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genchuzi

      《列御寇》篇记庄子将死时的一段话说：“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廓，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济送，吾葬具岂不备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鸟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鸟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生死变迁在一般人看来是相当严重的，但庄子说来却淡似春梦，了然无痕。对于自己的死生看得如此轻淡，所以对于妻子之死，他就“箕踞鼓盆而歌了”（庄子·至乐篇）。究其何以臻此境地，《至乐篇》记庄子回答惠施关于生死见解时说：“察其而来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行也，而本无气。杂乎芒笏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借此可以知庄子视死生变迁，不过如春秋冬夏四时变迁而已，于自然的变化是不可抗拒无以逃避的，只有顺从依随，才是人间至道。我们借此而说庄子是达生主义者。他是无生无死与天地为一体的，他是上与天地主宰同游，下与看破生死不分始终的人为友的，他是视死生为一化的。所以妻子死而歌，已死不哀。循着这一基点追循庄子的生死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曰：等生死，齐荣辱;二曰：物我同一;三曰：安天乐命;四曰：道遥自由。现分述之。

      首先庄子认为生未必乐，死未必苦，生与死只是物理的过程。因此不乐生，不苦死，不以得而荣，不以失而辱。他在《在乐篇》里借髑髅之口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就无事实之事，徒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之乐不能过也。”

      可见庄子是于生无所恋，于死有所怀。对于这段话的解释，魏晋时的郭象认为：“旧注云，庄子乐死恶生”，联系庄子所出的时代，可知庄子之意非此。庄子生于战国，人人皆处于险恶的战争世界，水开火热，生即是苦，即是痛。可谓：“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恭然疲彼，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人谓之不死，奚益？”（齐物论）。他认为晨死，内生之可乐也。既然生活至苦，人生少乐，那死也就没什么可以恐怖的了。《吕览》高诱注刚引庄子佚文说：“生寄也，死归也”，人之有家室如禽兽之有巢穴，狂风暴雨及长夜漫漫之时，唯有家可以给我们温暖，庇护。庄子以死为归家，如生无所苦，对之当有所恋，既以生为哀，以死为返（庚桑楚篇），以为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则不能不说庄子对于乱世的生活方式有所厌恶。

      可是问题不止于此，如果死真的如归家那般安乐，那我们人人都 可以通过一条捷径回到自己的家园。而庄子也可以沿这一捷径通其明道 ，这捷径即是：自杀！庄子未因恶生怀死而自杀，这里边潜藏着这样的台词：庄子的生死观是矛盾的。庄子固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主张养生，乃是顺乎自然，全其天守，凝其精神，不竟外物，不溺私欲。这是他养生的宗旨。否则徒然养形而已，一般世人注重物质形式，虽终身役役，终有之尽的一天。不如弃世而修心：“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弃世无累，无累刚正平，正平则彼更生，更生几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累。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刚精不高，只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达生）。不但要弃世而修心，最好能外生而不恋生，已外生产，而后能朝撤，朝撤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生不死，不生不死其实上就是要取消个体的主体性。个体之存在以形为载体，形修心正意味了庄子要超越形体以求得生命的本质性存在。那便是融于道之中，道家学派自老子将道 作为其学术的核心范畴伊始，到了庄子，道 已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诗意状态。道 无所不在，人对于道 的企及便是使自己物化。所谓物化也即是个体取消自己的主体性存在状态，融入到客体之中。“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郁守常，以物为量”。此之谓也。这种主体融于客体的人生存在状态，庄子认为可以以“坐忘”求之。

      庄子书中《大宗师》《知北游》二篇所论者，为内圣之道，以无心为妙用，以泯全天人，冥绝死生，而达于坐忘之境为空极。其实所谓坐忘之境，即是极端内在修养的人，于外在一切死生成毁的变化，不能扰乱其内心的宁静，亦即置现实於不成顾，寓心虚无渺茫。《人间世》说：“一若志，无听之以身，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于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章也。”此于心齐坐忘之境言之已明。不以身听，而以心听，心听者，以之所想;自听者物象之真，心章者，虚而待物，此即是说拾物象之真而入于幻想，惘事物之变而虚静以待。《大宗师》说：“忘其胆肝，遗其耳目……芒然，徘徊乎垢尘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知北游》说：“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亦是舍现实之垢尘，任精神之幻想，“知忘是否，以这适也”（达生篇）。可以说坐忘而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从全社会之角度讲是一种消极幻化的冥想，但作为修养却不妨姑妄听之。戴厚英于其《结缘雪窦》有一段话可作为庄子《养生篇》的注脚：“我梦见自己走在一条河边，河很宽，岸也很宽。河水静我也很静……我何不将影子抛进何里，化为河水，与河融为一体？那样，河不见，我也不见，岸也不见了。便不需要再寻找什么，不要船，不要桥，不要救生衣。我在河里，河在我心。宁静活渺，川流不息。岂不是大自在了。”而后世禅宗的修练，也多少吸取了庄子养生论的养份。

