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 

    一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和朋友丁东曾写过一篇文章

《中国“文革”民间思想概观》。1 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想从主流思想

之外，寻找民间思想的脉落，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在主

流思想以外，肯定有民间思想存在这一判断。多年来我们还在以不同

方式搜寻这方面的材料。后来我们读到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

和它的异端思潮》，2 非常激动，虽然我们对民间思想的理解稍有不

同，但我们共同的思路是要充分注意和评价，在专制时代所有不同声

音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声音的传达方式和社会反映。

    当时我们虽然主要做的是有关“文革”时期的研究，但我们的思

路却没有仅仅局限于“文革”，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专制时代，并

非从“文革”始，它还有更长的历史，当时我们比较多的注意到了1957

年的“右派”言论，特别是林希翎、谭天荣等学生“右派”的言论，

一些不知名的“右派”上书，还有陈寅恪的旧体诗，张中晓的随笔和

顾准的书信等。由于材料的局限，我们当时较多注意了已经公开出版

的相关史料和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现在看来这是远远不

够的。

    2001年2 月到4 月间，我有机会到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做

两个月访问研究，承中心主任熊景明女士指点，我看到了这里收藏的

一套《内部参考》（1949－1964年），这是当年新华社为了解社会动

态，逐日编写的一本供高层看的内部资料，由当时的参考消息编辑组

编印。我从这里发现了大量有思想价值的材料，而这些材料都出自那

些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因为这些超前的思考，肯定难逃专

制时代的悲剧命运，而他们的思想，因为极少进入媒体，随着时间的

流逝，也早已被人遗忘 .看到这些材料，我感到有必要把他们重新介

绍出来，供日后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民间知识分子，和我过去的理解稍有区

别。因为我注意到，在1957年，像林希翎、谭天荣或者比他们更为人

所知的“大右派”的言论，虽然也不见容于当时的政权，但因为他们

的言论基本上进入传媒（虽然是作为批判或者罪证），多数已为人所

知。对一般思想史研究者来说，他们已不会被遗忘。我在本文中所用

“民间知识分子”的概念更为狭窄，主要是指那些更不为人所知的知

识分子，因为他们所处的地域、职业、本人所有的知名度等等因素，

他们没有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或者因为他们当时的思考是以大字

报、投稿或给中央领导上书形式出现的，而这些东西既没有发表，也

没有传达，它只是作为一种了解当时政治变化的动态，以情报的方式

在极小的范围内传播。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评价，这些东西的价值是

很独特的。

    1957年夏天，由于有所谓“鸣放”的号召，当时中国的舆论相当

活跃，人们一时间把多年的不满都发泄出来，这时期内，深刻准确也

恰中要害的言论随处可见，许多言论，就是今天听来，也没有过时之

感，但因为这些言论多少都有一些情绪色彩，虽然尖锐，但并不在我

的选择视野之内、我对材料的取舍标准是这样的：1 、    经过系统

思考的东西，不是只言片语；2 、    成文的纲领或者文章；3 、  

超越个人处境和具体生活遭遇的思考；4 、    涉及国家制度和人类

文明发展方向；5 、相对具有理论色彩而不仅仅是一时的政策建议等。

    二

    1957年西南农业学院有四个学生，以“真理塔”为笔名，在学校

举行的自由论坛上，以《请党中央毛主席重新估计农民的革命性》为

题，四人分段做了演讲。

    这个纲领性的发言很值得注意，受到许多教授、讲师的赞同。这

些观点从整体上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地方，但它对农民在中国

社会中的地位和要求，却说了一些真话，特别是对农民的真实生活处

境，有很深入的分析。

    他们认为，当时中国农民的生活非常艰难，他们的负担已经很重。

“缴公粮、卖余粮、上夏征税，买公债、卖猪羊……然而他们喂肥了

猪但最少吃肉，他们辛辛苦苦种了水稻而最少吃米，他们忍饥挨饿，

节衣缩食来建设社会主义，”这难道还能加罪于农民革命不积极吗？

“这些学生可能多是农家子弟，他们对农民的处境非常了解。他们文

章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他们提出了农民应组织自己的政党，

在统一战线中参政。这个思想可以说是五七许多关心中国农民生活的

人的普遍要求。他们认为，当时的所谓工农联盟，在政治上发生了矛

盾。由于农民没有自己的政党，因而在政协、人代会以及政府中没有

真正的代表，不能将他们的要求在这些议论中充分讨论，以作出相应

的决定来满足农民的广大要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宣传农民流

入城市就影响工农联盟，我们觉得没有找出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把

不应由农民负责的事强加于农民身上，这是不公平的，解决办法是不

全面的。加之工农联盟在经济生活上发生了较大的差异，使政协、统

战、工农联盟有形式无内容，使政治生活中不能体现工农联盟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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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政权，我们认为工农联盟正处于不稳定状态中。“3 在他们提

出的具体建议中，对多给农民保留自留地、提高农产品价格等问题多

有涉及。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末中国农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大体上

没有超出这个纲领。

    三

    1957年最知名的学生“右派”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

