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7年，阳春三月，春光明媚。这本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孔子却不得不离开生他养他的父母之邦。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也为了寻求新的从政机会，于是沂水清波濯吾缨，浩歌一曲伊人行。在众弟子的簇拥下，疲马凋车，孔子开始了为期14年周游列国的生涯。对鲁国，他一往情深，对它也充满希望，他曾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道”指“天下有道”的西周时代。他认为鲁国比齐国好，只要稍事变革，就可以上拟于太平盛世的西周。在数年为政生涯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忱，希望在鲁国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

      即使不能为政，在鲁国隐居也是一件乐事。那沂水的清波，舞零台的清风，还有二三同道，都深深地令他流连忘返。从前不用于齐，他捞起正在锅里煮著的米，头也不回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接淅而行”）；现在，同样是不用于鲁，当他离开时，却行道迟迟，一步三回头。在鲁国的边境上还住了三天，以示对父母之邦的眷念。

      孔子一行出境的第一站是卫国。卫国是周公弟弟卫康叔的封国，孔子说：“鲁卫之政，兄弟也。”也具有“一变至道”的优点。历史上，卫国位于鲁国之西，当时都于帝丘（河南濮阳）。历史上卫国曾是拥有“带甲之士八万”的强国，但进入春秋，也是每况愈下。卫灵公在位时，由于用人得当，政局稳定，民物殷阜，倒还有点太平景象。孔子一踏入卫国领土，便被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吸引往了，就此阐发了一番“庶、富、教”的政治理论。

      《论语》说：子适卫，冉有仆（驾车）。子曰：“庶（人口稠密）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子路》）

      来到帝丘，卫灵公给孔子很高的礼遇，让他享受上卿之禄。但是卫灵公并不是大有作为之君，他优待孔子不过出于“爱贤”美名，并不真是对孔子的学说感兴趣。孔子重礼轻刑，他却问战阵之事；孔子轻视女人，他那妖冶淫荡的南后却招见孔子；特别让孔子难受的是灵公与南后和太监坐首车，让孔子乘次车，招摇过市。孔子对他也只有失望，于是再申“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之叹。但相比之下，在孔子访问的大小国君中，卫灵公对孔子最优惠，因此，当孔子在别国不利时，总是回到卫国，卫国算是给孔子温暖最多的国家，他在那里几进几出，呆的时间也最长。

      除卫国外，孔子还到过匡、蒲、陈、曹、郑、蔡、楚等国家和地区，拜见过大小封君70余人。但是境遇都不理想，有时甚至十分狼狈，十分危险。

      刚从卫国出来，到达匡邑，孔子被匡人当成阳虎围了起来。阳虎曾侵略匡人，孔子又长得有些像他，李代桃僵，真是哭笑不得。刚从匡邑解围出来，到了蒲邑，又被蒲人围住，幸弟子力战，杀条血路脱离险境。孔子又去曹，曹国不容；遂往宋，刚在一棵树下演礼，宋国权臣桓囗因从前孔子批评过他，赶来把树拔倒，表示不欢迎。匆匆跑到郑国，弟子逃散，行李落拓，独自一人立于东门之外。子贡四处打听，有人告诉说：“东门外有个人，两腮像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像禹。然而更像落拓潦倒的丧家之大。”言下之意，是说孔子以古贤圣人相标榜，却无人赏识，落得个丧家之大的下场。又到陈国，陈囗公向孔子问了很多典故，对博学的孔子非常赞赏。无奈陈国国小力弱，正被吴楚等大国侵凌分割。孔子的学说只合在和平时期讲讲礼让，摆摆礼容，通过教育来激发人们的向善好仁之心，对这个金戈铁马的场面，却无能为力。因此，他给此行立下的信条是；“危邦不入，乱邦莫居。”

      （《泰伯》）这个风雨飘摇的陈国，当然不是久留之地，遂南向蔡国进发。方至陈蔡之间，孔子又被一伙人围了起来，一连七日，粮草罄尽，从者大病，莫能兴起。最后得楚昭王帮助，才脱离困境。楚昭王召请孔子，欲以书社之地封孔子，还没让孔子一行来得及高兴一下，便因令尹子西的反对而撂浅了。无奈只好又回到卫国，等待回国的机会。

      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可他依然自信极坚，毫不动摇。他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雍也》）他学六艺、知天命，进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这是“知之”；四出寻求推行主张的机会，这是“好之”；在求索过程中，虽处处碰壁也不气馁，这就是“乐之”。孔子曾描绘游历时的情形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即其“好之”“乐之”精神的形象说明，任凭环境多险恶，打击多大，他都信心百倍，毫不退缩。甚至还乐在其中，传道授业不息。被围于匡，弟子焦急，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之人（指自己）不得闻于斯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宋逼于桓囗，他说：“天生德于予，桓囗其如子何！”（《述而》）

