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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压抑的悲歌——从《史记》看刘邦的悲剧性形象(人教版高一必修)
 [摘  要]在《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一大批各具情态、十分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使得《史记》充满了悲剧色彩。刘邦同样可以作为一个悲剧人物来探讨。评价刘邦的一生,不能完全从个人品质上着眼,高层政治的权力角逐才是他扭曲自我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个人的悲剧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史记》;刘邦;人性压抑;悲剧性

在《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一大批各具情态、十分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使得《史记》充满了悲剧色彩。[1]

韩兆琦先生指出,《史记》是 “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全书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可以说,整个《史记》是被司马迁审美观所涵盖的,《史记》的悲剧气氛无往而不在,这种现象是《史记》所独有的。[2]”

在这里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刘邦能不能作为一个悲剧性人物来研究呢?刘邦其人,两千多年来已经被人们贴上了“ 坏蛋”的标签,是一个“痞子”、“流氓皇帝”。他狡诈虚伪、损人利己,心狠手辣、屠戮功臣,关键时刻抛妻弃子、六亲不认,这一切都为世人所不齿,人们认为在他的身上没有一点人情味。

的确,刘邦的个人品质有其卑污的一面,但是人们在解读刘邦时忽视了一点:刘邦是一个皇帝,但他更是一个人,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有着人性中常见的优点和缺点的普通人,在刘邦的身上也有多情的一面。在此,我们可以深入他的灵魂世界来分析一下他的悲剧人生及其本质。 

一、为天下抑人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看看发生在刘邦身上的几件事。

一件发生他年轻时:“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骊山,徒多道亡。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高祖本纪》)在严刑峻法的秦朝,这必将招致“杀无赦”的后果,但刘邦完全不予考虑,率性而为,其实这种无所牵制的磊落行为才是本色的他。

传统的看法认为刘邦与其父亲刘太公之间的关系不睦,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在楚汉成皋之战中项羽曾要设高俎烹太公时,刘邦说:“ 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 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本纪》)历来学者和评论家都因这番话而把刘邦看成六亲不认的流氓、痞子,其实不然。此时正当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此时投降项羽无异于太阿倒持,太公的性命能否保住尚且不论,连他刘邦的脑袋也就悬在了项羽手中。因此放弃刘太公是刘邦在两难抉择中的无奈选择。难道刘邦对其父太公真的全无父子亲情吗? 不然!刘邦一统天下后, “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高祖本纪》)。这一场面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也充分体现了刘邦恪守孝道的一面。

睢水战役后,刘邦在逃亡中与家人失散,忽“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项羽本纪》)。有人据此大骂刘邦是个冷血动物,斥责他关键时刻六亲不认。但是,“虎毒尚不食子”,刘邦难道对自己的子女难道就没有一点为人父的感情吗?也不是的。刘邦在临终之前曾手敕太子曰:“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全汉文卷一《手敕太子》) 如此谆谆教诲,一派慈父风范,我们是怎么也不会将这些与“推堕孝惠、鲁元车下”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尽管刘邦有着很多为人不齿的表现,但他同时也拥有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只是在很多时候,功业的成就和道德的卑污掩盖了他的真实灵魂,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人们很少去发掘他的痛苦的情感历程。

刘邦本是一个农民之子,秦末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给了刘邦机会,使他投入到了争霸天下的斗争之中。无奈他的对手项羽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天才,当时刘邦在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在攻城掠地的斗争中,刘邦可谓屡战屡败,九死一生,能支撑他坚持到底的是发自内心的坚定意志。垓下决战,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殒命东城,刘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应该是高枕无忧了。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二、安得猛士守四方

江山打下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如何安置这些功高未赏的开国元勋,使刘汉基业山河永固呢? 这是天下初定之后困扰刘邦的第一难事,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刘邦置酒洛阳南宫,席间问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其实王、高二人之言可谓道出了在座者的共同心声。这种不惮沙场劳苦艰难,只盼有朝一日计功封赏的理念,刘邦本人也一再予以认同。所以,此时此地,从王、高二人口中说出此言,大家均无异议。这正是他们亟盼封赏的急切表示。[3]

当然,在论功行赏之际,刘邦并未忘记与众臣订立盟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即便如是,刘邦最后仍痛下杀手,直接或间接地炮制了一系列冤案,大肆屠杀功臣。后代学者在痛斥刘邦忘恩负义时,却很少有人能看到刘邦这一系列血腥行动中那份不得已的苦衷。当时的太子,也就是日后的孝惠帝刘盈“为人仁弱”,倘使刘邦不加屠戮剪灭,在其死后,异姓诸王很可能割据四方, 汉家天下很可能四分五裂。后来汉景帝时的“削藩策”和“七国之乱”正说明了这一潜在危机的严重。

