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的散文名篇，也是初中语文教材中的经典篇目。一直以来，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在阅读教学中，对于文章结构和主题的认识，历经发展变化。这一点，我们在现行教材的研讨题中可见一斑。其实，依照阅读的读者理论来分析，不同的读者，因其个人所处的时代、生活体验以及阅读深度等诸方面的差异，对于文本的解读自然是不尽相同的。换言之，读者对于文本的解读，是多元的、不确定的；而与之相对应，作者在创作时，他们的意图则相对是明确的。这是阅读理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作者理论。因此，我们在分析作品时，不妨也从作家创造的视角进行探讨，认识其在创作时特定的环境和事件，并把整个作品联系起来。

一、从整个作品来分析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朝花夕拾》。《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个散文集，共10篇，另加小引和后记，创作时间从1926年2月起，至11月止，时间跨度不足一年（小引和后记分别作于1927年5月和7月）。最初发表时配有副题，为“旧事重提”，并标有序号，表明作者从创作第一篇起，就有意写成一组作品，成为一个系列。也就是说，其中的作品虽或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就整体而言，却有一个统率全局的创作意图，有一条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那么，这条主线是什么呢？对此，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说得非常清楚，他认为：“由女师大风潮所引起的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在鲁迅自身思想的发展上，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这场论战引发了鲁迅的很多思考，使他产生了一系列的作品，如《朝花夕拾》，《野草》，《彷徨》的后半部，以及《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里的杂文，实际上构成了鲁迅创作的一个高潮。”的确，如果我们把视点放在这个背景之下，再来研读这些作品，就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看似都是回忆儿时和年青时的人和事，但其实与《华盖集》系列中的杂文一样，都集中地指向了女师大风潮和与现代评论派，剑指现实中的人和事。综合起来说，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对现代评论派的真面目的揭露；

二是对流言的反击；

三是对复古思潮的抨击；

四是对丑恶灵魂的剖析；

这些意图或隐或显，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察作者创作时的生活与感受，然后联系作品，包括同时期的其他文章，加以发现。

1、从具体作品看  《朝花夕拾》首篇《狗•猫• 鼠》作于1926年2月21日。文章巧妙地借“没眼力”的狗、幸灾乐祸而又媚态的猫，以及“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态度轩昂的鼠，来讽刺现实生活中这类人物；尤其在述说自己仇猫的远故近因时，历数了猫“配合时候的嗥叫”，“闹得别人心烦”以及谋害“隐鼠”等种种罪行，揭露那些“正人君子”们竖着“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的虚伪面目。同样，在他稍后所作的杂文《无花的蔷薇》（1926年2月27）中，辛辣地嘲讽了现代评论派人物相互吹捧的行为，而对给予自己的“夸奖”，则不但“奉还”“荣名”，而且更进一步剖析了他们的惯用伎俩：“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象无私……”比较两篇文章，毫无疑问，无论是作者的思想态度，还是文章的矛头所指，都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一为隐喻，一为直言。正如《无花的蔷薇》开头所说的那样：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据此，我们可否认为：如果把他的杂文比作“没有无刺的蔷薇”，那么，他的这束“旧事”，也许就是“无花的蔷薇”，只不过是“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对此，下例也可资佐证：有人曾对鲁迅作品中的关键词作过统计，如“正人君子”这一概念，共出现过59次，而在《朝花夕拾》中就出现了四次，其中《无常》二次，《藤野先生》一次，《琐记》一次。

