而终于抵挡不住精神上被剥夺、被侮辱、被威胁的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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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祥林嫂的疑问与抗争体现的人生困惑。

《哈姆雷特》中有个著名的疑问“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祥林嫂关于“灵魂的有无”的困惑与之有惊人相似之处。

当时哈姆雷特的思考从宗法和社会责任转移到了本原性，复仇一再延宕，因为复仇相对于人性的脆弱和渺小实在是太不重要了。而活着目睹人性的脆弱是件残酷的事情，选择死亡也一样面对被上帝审判的痛苦。和“人文主义代表”哈姆雷特一样，对祥林嫂而言，为“守节”而死太晚了——也没有必要和可能了，对生再无留恋；但死亡同样不是解脱，死亡意味着面对比活更痛苦的两难选择。

孤独的个体在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时，面对黑暗无边的现实，常常陷入虚无与绝望之中，表现出“绝望的抗战”。这在祥林嫂身上也有体现：她爱儿子，希望死后有灵魂，能看见儿子；她恐惧死后还要被锯成两半，又希望没有地狱；为了不被地狱支配，就去捐了门槛；最后在鲁镇祝福大典之际，以死表示了她最大的反抗。这种死亡反抗在“人”并不重要的社会是荒诞的，和“浓黑”的黑暗时代比，“人”多么渺小，多么无关紧要啊！这正是彻头彻尾的人文主义的悲剧。 

四、从小说环境看社会的人文匮乏：

缺少人文关怀的世界是荒谬的，人文丧失的人生是痛苦的。在人道被漠视的社会中，“他人即是地狱”，处处都有冲突和罪行，步步都有障碍和陷阱，每个人都成了在荒谬而冷酷的处境中的痛苦而孤独的人。《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一个典型。

小说展示了一个死气沉沉毫无希望的社会环境。“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在这令人压抑的自然环境与氤氲着呛人的愚昧气息的社会环境中，回荡着令人绝望的各种声音：不仅有鲁四老爷冷酷的“谬种”的谩骂声，绑卖祥林嫂的婆婆及家人的喧闹声，听完阿毛的故事后的男女们满足的调侃声，柳妈们“指点”祥林嫂时“诡秘”的哂笑声，更有给祥林嫂以炮烙般重创的“你放着吧！”的断喝声。在这无情的混响声中，祥林嫂成了绝望街头的行尸游魂。

混响着吞噬祥林嫂生命的愚昧噪声的鲁镇，是人文关怀严重匮乏的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环境。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彼此之间没有同情没有帮助没有平等没有尊严，全都是病态的人，亟需拯救的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祝福》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深沉的笔触，刻画出一个严重缺乏人道的封建社会，塑造了亟需人文拯救的底层妇女的典型形象，体现了作者“为人生”的人文主义追求。

参考书目

《中国文学史（第四卷）》（袁行霈主编1999年8月第1版）

《信息之美——<祝福>文本价值论》（范颖著）

《高中语文（必修3）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

《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中“理性”的对比》（网文）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第428期

《真实的绝望》（温德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