林希翎，还有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谭天荣，他们当时提出的许多问

题很有思想性，但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活摧毁了中国最有才华的大

学生，到八十年代以后，他们的思想都没有发展。林希翎到了法国以

后，思想没有超越当年的体系，也并没有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

界造成什么影响；谭天荣更是消沉了，1997年，我曾专门写信给时在

青岛大学教书的谭天荣先生，希望他能接受我的一次采访，但谭先生

回信说，他已不愿意再有人打扰他的生活。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

就是九十年代以后，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的那些人，不是五十年代

培养起来的大学生，而是四九年以前受过完整自由主义教育的大学生；

这个现象提醒我们注意，五十年代的政治文化中具有极强扼杀独立思

想的能力，因而对那个时代还能独立思想的人，我们要倍加珍惜，冯

元春就是一个。

    冯元春当时是四川大学生物系四年级女学生，她与当时的学生辩

论过一个题目：《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

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

    冯元春主要提出了几个有意义的问题。第一是高饶事件。她认为，

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冯

元春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

崇拜，还会是什么？”冯元春的观点是，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

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报上

公布高饶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妇女，但为什么被侮辱的妇女却

没有提出控斥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错误，是斯大林思想在作祟。

    对于胡风事件，冯元春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她认为，毛主席提

出逮捕胡风的根据是：1 、反党。2 、上书二十万言。3 、组织反革

命集团。冯元春说：“毛主席经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为

什么胡风上书二十万言就成了罪人了，这不是毛主席自己打自己的嘴

巴吗？”冯元春还指出，毛泽东的特权思想和历史上一切统治者的特

权一样，毛泽东是中国再次出现的刘邦。冯元春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

实指出：“共产党这个剥削集团是巧妙的，残酷是空前的”. 她认为，

那些平时不务正业专门监视别人思想言论行动的政治工作人员，他们

美其名曰改造别人思想，实际上是狗屁不通，只会扣帽子，或是说我

是一个党员，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他们就这样靠吸取别人脑汁

而生活，他们对待老教授是那样横蛮、无理，是最卑鄙的一种人。”

对于当时共产党的特权，用人制度上的“奴才论”，以及对党外人士

的打击，冯元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她能

看出历史的真象，这对于人们认识当时社会具启蒙作用。她讲了一件

事。她说：“我校汤教授，为人忠诚，是个忠于客观事实的自然科学

家，就因为他爱提意见，在肃反中就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在大会上进

行斗争，说他是美国派来的间谍。汤教授确是一个忠于事实的人，他

曾经对我说，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相当于我国的大学教授，一个月二、

三百美元，每三个美国人就有一辆汽车，这些足于说明美国生产力高。

而剥削集团的宣传机器却歪曲事实宣传说美国有多少工人失业，经济

危机又多么严重。而汤教授忠于事实，却受到迫害。”冯元春还对当

时的外交政策一边倒提出了意见，她说：“我们党和毛主席没有一点

民族气节。”4 冯元春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希望能有知情人了解一

下她的情况。1957年，中国最有骨气的几个学生“右派”如林昭、林

希翎和冯元春都是女性，这很让我们为中国女性的思想力量感到骄傲。

    四

    耿伯钊当时是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阎锡

山同学），耿是辛亥老人，参加过武昌首义，在地方上很有威望，当

时已经七十四岁。1957年6 月1 日和3 日下午，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

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六小时，这次谈话后被曲一凡整理出来，

全文发表在《内部参考》上。他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

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

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

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

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

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

号司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

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

法制工作”. 他认为，开国八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

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需要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