2、从创作动机看   《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闲话》（1925年11月）中，陈源说：“一件艺术作品的产生，除了纯粹的创造冲动，是不是常常还夹杂着别种动机？是不是应当夹杂着别种不纯洁的动机……年青的人，他们观看文艺美术是用十二分虔敬的眼光，一定不愿意承认创造者的动机是不纯粹的吧。可是，看一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艺美术品，我们不能不说它们产生的动机大都是混杂的。”这段攻击虽说发表在鲁迅作《朝花夕拾》之前，似乎并不针对其中的作品。但鲁迅曾在多篇文章中进行过反讥，这也包括《朝花夕拾》中的作品在内，如在《狗•猫• 鼠》中，作者说“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无论是对手的指责，还是作者的反击，都表明作者确实并不是单纯地回忆“旧事”。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对于现实有着独特、深刻的思考，而对于创作的目的也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鲁迅在1926年11月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这样写道：“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大概于中国怕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一定也可以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于目前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如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两地书•原信》七十六  十一月一日）这时，旧事重提已完成了九篇，可见，他作这些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有益于目前”。

二、从作家的视角分析

有专家认为，鲁迅的小说运用了二项对立模式。其实，这种模式也同样见于《朝花夕拾》中。我们知道，在写作《朝花夕拾》时，鲁迅已45岁，在他属中晚期作品了。一方面，就内容说属“朝花”，另一面，从创作看则是“夕拾”。是把自己放回到童年来讲述故事，还是以成人的立场来提旧事？事实上，上述两种视角都是可以采用的，不过前者虽然可以保持纯真，但弄得不好，或会陷于“老莱娱亲”的作态，让人感到别扭；作者曾说：“带露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我不能够。”因此，作者更多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旧事进行取舍，以成人的视角，来进行“反顾”。 有的竟“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 （《〈朝花夕拾〉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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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家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直接发表议论

《朝花夕拾》通常被称之为“回忆散文”，而鲁迅先生自己说“文体大概很杂乱”。的确，在文体样式的选择上，或许是不经意的，但却是必然的。《朝花夕拾》不是纪实式的叙事，也不是抒情性的描写，而重在写感触。

　　30年代，李长之先生说《朝花夕拾》“名为散文其实依然不过是在回忆中掺杂抒情成份的杂感”。我们不能说《朝花夕拾》的十篇都是这种杂感，但其中的几篇确实是事实上的杂感体，如《狗•猫•鼠》、《二十四孝图》、《无常》等；另如《五猖会》、《父亲的病》、《琐记》等篇，虽然以回忆旧事为主，但行文每不忘社会，感触由内向外自然延伸，其文体基本上是散文与杂感的结合；而即便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和《藤野先生》等篇，因其较多地沉入个人的情感世界，较少出之以杂感式的议论，而被认为可算作是“纯散文”，而实际上它的“纯度”也只是相对而言。如《藤野先生》一文，作者对初到仙台所受到的“优待”，“物以稀为贵”的比喻，或者是作为弱国国民的愤慨，都不乏讽刺和揶揄；至于文章最后，作者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更是直抒胸臆，文字与杂感并无二致。再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作者谈“美女蛇”故事所引出的教训，讲用荆川纸描绣像，以及有钱同窗的升迁等，我觉得并非信笔所至，也不是一个儿童所关注的。

2、以旧事说现实

前面说过，文题原为“旧事重提”，那么，这里就有“提哪些旧事”，“提它作什么”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作者述说的旧事中，找到大量的现实生活的影子：

我们且不说喜欢耍两面派的衍太太，故弄玄虚、借机勒索的S城名医，也不说乌烟瘴气的江南水师学堂，儿时所罕逢的赛会，单就作者看似信手拈来的传说或神鬼故事，也在嘻笑怒骂中，颇有深长的意味。试举几例：

①、《二十四孝图》、《无常》是专文谈古论鬼的，而且在《后记》中还很是作了一番考证研究，结果是“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因为是“乱发”，所以思想内容自然深广。我们注意到：一是在形式上，作者引经据典，广征博引。而末了自己却说：“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死无对证’的学问，是很新颖，也极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起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颇厚的书，并且因此升为‘学者’。但是，‘活无常学者’，名称不大冠冕，我不想干下去了……”对那些借征集资料、进行繁琐庸俗考证的所谓学者给予了嘲弄；二是在思想内容上，对原文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如在对“无常”进行考证后，作者给他“下一个武断”：“题为‘阳无常’的，是平常人的普通装束，足见明明是阴差，他的职务只在领鬼卒进门，所以站在阶下” 。“南京人和我之所谓活无常，是阴差而穿着死有分的衣冠，顶着真的活无常的名号，大背经典，荒谬得很的。”

