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大约在三十岁时，开始收徒讲学。在我国教育史上，以私人身份从事讲学活动四十多年，而且影响最深远的，当首推孔子。相传他有弟子三千人，得意门生七十二人。孔子虽然处于动荡不安的春秋末期，但他对事物的态度，是积极有为的。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教育是“有类”的，就是说，授受教育的权利，把持在少数贵族的手里。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进步口号。“有教无类”的提出，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框框，提高了私人讲学的地位，受教育的范围放宽了。这一风气的转变，是孔子对我国文化教育的一大贡献。孔子的学生只要献给“束脩”（xiu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就可以随孔子读书。当时孔子的学生中，从地区说，有鲁国的颜渊、冉求，卫国的子夏、子贡，宋国的司马耕，吴国的子游，楚国的公孙龙，秦国戎族的秦祖。从出身来说，有贵族出身的孟懿子和南宫适，有贫贱出身的冉壅（yong雍），有商人出身的子贡，还有梁父大盗颜涿聚。

　　孔子很重视对学生的“因材施教”，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分别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育。他着重培养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的人才。他满意地对人说过：“在德行方面的高材生，有颜渊、闵子赛、冉伯牛和仲弓。在言语方面的高材生，有宰我、子贡。在政事方面的高材生，有冉有、子路。在文学方面的高材生，有子游、子夏。”孔子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就拿言语科的高材生宰我来说吧，刚开始，宰我是孔门下的一个比较不用功的学生。有一天，宰我白天睡觉，被孔子知道了，他当面责备宰我：“烂了的木头，是不能雕东西的；粪土的墙壁，是不能刷上白粉的。”经过老师的严厉批评，宰我改正了缺点，勤奋读书。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很注意诱导启发，针对学生的弱点，对症下药地进行教育。他对个性刚强、急躁的子路，加以抑制；而对缺乏勇气的冉有，则加以鼓励。有一次，子路向孔子请教说：“我们听到了一件应该去做的事，是不是马上去做？”孔子略加考虑回答说：“有父兄在，应该先问问父亲和兄长，怎能一听到消息就去做呢？”冉有也提出同样的问题，请教老师。孔子却同意他马上去做。学生公西华觉得奇怪，便去问孔子为什么同样的问题，而有两种不同的回答。孔子听了笑了笑对公西华说：“冉有胆子小，性格很迟缓，所以叫他马上去做。子路的性格很急躁，所以叫他慢一些去做。”公西华听了才恍然大悟。

　　在平时的闲谈中，孔子也不放弃对学生的启发教育。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等学生，陪伴孔子坐在一起谈天说地。孔子说：“如果有人请你们去做事，你们打算怎么样呢？”子路自信能治理好一个大国。冉有说他可以管好一个小国。公西华说自己只能在政府中担任一个小职务。曾皙最后慢吞吞地说：“我只求过个快乐的日子。春天暖和起来，跟同伴们到河里去洗洗澡，在风地里乘乘凉，然后大家唱着歌回来。”孔子从仁政学说出发，他希望能过着太平的生活，所以十分赞赏曾皙的想法。还有一次，孔子要学生们谈志愿。子路爽朗地说：“我愿意和朋友有福同享，自己的车马、衣裳都可以让给朋友用，用坏了也不要紧。”颜渊平心静气地说：“我希望自己不骄傲自夸，不炫耀自己的成绩。”这时孔子只听学生们讲，自己却不表态。急性子的子路问孔子说：“老师您的志愿是什么呢？”孔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希望老年长辈能生活得安适，平辈朋友能互相信任，少年晚辈都能得到关怀爱护。”可见，孔子善于在不知不觉中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向学生灌输他的仁政学说。后来，孔子就以救世济人的抱负，率领学生去周游列国，劝告各国诸侯施行仁政。

　　孔子十分强调学以致用、学思结合。他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光学习，不思考，就会迷惑不解；光思考，不学习，就会犹疑不决。他还要求学生，对于学习过的东西，要经常复习，“温故而知新”。孔子一生，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

　　孔子从五十五岁离开鲁国，奔波于鲁、卫、宋、陈、蔡、楚等国游说诸侯，他一方面宣传他的仁政主张，一方面坚持他的教学活动。但是诸侯为了争雄称霸，讲求富国强兵，着眼于目前的利益，哪能采纳孔子仁政的主张呢！所以孔子未能被诸侯所重用，他的政治才能也未能得到施展。到公元前484年，孔子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了，那年他六十八岁，返回了鲁国，结束了十四年的游说生活。

　　孔子回到鲁国后，集中时间指导学生研究学问，并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他编订了《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和《春秋》等六经。这些书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学和哲学的重要材料，是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孔子在七十三岁那年病死。他的死使弟子们十分悲痛。他们在他的坟前搭棚连住了三年，表示哀悼。子贡甚至一共住了六年。临别时，他们都哭了。弟子们认为，孔子就象江水洗过、太阳晒过那样洁白光明。

　　孔子死后，学生们追忆孔子的日常教训和生活情况，整理成一部语录体的书，叫作《论语》。后来，《论语》成为儒家的经典，对我国后代教育和文化起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