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一大批各具情态、十分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使得《史记》充满了悲剧色彩。刘邦同样可以作为一个悲剧人物来探讨。评价刘邦的一生，不能完全从个人品质上着眼，高层政治的权力角逐才是他扭曲自我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个人的悲剧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史记》；刘邦；人性压抑；悲剧性

在《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一大批各具情态、十分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使得《史记》充满了悲剧色彩。[1]

韩兆琦先生指出，《史记》是 “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全书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可以说，整个《史记》是被司马迁审美观所涵盖的，《史记》的悲剧气氛无往而不在，这种现象是《史记》所独有的。[2]”

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刘邦能不能作为一个悲剧性人物来研究呢？刘邦其人，两千多年来已经被人们贴上了“ 坏蛋”的标签，是一个“痞子”、“流氓皇帝”。他狡诈虚伪、损人利己，心狠手辣、屠戮功臣，关键时刻抛妻弃子、六亲不认，这一切都为世人所不齿，人们认为在他的身上没有一点人情味。

的确，刘邦的个人品质有其卑污的一面，但是人们在解读刘邦时忽视了一点：刘邦是一个皇帝，但他更是一个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有着人性中常见的优点和缺点的普通人，在刘邦的身上也有多情的一面。在此，我们可以深入他的灵魂世界来分析一下他的悲剧人生及其本质。 

一、为天下抑人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看看发生在刘邦身上的几件事。

一件发生他年轻时：“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骊山，徒多道亡。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高祖本纪》）在严刑峻法的秦朝，这必将招致“杀无赦”的后果，但刘邦完全不予考虑，率性而为，其实这种无所牵制的磊落行为才是本色的他。

传统的看法认为刘邦与其父亲刘太公之间的关系不睦，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在楚汉成皋之战中项羽曾要设高俎烹太公时，刘邦说:“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 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本纪》）历来学者和评论家都因这番话而把刘邦看成六亲不认的流氓、痞子，其实不然。此时正当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此时投降项羽无异于太阿倒持，太公的性命能否保住尚且不论，连他刘邦的脑袋也就悬在了项羽手中。因此放弃刘太公是刘邦在两难抉择中的无奈选择。难道刘邦对其父太公真的全无父子亲情吗? 不然！刘邦一统天下后, “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高祖本纪》）。这一场面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也充分体现了刘邦恪守孝道的一面。

睢水战役后，刘邦在逃亡中与家人失散，忽“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项羽本纪》）。有人据此大骂刘邦是个冷血动物，斥责他关键时刻六亲不认。但是，“虎毒尚不食子”，刘邦难道对自己的子女难道就没有一点为人父的感情吗？也不是的。刘邦在临终之前曾手敕太子曰：“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全汉文卷一《手敕太子》) 如此谆谆教诲，一派慈父风范，我们是怎么也不会将这些与“推堕孝惠、鲁元车下”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尽管刘邦有着很多为人不齿的表现，但他同时也拥有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只是在很多时候，功业的成就和道德的卑污掩盖了他的真实灵魂，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人们很少去发掘他的痛苦的情感历程。

刘邦本是一个农民之子，秦末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给了刘邦机会，使他投入到了争霸天下的斗争之中。无奈他的对手项羽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天才，当时刘邦在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在攻城掠地的斗争中，刘邦可谓屡战屡败，九死一生，能支撑他坚持到底的是发自内心的坚定意志。垓下决战，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殒命东城，刘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应该是高枕无忧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二、安得猛士守四方

江山打下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如何安置这些功高未赏的开国元勋，使刘汉基业山河永固呢? 这是天下初定之后困扰刘邦的第一难事,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席间问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其实王、高二人之言可谓道出了在座者的共同心声。这种不惮沙场劳苦艰难，只盼有朝一日计功封赏的理念，刘邦本人也一再予以认同。所以，此时此地，从王、高二人口中说出此言，大家均无异议。这正是他们亟盼封赏的急切表示。[3]

当然，在论功行赏之际，刘邦并未忘记与众臣订立盟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即便如是，刘邦最后仍痛下杀手，直接或间接地炮制了一系列冤案，大肆屠杀功臣。后代学者在痛斥刘邦忘恩负义时，却很少有人能看到刘邦这一系列血腥行动中那份不得已的苦衷。当时的太子，也就是日后的孝惠帝刘盈“为人仁弱”，倘使刘邦不加屠戮剪灭，在其死后，异姓诸王很可能割据四方， 汉家天下很可能四分五裂。后来汉景帝时的“削藩策”和“七国之乱”正说明了这一潜在危机的严重。