我们再来摘引几段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的文字：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顾颉刚。这人是陈源，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荐引之人，在此竟有七人之多，玉堂与兼士，真可谓胡涂之至。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欺。”（《两地书•原信》五十七  九月三十日）

“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两地书•原信》六十五  十月十六日）

将上述文字两相对照，很容易让我们将两者联系起来。当然，《无常》成文时间在6月23日，这时鲁迅尚未到厦大，但作者在《后记》中又特别加以议论、引申，其意就最明显不过了。

②、《范爱农》是该集中比较别致的一篇，有关人物的资料较少，相应的分析也很有限。我们大多只能通过原文所记的几个片段，了解到他是鲁迅的同乡，是一个在黑暗旧社会倍受打击迫害的正直倔强的爱国青年。作者与他曾有过一段交往，并对他给予了关心帮助。据此，我们自然把它的主题定位在诸如“揭露封建黑暗势力”或“关心爱护进步青年”等这一类。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毋庸置疑。不过，我们不妨再来摘引几段文字：

我其实还敢于站在前线上，但发见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长虹和素园的闹架还没有完，长虹迁怒于《未名丛刊》，连厨川白村的书也忽然不过是“灰色的勇气”了。（《两地书•原信》八十一  十一月九日）

不过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知道现已不能再利用，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已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了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消〔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拟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伎〕俩发挥到如何。（十一月十五日《两地书•原信》八十五）

从昨天起，我的心又平静了。一是因为决定赴粤，二是因为决定对长虹们给一打击。你的话并不错的；但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以平常待我，而在他日日吮血，一觉到我不肯给他们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两地书•原信》九十  十一月廿日）

我们知道，1926年8月至10月间，发生了一件“长虹事件”：高长虹原是鲁迅亲手扶植的一位进步作家，是狂飙社的主要成员。而这时反过来突然向鲁迅发难。这令作者十分气愤，最后决定予以反击。据《鲁迅日记》1926年11月21日所记：“寄漱园信并稿，附致小峰信。寄春台及墨卿信，雪村信，附启事稿。”这里的启事稿，即《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鲁迅以此稿同时寄韦素园、李小峰、孙福熙、章锡琛，分别发表于《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等刊物，后收入《华盖集续编》。在寄韦素园稿中，另有《范爱农》一篇。《范爱农》写于11月18日，从写作时间看，与这一事件及鲁迅当时的想法相吻合；从内容上看，文章记述了两人初识时的“误会”：“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象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

后来在故乡相见时，又回忆起当初的“看不起”，一是不满他带着“一双绣花的弓鞋”，一是在火车上做揖不终。另如后来所记的办刊物、要经费等情节，都不由人不产生联想。还有两点或可资佐证，一是文中说“我就不再说下去了，这一点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说出连累我们的话来，他就会面斥我太爱惜不值钱的生命，不肯为社会牺牲，或者明天在报上就可以看见我怎样怕死发抖的记载”等，这些与高的攻击暗合；二是文中最后称引自己所作《哀范君三章》中的一首诗，而作者又说忘了中间的两句，原句是“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包含着诀别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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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作者采用这种阴晦手法的原因，我们也可从他的言论中找到一些印迹：

当时著作的动机，一是愤慨于自己为生计起见，不能不戴假面；二是感得少爷们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则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哀怨之言。（《两地书•原信》一○六  十二月十二日）

近来只做了几篇付印的书的序跋，虽多牢骚，却有不少真话。还想做一篇记事，将五年来少爷们利用我，给我吃苦的事，讲一个大略，不过究竟做否，现在还未决定。

（《两地书•原信》八十九  十一月十八日  ）

所以这书的印行，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大度，那些东西因我的文字而呕吐，我也很高兴的。（《写在〈坟〉后面》11月14日）