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

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

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

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

在他的谈话中提出要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主

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他认为，共产党英

明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

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5

    五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徐璋本，在1957年也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人。

他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

    他在一次教授座谈会上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

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

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决不能拿来作为中国和

人类的指导思想呢？徐璋本认为，这要从整个人类历史和宗教信仰来

看。6 徐璋本说：第一：马克思着重提出经济上没有人剥削人的、没

有阶级的共产社会，在部分的理想上是正确的，但完全以唯物经济基

础来阐明这个社会理想便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和离开人性的“危

险性”，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和主义同他所提出来的高度理想口号不

能配合的基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根据“唯物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的”、

“社会阶级斗争的”立场宣布说，这种哲学、社会制度和方法，便可

以达到大同共产社会的理想，人类地上的天堂，显然是包含着严重矛

盾性的一种学说。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

展开余文

的关系而把人看做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做为

“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

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

现。这至多只能用之于被压迫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过程，比如中国人民

的抗日战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自觉，徐璋本认为，共产党人掀起“阶级斗

争”、“思想斗争”的法宝，以为非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树立

“威信”，实行经济建设，一切以马克思学说圣典规范，严格奉行教

条主义公式，结果使人民由感激爱戴变为畏惧沉默；由万分积极和全

民振作的奋发自新的景象一变而为奉行政府指令听天由命的消极心理。

而由于漠视人民情感，政权刚刚建立就唯恐被人反对，对人民讲威信，

这又是马克思的错误哲学和教条公式。到处发生“扰民”，摧残人民

的积极心，鼓励消极自私心理，而事后补救办法又是根据中国传统的

美德，勇于认错改错，将“人”与“人”的关系加以考虑，也就是不

自觉地承认了马克思唯物和经济生产决定人生的错误！徐璋本认为，

难道救国救世必须迷信式地奉行马克思忽略人类特征的知识宝库和两

种矛盾的片断哲理，然后再以中国的传统美德来补救吗？这并不是真

正辨证法的矛盾统一必经过程，而是由于迷信马克思教条公式的“人

为矛盾”！徐璋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须要有更大勇气来认清“共

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不等于马克思学说和主义。如果拿马克思学说

和主义来作人类的指导思想，至多只能在政教统一的专政下，使人民

不思想，决不可能启发创造性的思想活跃，更谈不上什么百家争鸣。

    第三：徐璋本认为，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

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

和“不相容”性。这种宗教色采的绝对性和不相容性，应用在他的忘

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

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

在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民族，在长期受各种各样的侵略，在心疲

抑郁之余，将这个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配合的政治哲学灌输到人民心

目中去，立刻可以燃起火花，用愤怒的心情来作不畏牺牲不怕困难的

解放独立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士掌握了这个“行动政治哲学”，

并巧妙地付诸实行，使中国在短时间内站起来。这不得不感激马克思

所开的这付特效药。不过马克思并不是万能无所不包的圣药，这付猛

烈的特效药在环境尚未成熟和特效已经成功之后，用以煽动人类仇恨

心理是万万不可的。

    第四：徐璋本认为，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

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

体观”大彻大悟，这个人生自然哲学思想是包括有关经济生产的唯物

论的部分的。“不生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是真正彻底的辩证唯

物论的“人天一体观”. 而“无我无他”、“同生同灭”才是对人生

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彻底解脱，才是实现大同共产社会理想所必具备

的条件，而不需要煽动仇恨心理来推动人们的行动和积极心，这是一

种最高的境界。同时他还认为马克思所谓“阶级矛盾现象”的来源并

不是“自然物质能”和伴随着的生产工具和经济制度，而是基于人类

与生具来的两种生物本能——自私利已与互助利他。

    根据以上的理论，徐璋本认为，能真正作中国人民和人类的“指

导哲学思想”的。合乎人情的，只有中国的大同人道精神和“爱和怒”

