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ook.sina.com.cn 司马放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魏晋时期，《庄》、《老》盛行，士子们都以追求象征庄子理想人格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仙子形象为美，所以名士们都非常注重仪容服饰上的修饰，出门前非但要傅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手执麈尾（羽扇），身配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这样出门方能凌波微步，望若神仙。

　　可惜这些名士们往往“过犹不及”，只够得上“型男”的标准，却跟不上庄子“神男”的脚步。事实上，在如此追求庄子逍遥飘逸形象的魏晋南北朝，只有一个人在形象上真正直追庄子，那人便是嵇康。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大约190公分，晋一尺为24.5厘米），粗头乱服，不加修饰，常常一个半月都不沐浴洗漱；可在当时人眼中，嵇康却仍然同春风般爽朗，同青松般俊秀，同美玉般皎洁，可见其真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让人无语了。一次，嵇康上山采药，一个老樵夫远远望见他的神采，不禁喃喃自语：“仙子啊，真是仙子啊！”

　　“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是当时人对嵇康的形象的一句定评，可以说嵇康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直追庄子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让后世所有仰慕庄子形象的士子均高山仰止，望尘莫及。

　　当然，与那些身娇体弱，上不了马，开不了弓，只能袖手谈玄的名士不同，身为皇亲国戚（娶沛穆王曹林之女长乐亭公主为妻）的嵇康还非常重视体力劳动。他常常与好朋友向秀在自家房舍外的大树下打铁，并通过打铁这样的实际劳动，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魏晋风度中，嵇康打铁，陶渊明种地，都是士大夫主动走进社会，切身感受老百姓实际生活的表现，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尤为难得。此外，嵇康还通过打铁挣钱，服务人民，练就了一身强壮的体魄。他那健美的肌肉，魁梧的身材，即便以古希腊的审美标准看，也是第一流的美男子。想那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比嵇康也只是形似，而远不及嵇康之神韵啊。

　　嵇康不但在形象上逍遥飘逸，在学问上也是一代宗师。相传，嵇康从未师从任何人，但却能从书本中自得其神。事实上，竹林七贤中，嵇康最为多才多艺，艺术成就也最大。论诗，虽然钟嵘的《诗品》中，将阮籍列为上品，将嵇康列为中品。但人们一谈起魏晋风度，首先想到的不是阮籍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阮籍《咏怀诗》），而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饮酒之八》）和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而相对于陶渊明的自然平淡，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更是古今多少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画面啊！

　　论文章，嵇康更远胜其余六人，他的名作《养生论》、《答难养生论》、《琴赋》、《声无哀月论》、《释私论》等，皆清峻隽远，意蕴悠长。如《释私论》：“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全文流畅自然，简洁明晰，行云流水间，其“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点宛若清水出芙蓉。事实上，纵观中国文学史，这样简洁流畅，意脉连贯的论文也是不多见的。

　　论音律，阮籍最好的琴曲《酒狂》也远不能同嵇康的《广陵散》相媲美。除《广陵散》外嵇康还创作了被称为“嵇氏四弄”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并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的琴曲。隋朝时炀帝甚至把“九弄”列为朝廷取士的条件之一，可见其影响之大。至于《广陵散》，又名《聂政刺韩王》，是嵇康根据古曲加工而成，与俞伯牙的《高山流水》并称为“稀世之音”，为中国五千年音乐史之最高成就。

　　论书法，嵇康更以一手草书独步当世，凭他那洒脱的个性，自然的玄性，以及诗赋音律全方位的艺术功底，嵇康的草书既酣畅淋漓，又有龙凤之美，难怪唐朝张怀瓘要在他的名著《书断》中对嵇康的不在笔墨、出自自然的书法风格赞叹不已。

　　当然嵇康最令人高山仰止的既不是他的天姿秀出，也不是他的才情四溢，而是其独立健全、震古烁今的人格伟力。嵇康所处的年代正值魏晋之交，当时司马氏为稳固统治，以名教的名义大肆杀戮异己，诛灭了曹爽、何晏、夏侯玄等八大名族。《晋书》也屡次提到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见政治环境之险恶。嵇康的一个至交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为司马昭心腹并身居吏部侍郎这样的高位。一次他离职高升，便邀请好友嵇康来接替自己的位置。想必山涛这么做也出于好心，他希望嵇康能借这次机会改变与司马氏不合作的态度，以便躲过血淋淋的屠刀。可他太不了解自己的朋友了，或者说他太低估人类的高贵品质了，刚肠疾恶的嵇康接到邀请后，为显示决不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断然作书与举荐他的山涛绝交。