当然这些可能并不是专对写作《范爱农》而言，却至少代表了鲁迅这一时期的写作动机。

③、《阿长与〈山海经〉》中，作者似乎对《山海经》情有独钟。而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将其归为“巫书”，可见他之所谓喜欢，可能是“别有用心”，我认为他反复强调“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或许另有所指。

3、折射现实生活中的细节

 现实生活的种种琐事，往往勾起作者的回忆，反过来，在记述旧事中，也常常不自觉地折射出来。这种例子，《朝花夕拾》中随处可见。

如我们知道：章士钊笔名“秋桐”，在当时被称为“老虎总长”；而鲁迅在《狗•猫•鼠》中，讲述了老虎向猫学本领的故事；在《父亲的病》中，又特地对“梧桐叶”这个药引作了一番议论：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另如《五猖会》里有关梅姑庙考证和议论，也似乎另有所指。

特别是《藤野先生》中，对于无孔不入的蚊子、难吃的饭菜等细节，以及对东京的感受、对“日暮里”的记忆，我们更可以联系到现实生活。现摘引几段： 

　 夜间，电灯一开，飞虫聚集甚多，几乎不能做事，此后事情一多，大约非早睡而一早起来做不可。 （《两地书•原信》四十八 九月十二日  ）

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碗的两碗)，但因为此地的菜总是淡而无味（校内的饭菜是不能吃的，我们合雇了一个厨子，每月工钱十元，每人饭菜钱十元，但仍然淡而无味），……（《两地书•原信》四十八  九月十四日） 

    现在的天气正像北京的夏末，虫类多极了，最利害的是蚂蚁，有大有小，无处不至，点心是放不过夜的。蚊子倒不多，大概是我在三层楼上之故；（《两地书•原信》五十一  九月二十日）

（在《两地书•原信》五十七、五十八 、六十七等章中也多次描述了蚂蚁的厉害。）

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两地书•原信》六十七 十月二十三日）

但好几天，却忘不掉郑成功的遗迹。离我的住所不远就有一道城墙，据说便是他筑的。（《厦门通信》九月二十三日）

   

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关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主题。根据上述的研究方法，我们把它回复到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下，妄测他的创作的初衷，我认为，还是在于批判复古思潮。

苗体君和窦春芳曾在《文史精华》撰文，向我们讲述了鲁迅与厦大的是是非非。其中讲到：鲁迅是应林语堂的邀请去厦大的，9月4日抵达。初到厦大，即印象不良。尤其是尊孔复古的办学思想，和依仗金钱，把教职员当做奴仆看待的做法，更让鲁迅不满。这一点，我们在《两地书》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此地四无人烟，……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两地书•原信》四十八  九月十四日）

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画〔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两地书•原信》五十一  九月二十日）

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他忽而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而不悟和他的尊孔冲突。（《两地书•原信》六十五  十月十六日）

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写作于9月18日，正是鲁迅初到厦大之时，一方面，他刚“换一个地方生活”，另一方面，他对这个新地方有了初步的认识。反映在文章中，诸如美女蛇传说，三味书屋的陈设，师生所读的古文等等，也都有当时现实的影子。

另外补充两点，一是《两地书•原信》六十五提到的周会。厦大每周四都要举行纪念周会，会上照例是《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这让鲁迅反感。在《琐记》中，作者曾对此作了讽刺。所以当他们请鲁迅作演说时，他即唱出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调子；二是关于“少读中国书”主义。其实，鲁迅在《青年必读书》（1925年2月10日）、《我的“籍”和“系”》（ 1925年6月2日）、《十四年读经》（1925年11月18日）等多篇文章中，都已有论述，其主旨就是反对复古。

以上分析，有的可能过于坐实，有的也或者有些勉强，甚至牵强，正如作者所言，这不过是我一时的臆测，此外也并无什么坚实的凭证。 但我觉得，把它们联系起来看，毕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