的平易人伦哲学思想，以及基督教义中以爱和怒为基础的宗教信仰。

而其最高造诣是释迦牟尼所宣示的超人的大解脱：“无我无他”“同

生同灭”“同不生同不灭”“无所不在无所在”完美辩证的“人天一

体观”. 徐璋本认为，这些看法，是他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果，不

可能全是对的，他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徐璋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说达到了非常深刻的地步，也

是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与中国社会相结合，以及为什么二十世纪

初，共产主义得以在全球盛行的原因，这样的认识，今天对于我们深

刻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都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可惜像徐璋

本这样的思想，多年来被历史尘封，以至于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在1957

年，许多民间知识分子在理论认识上达到的高度。在1957年，多数有

价值而深入的思考，是由那些自然科学的教授和学生完成的，特别是

物理系和生物系的教授与学生。

    六

    《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这是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

讲师刘地生写的一篇长文。7 全文共分为九个问题，现将其中思想含

量较高的问题介绍如下；第一：消灭党的政权特权。刘南生认为不尊

重人权，不倡导独立思考是产生三大主义的主要条件。为此他建议1 、

成立全国人民直接自由选举的各级人代会。全国人代会要成为名符其

实的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在全国人代会里成立各类专门委员会，邀请

各类专家参加各该专门委员会计讨论有关的大政方针。并修改宪法上

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一切国家大事一味只在幕后制定好了，再拿到

会上来形式通过一番，不是一个堂堂大国应该有的现象。应该提到会

议厅上来公开辩论，并付诸表决。各级人代会必须有实实在在的权力，

选举或罢免各级政府领导人员，制定或否决施政方针。

    第二：共产党利益不能代表全国人民利益。刘地生认为，共产党

是国家的领导政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应该改变以往把

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

定政策方针应首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应该首先从党的利益出

发。党的领导只能体现在方针政策上，党员的模范行动上，报纸广播

的宣传上，而不是体现在行政命令上。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

除开对那个党的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

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第三：创办民营报纸和出版。如果可以承认六亿人民的利益不能