基于此,刘邦不得不违背良心、违背道德原则地对这些与他感情深厚的元老重臣们痛下杀手,但他的内心是不平静甚至有些许愧疚的。因此,当韩信被斩后,刘邦的心理才会是“且喜且怜之”(《高祖本纪》),这种表面上互悖的感情正是刘邦心理的准确表述。

诛杀韩信后,刘邦自认为除掉了对他刘家天下造成威胁的最大隐患,却不料正是此举加深了异姓诸王的疑虑。日本学者中井积德曾说:“反逆者,三族之罪也,岂可赦?赦信,以见其无罪也。”[4]正是在这种疑虑思想的支配下,英布等异姓王相继作乱,刘邦不得不再次走上了东征西讨之路。

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在击败英布后,顺路返回家乡沛县,“置酒沛宫……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沛父兄诸母故人日夜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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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极欢”、“笑乐”的主体是沛中父老乡亲而非刘邦本人,他只是酒酣作诗,起舞伤怀,泣数行下。衣锦还乡的刘邦此时已然是众叛亲离,开国元勋已被他诛杀殆尽,可国中依然不宁,边境又有日渐强大,如何才能使刘汉江山万世永固,才是他此时最大的心病。

三、雄主主国不主家

有人将刘邦晚年易太子的原因归为三点:刘邦晚年独宠戚夫人;刘邦认为太子刘盈“为人仁弱”、“不类我”,而是认为“如意类我”;刘邦深深地了解吕后为人的阴险毒狠,深恐自己死后戚夫人与赵王如意母子不能自全。[5]

但是,这种认识只看到了刘邦欲易太子的表相:在看似后妃嫡庶争风纠缠的表相下,此举实在蕴含着他对刘氏江山能否永保正统的深远忧虑。

刘邦欲易太子刘盈的理由是其“为人仁弱”,这是实情。在刘邦看来,他这个“仁弱”的儿子毫无疑问是不具备百官垂拱、政由己出、驾驭群臣这个本事的,所以,刘邦料定他继位后必然是敛手无为、大权旁落,乃至受制于人。从刘盈继位后的实际情况来看,刘邦的这种担心完全是正确的。

刘邦担心,一旦他本人“万岁后”,懦弱的刘盈会立即成为跋扈的吕后玩弄于鼓掌之上的傀儡,那他刘邦鞍马劳碌一生打拼下的江山还会是他刘氏的吗?相比之下,戚夫人除了能歌善舞之外,既无过问朝政的能力,又无兄弟子侄封侯做官的背景。所以,刘邦不用担心她控制儿子来操纵朝政。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刘邦一再声称的“如意类我”,这其实是刘邦治国理念的反映。要想驾驭这一帮起自江湖、充满豪杰气息的大臣们,稳坐天下,非得有类似自己的气质和手腕不可。

不过,刘邦的深谋远虑,却遭到了朝中元老重臣的竭力反对,易太子一事被迫搁置。刘邦本人也陷入了深沉地悲哀之中,他已经预感到戚夫人和如意母子二人的遭遇可能比韩信、彭越等人更加悲惨,可是他又是那么的无能为力,只能将母子二人托付给一直以来被他认为“仁弱”的太子刘盈:“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全汉文卷一《手敕太子》)“人之将死,其言也哀”,这正是一位老人不能如意地安排自己的后事的悲哀。

刘邦在病危时拒绝医治:“吾以布衣持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高祖本纪》)清代学者李晚英曾说:“《高纪》处处画出豁达大度,病甚却医,至死不失本色,语语入神。”笔者认为,这种豁达既是刘邦的性格使然,也渗透着他对自己生命悲剧的一种感悟和超脱。韩兆琦先生对刘邦有一段精彩论述:“项羽、刘邦两个人,一个在率性为上是痛快了,但在政治上却遭惨败;一个在政治上是成功了,但在为人上却感到莫名的空虚和惆怅。至此,人进入了一种尴尬境地,这是每个个体的人面对社会时都逃脱不掉的。”[6] 

评价刘邦一生的行事,不能完全从个人品质上着眼,高层政治的权力角逐才是他扭曲自我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他个人的悲剧的症结所在,因为人性和君道从根本上是存在矛盾的。

《史记》写出刘邦的多维情感与内心冲突,是太史公的成功之处。因为这种矛盾冲突已不是单纯的外在行为冲突,而是外在行为掩盖下的人物的心理冲突和性格冲突。能在人物传记中展示这种深沉的感情,正是太史公“大手笔”所在。

[参考文献]

[1]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29—235.

[2]韩兆琦.史记:一道悲剧人物的画廊 [J].史记评议赏析,1985:123.

[3]完颜绍元.细说汉高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98—303.

[4]完颜绍元.细说汉高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0.

[5]赵明正.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4:55—59.

[6]韩兆琦.史记通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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