      最可歌可泣的是，困于陈蔡时，弟子又饿又病，孔子面有菜色，但他依然讲学论道，弦歌之音不绝。子路愤愤然说：“君子亦有穷（走投无路）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接著他问子路：“《诗》曰：‘匪兄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子路答曰：“我听说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报之以祝，夫子累德、积义、怀美已经很久了，何以如此倒霉？”言下有怀疑夫子之道之意。孔子说：“如果仁者必然得到信任，哪有饿死首阳山的怕夷叔齐？如果智者必定达到目的，哪有剖心而死的王子比干？”孔子明知有了好学间、好品行不一定得到赏识，但他仍然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又召子贡，子贡认为“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曲高和寡，要孔子改变主张，降低高调。孔子坚决拒绝，说：“君子只管探求大道，建立理论，不能随俗媚世！”

      最后召颜回，颜回说：“不容有什么不好！不容然后见君子！道之不修，是吾羞也。道已大明，而当局者不能用，是有国者之羞。不容有什么不好，不容然后见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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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直乐得孔子恨不得贫穷的颜口成为富翁，自己好给他当管家。 穷而更坚，老当益壮。孔子就是这个性格，不管穷通否泰，都守道弥坚，追求越笃。尽管颠沛流离，而志不稍贬，学不暂停，坚持不懈地教学和布道，始终吸引著一大群弟子，随他南北东西，出生入死。这种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讥笑，他在蔡国迷路，长沮、桀溺拒绝为他指路；荷囗丈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楚狂接舆追在他后面狂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为政者殆而！”但是，他汲汲救世，百折不挠的精神，也曾赢得人们的赞许。仪封人见过孔子后，满怀敬意地说：“天将以夫子为木择！”木择，是宣行教化时用的木铃铛。仪封人认为，孔子是上天派遣来宣扬仁义礼乐的光荣使者！这确实不是过誉之辞。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这是当时鲁国另一位贤者柳下惠的名言，用来检讨孔子似乎非常合适。岂止孔子，对于整个专制社会下的士大夫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时社会，“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公室衰微，大夫擅权，陪臣执国；上下荒逸，风俗颓废……不仅鲁国，“滔滔者天下皆是”（《微子》）！在这个罪恶堕落的社会里，除非人们变得比它更加堕落，否则就不能适应，更莫望要出人头地了！孔子既不屑作同流合污、乱中图利的投机分子；又不愿作那避世肥遁、高尚其事的山林隐士，留给他的自然就只有碰壁和失败了。四处碰壁的境遇，使这位垂暮老人，难免不有故国之思。就在他68岁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在鲁国干出了成绩，赢得了季桓子的继承人季康子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鲁国派出特使隆重将孔子从卫国迎回，终于演完了周游列国的悲壮一幕。

      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故国首都，江山未改，景物已殊。鲁定公、季桓子都已谢世，鲁哀公继位，季康子辅政。但对于孔子，季康子同样是叶公好龙似的尊贤。他一不采纳孔子的政见，二不委任孔子以要职，而是尊之为“国老”，丰爵厚禄，冠冕堂皇地将他束之高阁。孔子68岁回鲁，73岁去世，在鲁国又生活了五年多。时间虽短，但却是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学术上的总结时期，亦是他在认识上进一步纯熟的阶段。这时，孔子已经历了“60而耳顺”这个不思而能、不虑而知的直觉思维阶段。将这种纯熟的认识能力与其它知识、修养相结合，孔子又成功地实现了“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知行合一的飞跃。“矩”有多层含义，首先是道（或规律），如日月运行，四时交替，矛盾转化，社会变迁等等，即所谓天道、地道、人道。孔子对它们能了然体认，并行之不悖，即《周易•乾文言》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表现了他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规律的准确认识、预见

      和实行。“矩”还包括他自己“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和人生哲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种种准则。“矩”还包括世态炎凉。人心善恶的规则。“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他妥善地将知与行、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合理地统一起来，既不因不合时宜而处处碰壁，也不至于放弃原则而有屈己就人之羞。

      孔子曾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正是他这一时期无可奈何的境遇和心情的真实写照。“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与其说是孔子认识和修养的高度升华，不如说是他一生坎坷经历的辛酸总结！

      “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养，使孔子进入了另一个静宁、安闲的时期，那就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时时牢记天道，保持天赋的使命感，依照仁者爱人的准则，游心于六艺之间。他的晚年，除了偶尔作些回答“哀公问政”（《为政》）、“季康子问政”（《颜渊》）、“冉有问政”（《季氏》）等顾问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与弟子切磋学问和著书立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