以任何一个党派的利益去代替，而存在各种不同阶层，不同职业集团，

不同地区人民的利益，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他们有代表各自利益的发言

权。因此，除开共产党的机关报之外，人民可以自由经营报纸和出版

社让，全国人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园地。此事似可以现在就着手进行，

各省最低限度有民营报纸和出版社各一个。

    第四：法院和公安机关不能归党领导。

    第五：取消少先队、青年团组织和党对学生的领导。刘地生认为，

为了将来科学建设的前途着想，必须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

青年时代的头脑一经定型，以后要客观的研究真理，就比较困难。因

此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

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

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

    第六：消灭党的经济特权。

    第七：党系统机关经费开支只能由党费中支出。

    第八：大量裁减陆军、投资发展原子能科学。刘南生认为，今后

的国际战争，实质上是科学，特别是原子能科学互相竞赛的战争。一

旦战争爆发，步枪加小米是决不能应付的了。必须考虑大量裁减陆军，

把节省下来的钱投资到发展原子能科学上去，才是建设国防的根本办

法。

    第九；农业合作化只能在小部分地区试验。

    1957年，许多民间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处境提出过许多

意见。当时《内部参考》曾作为读者意见整理发表过一部分。

    安徽一个名叫方格恩的读者建议成立中国农民党。他认为，中国

农民占大多数，当时六亿人口中约有五亿是农民，可是农民阶级却没

有自己阶级的政党，有些意见不能和其它阶层一样有组织有系统的向

上反映。

    一个叫戈友辰的读者建议，要保障居住和迁移的自由。要给农民

拒绝出售劳动产品的自由。农民应在政府里占有席位。成立全国总农

会。8 这些建议，今天还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七

    1957年6 月，成都铁路管理局职员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

由女士”发表了了《为胡风鸣不平》的长篇演讲。9 他的这个演讲，

从常识理性出发，以现代法律精神为基本标准，遂条为胡风案辨护。

在当年为胡风案鸣不平的文章中，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以这篇最有水

平，比林希翎的文章更具现代法律精神。李昌明从五个方面为胡风辨

护。

    第一，他举出了大量的事实，说明胡风没有反革命身份。

    第二，说胡风参加过“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

立，郭沫若三七年作国民党中宣部三厅厅长及大部分起义人员将同罹

此罪。

    第三，与陈焯之关系仅为一般社会关系。不是反革命组织及工作

关系。李昌明说：“众所周知，周总理与蒋介石集团中多人往还，宋

氏三龄见解各殊，均未认作反革命关系，何独胡风别有看待。

    第四，胡风集团只能是一些偏见的学派，五四运动前后的创造社、

新月派、语丝派，互相攻击，极尽诋毁、污骂能事，郭沫若攻击鲁迅

所用辞汇其恶意不在胡风之下，鲁迅与梁实秋论战作用语词亦尖锐之

展开余文

极，可见文人相轻，历史皆然，不能对胡风有所偏颇。

    第五，从法律观点看，胡风集团的行为并不构成对国家有形的损

害。李昌明说：“我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上无一条对胡风集团适用，全

世界任何一国民法、刑法（包括苏联在内）均未载有以文艺形式对文

艺问题上的意见或攻击足以构成的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安全罪。美国的

斯密斯法（Law  of  Smith）对国内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的迫害均未

在学术领域或文艺范围内引用，也未有这种事实。”

    八

    李祖彦当时是云南一一六医院的休养员，是军人。他在给毛泽东

的一封信中，特别谈到了关于“党的性质问题”. 他说：“我认为党

当前的性质只代表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是狭隘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制定的纲领中规定党仍然只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政党，我看也是保

守的。”李祖彦认为，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对共产党爱戴，把党当作自

己的灵魂、生命。为此他建议将共产党改组为工、农知识分子联合的

政党，名称不变。所改变的是由代表工人阶级改为同时代表农民和知

识分子。李祖彦还提出，有人说共产党是执政党，这话是不正确的，

以共产党是执政党，其它党派就是在野党了。因为中国没有在野党，

所以执政党这词是多余的。9 李祖彦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

导，他只是在根本不改变共产党性质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些属于党的

建设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着眼点还是党内的民主改革以及如何与

其它民主党派的合作问题。

    九

    陈维太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秘书科科员，他以

《逆流报告》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寄给当地的报纸，要求发表，但

没有得到回应，但他的文章却被上报中央。陈维太对现实的评价是：

共产党当时是在坐“党天下”.11 陈维太认为，共产党的基本法宝就

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功用：就是可以用来鼓吹和煽动

一些缺乏生活知识的群众，不择手段地来达到独占国家权力的目的。

就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的实质来说，有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理论，有一

部分是丑化人群（如宣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等的阶级

性都很坏）装璜自己（说无产阶级多么好、给自己镀金）的理论。给

人们造成一种病态心理——你仇恨我，我仇恨你——以作为统治的物

质基础。    陈维太说：“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共产党在

中国实践的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独裁政府。集中地表现在政治特权和经

济特权上。

    1 、政治特权反映在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上是不民主，是宗派主义，

反映在工作作风上是官僚主义，是主观主义；反映在思想方法上是教

条主义。我们国家里各党派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共产党要各民主党派

必须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才准予存在，否则就消灭它。没有法制，共

产党为所欲为，恣意横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2 、经济特权表现在一包大揽，什么都管，就是胡乱管。现在的

机关、企业、学校事业单位等的性质，事实上是不好分别的。因为这

些机关单位所管辖的事务范围差不多一样，特别是都有一个共同性，

都具有司法、公安的职能，都有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剥夺人民的经

济权力，这一点还不如十八世纪的中国或更远一点的朝代。对工商业

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实质就是要消灭工商业者——资产阶级的

过程。老百姓唯一的去路就是给共产党做工。办党应当用党费津贴，

应当有目的，现在没有人知道党的秘密，但党也不能从国库里“走私”