　　在这篇响震千秋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先是将山涛这类趋炎附势的官僚描写成“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的没主见的怪物；紧接着又阐述自己追逐自由的决心，就如麋鹿虽身挂金饰，但仍志在丰草；然后，嵇康又写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将矛头直指权臣司马昭，公开宣扬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要知道，当时名士王肃、皇甫谧等人为替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依据，杜撰了许多汤武周孔的名言。嵇康在这里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等于公开反对司马氏篡魏，这无疑戳到了人家的疼处，据说司马昭读毕此文，对嵇康深为嫉恨，杀心顿起。

　　嵇康作书与举荐他的挚友山涛绝交，体现了他不为强权所迫，不为荣华所惑的独立人格。然而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统治者都是外仁义而内阴狠的，他们绝不会容忍任何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出现，去揭露他们的虚伪，去挑战他们的专制，更何况嵇康面对的是以滥杀滥赏闻名的司马氏集团。所以，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出，他的生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

　　孟子曾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句话也被后人视为一个儒者所应有的气节风骨。可是，那个年代，司马氏集团虽然口口声声说“以孝治天下”，但路人皆知，司马氏集团最是不忠不孝。公元260年，司马昭甚至指示手下刺杀皇帝曹髦，而面对弑君这样的大悖伦常，朝野上下却一片鸦雀无声。那些平日里满嘴之乎者也的儒者，全都瞎了吗？不，是他们在荣华前丢弃了“富贵不能淫”；那些平时一口一个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儒者，全都哑巴了吗？不，是他们在刺刀下忘却了“威武不能屈”。那个时候，只有嵇康，也唯有嵇康，敢直言揭露司马氏的虚伪丑陋，敢辛辣批判司马氏肆意歪曲的“汤武周孔”。可见，被后世诸多假道学批评为“离经叛道”的嵇康，才是儒学最坚定的捍卫者和执行者，他捍卫了儒学最原汁原味的精神内核，决不允许半点政客的虚假污秽去亵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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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心悦目啊，嵇康非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直追庄子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他的“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颜延之《五君咏?嵇中散》）同样直逼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嵇康身上真正体现了道学“神人”和儒学“圣人”的统一。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墨迹未干，短短数年之后，前蜀的臣子李密同样面对司马氏集团的征召，“聪明”的他挥笔写就了一篇《陈情表》，从而成了如今中学教科书的必备篇目。

　　李密的《陈情表》虽然同样是表达自己不愿出仕的意愿，但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酣畅淋漓、锋芒毕露迥异的是，这一中学教科书名篇，言词委婉，意蕴曲折。李密紧抓司马氏集团“以孝治天下”的大纲，诚惶诚恐地假借祖母年老体弱需人尽孝为由，既卑微又讨巧地谢绝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征召。

　　如果说司马氏集团“以孝治天下”是虚伪的、无耻的，是用“孝道”的外衣来遮掩他们的残暴，那么，身为亡臣，对蜀汉有眷恋之情，对亡蜀的司马氏集团有怨恨之意的李密，以老祖母为挡箭牌，从而拒绝征召，又何尝不是同样的虚伪无耻？又何尝不是同样用“孝道”的外衣来遮挡自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人格的沦丧呢？

　　从这点上说，李密甚至不如明清之交的吴伟业。人家吴伟业虽也是大丈夫人格沦丧，但好歹没拿“九十六岁的老祖母”说事儿，反而在自己的临终绝笔中写得明明白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吴伟业《贺新郎?病中有感》）明言自己是贪生怕死，苟且偷生，既难以面对牺牲的故友，也知道难以避免后世的耻笑。吴伟业虽说的是糗事，但一字一句，饱含血泪，情感真挚，让人多少生些怜悯之情。哪像李密的《陈情表》，什么“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什么“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也太假了吧（尽管站在他的立场上，他也是没办法）。

　　当然，笔者在此并不是要否认李密《陈情表》的价值，毕竟存在即价值，《陈情表》那么多年都是中学教科书的必选篇目，自然是有它的价值。毕竟，对现实生活中的你我而言，平时向领导上级请个假，写份报告什么的，李密的那种意思隐晦，语言婉转的“陈情法”，还是有很高实用价值的。毕竟，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那样放言无羁，锋芒毕露。若真是那样，那倒是有损和谐社会的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