      前面说到庄子于生于死的态度是矛盾的，说是生不如死，却不采取自杀的方式“回家”，于生无少恋却念念不忘“养生”。也说到了其养生的指归是坐忘过于无生无死的存在状态。这种矛盾滋生了两个婴儿，一个是生无足乐，而不“自杀”的“顺天安命”思想，另一个弃世修心而滋生的消遥自由思想。

      庄子知道生死是自然的变化，但究其主宰，则是莫可推则、无可解释的，他把这些全归于无可解释的命。《达生篇》说：“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命也。”命象一张包罗万象的大网，无物能逃于外，万物对他莫知究境，原非人力所能了解。对之无可奈何。所以《人间世》说：“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二，义也。故知命只有顺从，不可反抗，不可变易。《知北游》说：“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如些说来，死生实在自然之象，犹如日月之常，不是人为所能参与的。《大宗师》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昼之常。天也，人之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山木篇》则托仲尼之言，对生死“正而待之而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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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系传辞：“易与天地准，故能弥遍天地之道，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庄子也是如此，知道了生死乃自然之道，既然生死乃自然之道，而人性应顺其自然，“无以人灭天”。因此庄子当然不会“自杀”而求得“回家”的解脱了。于是追寻的路子便返回到了逍遥。庄子列《逍遥游》于篇首，并不是随便的，逍遥者，不以物累，不以已悲，游形于物外，无所结而自由在也。一语蔽之，及由必然进入自由之明道也。鲲，鱼子也，鹏，麻雀也。以鱼子之小而喻无穷之大，以麻雀之微而致无极之远。是等大小，等大小目的是取消道主体之独立性。主体的存在是需要依恃的，这便是有待，便是不自由了。所以《逍遥游》在颠覆了一切现存价值的羁绊，使精神达到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有人说《逍遥游》恣肆汪洋，而事实上庄子的精神指归也是这“恣肆汪洋”。关于人的解放，卢梭只到十七世纪才提出：“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桎梏之中。”可想见庄子 的时代这种自由度要小得多。在取消了主体性之后，庄子所想达到的无疑是艺术化的境界。

      人世间充满了种种必然，也就是命。命是不可知亦不可变易的。顺天安命是顺应天地物理的消息，逍遥则是在个体存在的前提下的内心世界的开拓，以达由必然而自由的明道，取消个体的主体生，于逍遥至关重要。首先这要求主体的先存在。如果主全不先在，也便无所谓取消，所以逍遥的境地便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所谓暂时，也就是说他只存在于取消个体主体性的瞬间。话说回来，“自由”一词从构词角度讲属于主谓短语，也即是这主体性的存在是自由的弘旨，当他被取消时，真正自由与否便只能说是不知道了！

      庄子的生死观中的“坐忘”与“逍遥”，与艺术创作的境界是异曲而同工的，人固不能选择生与死，但对于生对于死的诠释是每个活人的权利。文艺心理学家认为，一切文艺创作都是向死亡的行动。《庄子》三十四篇又何曾不是如此。

      庄子的生死观不失有矛盾之处，但是正是在这仲矛盾里，人的本质性显现了，存在与思维的问题为哲学之核心问题，也是困扰人生的最大问题。思维显示着人的存在。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庄子取消了主体性也便是割断存在与思维的这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永远存在的。割断只是暂时，它不永恒，所以不足恃。因此，庄子生死观背后一直深藏着一个巨大的黑洞。那便是：感伤！

      总之，庄子生死观以等生死，齐荣辱始，与至道逍遥而终，这其间包含了他对于他所处时代的厌弃，也有着对生于生死的矛盾，但他于生死之中所表现的达观至今仍令人嫉妒，尽管这种生死观是终结带有感伤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