.陈维太还批评五十年代国家经济建设浪费太大，得不偿失。他认为，

应当从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上来检查这个问题。“我们重工业与轻

工业、农业的发展比例关系是大有问题。民不聊生、就是这个政策的

结果。我们不能牺牲五亿农民的利益来建设工业。”陈维太认为，

“国家的基本制度必须改革。否则任你采取什么办法‘整风’也好、

什么‘民主集中制’也好，对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僚主义不会有好经验

的，官僚主义仍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和滋长着。”陈维太建议：1 、

我们要社会主义，但不能道听途说，还是要多学习，在比较中转化和

提高。

    2 、各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应当一律平等，不应当有什

么领导党与被领导党之分。因为都是党派，各党派都应当服从于国家

政治，不能有超越和凌驾国家政府之上的党。

    3 、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应当由内行专家共同协商管理，在国家

特定的机构指导下自由发展。勿论唯物主义观点或唯心主义观点都可

以自由广泛地宣传，相信人民群众的鉴别力，特别是在言论出版问题

上应当广开门路。取消在中小学学生中的政治活动，其意义更为重大。

因为我们在今天也必须看到祖国未来科学事业的物质基础，不能在幼

小的心灵上强加影响，应当任其自由成长。

    4 、工商业的管理问题，有关国家民生的大企业应由国家聘请专

家管理。有的也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对一般的中、小型

企业交由私人自由经营（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亦同）。在刺激大量发

展生产和增加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的前提下，鼓励完全自愿式的合作组

合。国家也可以适当地发展合作社经营。

    5 、土地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除国营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继

续办理并起示范作用外，一般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宣布必须在

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始能成立，否则，农民可以自由耕种自己的土地。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土改前地主的土地再进行民主讨论，协商解决

（房产问题亦同）。

    6 、国内外团结问题：在国内不能有大汉族主义，积极帮助少数

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科学事业；在国外不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而是平

等互利，尊重主权，和平友谊的政策。

    十

    肖子超是华南垦殖局的一个科员，1957年他曾他提出这样的建议：

1、建设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达到的。如南斯拉夫就是走

的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在中国，全国要建成社会主义是

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具体地区却不一定需要那么长。因此，

他以为，“以广东的人力物力条件，如果单独搞，在时间上可以缩短

很多。”2 、他认为广东土改中的偏差主要是由于南下干部对广东的

情况不了解所造成的。

    3 、他认为：“广东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以发展农业为重点的方法

是不恰当的，应以工业为重点，根据广东目前情况应着重发展轻工业，

尤其是轻工业中的农产品加工和食品工业。”他认为，现在所以搞得

这样糟，是由于领导干部系外来干部，而广东本身又不是一个独立政

权组织的缘故。“4 、他认为在语言系统上广东自成格局：”以广州

话为基准的广东语言，在语言三要素上和北京语系都有很显著的区别

“.12 广州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证明这个科员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和

远见的，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也就是这个思路。但在1957年，提这

样建议的人却被说成是要建立”广东人民共和国“，而成了”右派

“.

    十一

    思想史研究如果不注意民间，可能会遮蔽许多东西。我所以注意

到了这些民间知识分子言论活动的价值，是因为有一个评价这些言论

的参照：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思想解放时期提出的许多理

论和这些理论的提出者。我不是要否定这些改革开放时间期言论和提

出者在当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是想补充思想史研究的不足，也就是

说，在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必须把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考虑在

内，必须充分意识到，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当中有相当多善于

也勇于思考的人，虽然他们默默无闻，但他们的思想不应当因为他们

的名声而被遗忘。

    注释：

    1 《中国研究》1996年8 月号（中国研究杂志社，东京）

    2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田园书屋，1997年6 月，香

港）

    3 《西南农业学院的四个学生发表纲领演讲》（《内部参考》1957

年2234期，页9 、10、11，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北京）

    4 《四川大学举行辩论会辩论冯元春的反党提纲》（《内部参考》

1957年2223期，页8 、9 、10）

    5 《耿伯钊的八点建议》（《内部参考》1957年2231期，页24、

25、34、35）

    6 《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

（《内部参考》1957年2228期，页20、21）

    7 《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内部参考》1957年2227

期，页12－16）

    8 《要求为农民“鸣”“放”的种种意见》（《内部参考》1957

年2260期，页32、33）

    9 、《“为胡风鸣不平”》（《内部参考》1957年2251期，页98）

    10《李祖彦给毛主席的一封内容极端荒谬的反动信》（《内部参

考》1957年，2290期页11、12）

    11《陈维太的反动文章》（《内部参考》1957年2267期，页8 －

17）

    12《华南垦殖局右派分子肖子超的反动主张——成立广东人民共

和国》（《内部参考》1957年2364期，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