基于此，刘邦不得不违背良心、违背道德原则地对这些与他感情深厚的元老重臣们痛下杀手，但他的内心是不平静甚至有些许愧疚的。因此，当韩信被斩后,刘邦的心理才会是“且喜且怜之”（《高祖本纪》），这种表面上互悖的感情正是刘邦心理的准确表述。

诛杀韩信后，刘邦自认为除掉了对他刘家天下造成威胁的最大隐患，却不料正是此举加深了异姓诸王的疑虑。日本学者中井积德曾说：“反逆者，三族之罪也，岂可赦？赦信，以见其无罪也。”[4]正是在这种疑虑思想的支配下，英布等异姓王相继作乱，刘邦不得不再次走上了东征西讨之路。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在击败英布后，顺路返回家乡沛县，“置酒沛宫……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沛父兄诸母故人日夜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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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极欢”、“笑乐”的主体是沛中父老乡亲而非刘邦本人，他只是酒酣作诗，起舞伤怀，泣数行下。衣锦还乡的刘邦此时已然是众叛亲离，开国元勋已被他诛杀殆尽，可国中依然不宁，边境又有日渐强大，如何才能使刘汉江山万世永固，才是他此时最大的心病。

三、雄主主国不主家

有人将刘邦晚年易太子的原因归为三点：刘邦晚年独宠戚夫人；刘邦认为太子刘盈“为人仁弱”、“不类我”，而是认为“如意类我”；刘邦深深地了解吕后为人的阴险毒狠，深恐自己死后戚夫人与赵王如意母子不能自全。[5]

但是，这种认识只看到了刘邦欲易太子的表相：在看似后妃嫡庶争风纠缠的表相下，此举实在蕴含着他对刘氏江山能否永保正统的深远忧虑。

刘邦欲易太子刘盈的理由是其“为人仁弱”，这是实情。在刘邦看来，他这个“仁弱”的儿子毫无疑问是不具备百官垂拱、政由己出、驾驭群臣这个本事的，所以，刘邦料定他继位后必然是敛手无为、大权旁落，乃至受制于人。从刘盈继位后的实际情况来看，刘邦的这种担心完全是正确的。

刘邦担心，一旦他本人“万岁后”，懦弱的刘盈会立即成为跋扈的吕后玩弄于鼓掌之上的傀儡，那他刘邦鞍马劳碌一生打拼下的江山还会是他刘氏的吗？相比之下，戚夫人除了能歌善舞之外，既无过问朝政的能力，又无兄弟子侄封侯做官的背景。所以，刘邦不用担心她控制儿子来操纵朝政。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刘邦一再声称的“如意类我”，这其实是刘邦治国理念的反映。要想驾驭这一帮起自江湖、充满豪杰气息的大臣们，稳坐天下，非得有类似自己的气质和手腕不可。

不过，刘邦的深谋远虑，却遭到了朝中元老重臣的竭力反对，易太子一事被迫搁置。刘邦本人也陷入了深沉地悲哀之中，他已经预感到戚夫人和如意母子二人的遭遇可能比韩信、彭越等人更加悲惨，可是他又是那么的无能为力，只能将母子二人托付给一直以来被他认为“仁弱”的太子刘盈：“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全汉文卷一《手敕太子》)“人之将死，其言也哀”，这正是一位老人不能如意地安排自己的后事的悲哀。

刘邦在病危时拒绝医治：“吾以布衣持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高祖本纪》）清代学者李晚英曾说：“《高纪》处处画出豁达大度，病甚却医，至死不失本色，语语入神。”笔者认为，这种豁达既是刘邦的性格使然，也渗透着他对自己生命悲剧的一种感悟和超脱。韩兆琦先生对刘邦有一段精彩论述：“项羽、刘邦两个人，一个在率性为上是痛快了，但在政治上却遭惨败；一个在政治上是成功了，但在为人上却感到莫名的空虚和惆怅。至此，人进入了一种尴尬境地，这是每个个体的人面对社会时都逃脱不掉的。”[6] 

评价刘邦一生的行事，不能完全从个人品质上着眼，高层政治的权力角逐才是他扭曲自我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他个人的悲剧的症结所在，因为人性和君道从根本上是存在矛盾的。

《史记》写出刘邦的多维情感与内心冲突，是太史公的成功之处。因为这种矛盾冲突已不是单纯的外在行为冲突，而是外在行为掩盖下的人物的心理冲突和性格冲突。能在人物传记中展示这种深沉的感情，正是太史公“大手笔”所在。

[参考文献]

[1]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29—235.

[2]韩兆琦.史记：一道悲剧人物的画廊 [J].史记评议赏析,1985：123.

[3]完颜绍元.细说汉高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98—303.

[4]完颜绍元.细说汉高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0.

[5]赵明正.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4：55—59.

[6]韩兆琦.史记通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