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主流文化与反传统文化并行，哪一方也没有彻底打败另一方，独占上风。像如今的物质社会，反传统文化日益泛滥，大有欲登大雅之堂之势。哲学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何况这种多元文化已经经历了两千年，彼消此长，传统文化占据主流而反传统文化并没有销声匿迹。“万物并行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方成天地之大，这不是正合乎自然之道了吗？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你不认为我们的老祖宗太聪明了吗？你想做君子，好，老祖宗支持你，给你儒家的道德去奉行吧；做君子太辛苦，你不想做君子，好，老祖宗支持你，我给你道家的道德去奉行吧。喜欢做一些“君子不齿”之事的人，也给他们一套道德理论来挡面子，允许他们为财死，为食亡，允许他们有权就使，过期作废，允许他们为己而天不诛地不灭；只要不是害人害己，就没有理由不让他们与我们同住地球村，何况天理国法也没有赋予任何人“替天行道”的权力，把他们从地球表面抹去。你不忍为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吗？

老祖宗设立的这套多元文化，可谓用心良苦。他们知道子孙们也会时好时坏，忽左忽右，不可能居“中”而行，因而留下这套系统的文化，以避免像希特勒时期那样的种族灭顶之灾。你看看中国历史，有好几个朝代是异族入侵，我们最后竟能接受他们的统治。如果你是历史学家，你能够从之中文化的角度来阐释这种现象吗？你看看，元朝、清朝，不仅能入主中原，还能够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岂不是得益于我们老祖宗的这种系统文化？这是什么文化？这就是儒家文化，具体的说，就是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舜帝当年就是这么治理天下的，孔子都表扬了他。

舜帝的为政之道深得中庸之精髓，今天党中央号召建设和谐社会，与我们老祖宗的思想是相通的。“执其两端”，谁来执？国家领导人、各级干部，由他们来执。这个“执”，又很像“执政”的“执”，执什么？执两端呀。哪两端？好的和坏的，进步的和落后的，富裕的和贫穷的，当官的和为民的，挣大钱的和下岗的，提高GDP和保护生态文明，等等等等，如何据“执”而行？折中呀、平衡呀、协调呀，求其“中”而行，寻求和谐。

中庸是社会生活的指南，是处世哲学。“中”、“庸”，都是平常的、平凡的、中性的意思。中庸，说白了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平常心。臻于与人和、与自然和、终而得“与内心和”的佳境，东方学大师季羡林的“三和”，即是对“中庸”的最好解释。它详审了“过”与“不及”两个极端折中而为“中庸”，融合了“过、中、不及”等整个社会系统的各个成分辨证提炼出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来自社会实践同时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它既可以调整人的内心，又可以调整人的行为。而且，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人，都可由中庸而得入世之乐。过者减之，不及者增之，皆可达到中庸，它不排斥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人。

儒家之道的核心是“和”。“和”是修道的目标，“诚”修道的方法和原则。以诚求和和乃得。人人皆欲和，但又难以“不偏”“不易”，常常是君子过之，小人不及。但小人不是坏人，只是因为离道远且觉悟太迟所至，与君子的“过”同样是两个极端。一般人心中皆有道，只是守道不稳，忽左忽右，时过时不及，难于把持而已。君子修道至最高境界谓“极高明”，但这只是知，还须行。知行结合，“道中庸”，才是中庸之道。君子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因为“过犹不及”，只能令人仰而景止，而无法行道。穷而不善其身，不及；达而不济天下，不及，不及则和不生，乱矣。穷者能善其身，达者能济天下，社会岂能不和谐？

儒教就是要在人群中修道行道，达到与周围人的和谐。稍微一过，便容易陷入道德极端主义，以君子之德要求大众，就很容易脱离大众，背弃大众。君子觉悟在先，可以去“教”，教化大众也是行道，有言有行，用言行来诠释“道”。只求高境界，就只能独善其身，止于“道教”，还是“不及”。只有进入“道中庸”的境界，快乐的躬行，方能的儒教的真道。儒道至宋而不行，就源于宋儒知中庸而未“道中庸”，儒道被关进了象牙塔而成“理学”，离开了社会人群，演变成了僵死的“道学”。儒教是入世之教，是为济世的。孔子孟子都曾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儒家思想并努力应用于治国平天下，当世不行，乃求于教；朱熹曾任秘阁修撰，又从事教育工作五十余年，宣传“穷理”“读书”，把儒学变成了象牙塔里的学问，不求实行，儒学入他之手，便明珠投暗，光彩顿失。儒家之道 “道貌岸然”一词是否就源于此？讽刺道学讲道而不遵道，名利皆重，难怪时人讥之为“伪学”。宋儒已不是真儒，至多是半道半儒。儒学走进象牙塔，“中庸之道”就渐行渐远，离开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壤。

我们可以尝试用中庸之道来解释一些历史现象，比如康梁变法的失败与袁世凯新政的成功。康梁时期，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朝政，根深蒂固，以几个读书人的热情而维新，连当事的最高层尚未统一认识，结果把维新近乎运作成了政变，原因之一恐怕就是未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采用极端的方式行事，就“过”了，这其中缺少一个能平衡两端的谋略，工作没有做到家，太心急了。到了清末的袁世凯新政时期，内忧外患已经促使上层产生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加上袁世凯多谋善变，善于平衡各方利益，最终得到了最高统治者——最高利益集团的代表慈禧太后的支持，并且采取的是温和维新，“自今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留出足够的缓冲时间。开始以强国为名募练新军，兴办新式学堂，发展工商业，先以经济改革带动，而后才改革官制，虽然也是阻力重重，却终于有所作为。

一九九八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发表共同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千五百三十年前的中国的孔子那里去找智慧。” 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自豪的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东方的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将再领风骚。”他把“极其高明而道中庸”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努力追求“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与内心和谐。”为人处世深得中庸之妙。同胞们呀，抓紧时间研究研究中庸之道吧，真的要是诺贝尔奖得主代表团来中国取经，我们人人都能告诉他们：“学习中庸之道吧。”或许到时候我们都能给他们上上一课，我们不妨就定好题目叫“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