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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

      【导读】：大唐的风烟已逝，连同大唐的繁华和那些曾经耀眼的星辰，大宋的帷幕拉开，时光流转，西蜀的山水间走来了一位风骨绝代的大家，顿时划亮了大宋王朝文化的天空。他目光深邃，一脸冷峻，风神俊朗，一袭青衫，几缕美髯。他就是苏轼，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历史的巨浪淘尽了多少王侯公卿、才子佳人，却淘不掉他词中的一个字。林语堂说他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怜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他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同时开创了豪放派的词风，他横空出世般的亘古旷达感染了历代文人雅士。

      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名垂青史的文人多如牛毛，被后人格外喜欢的诗人亦不计其数。但往往诗文作得好的，可人不可爱；人品相当不错的，诗文却不过尔尔。而像苏东坡这诗文书画和人品道德都趋于完美都富于魅力者实在也是凤毛鳞角。所以，我总觉得自从有了苏东坡后，除去李白之外的其他中国文人都在他的光照对比下显得黯然失色。

      喜欢苏东坡当然最先是由他的诗文开始。对于苏子诗文，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都不觉得有过。在中国，如若游历名山名水，如若中秋月下饮酒，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苏东坡。仿佛离了苏东坡，山、水、月、酒都会大为逊色。历史上最具文化意义的山是庐山，将庐山写得最有韵味的诗是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最具文化意义的水是西湖，将西湖写得最为传神的诗也是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中秋，自有了苏东坡大醉而作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后，其他便都"余词尽废"。无论苏东坡是在思亲，或在怀旧，无论他自品孤傲，或自作潇洒无论他心情畅快，或冷清苦闷，总而言之，但凡他有所作，其作品都几乎可列人同类作品"之最"。当年神宗陛下每逢"举箸不食"时，人们就知道他必是在读苏东坡的文章；学者章元弼家有美妻，可因大爱苏子诗文，每日读之不肯放手，其妻难以忍受，章便为苏而休了妻。一个人的才华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是让人除却佩服和仰慕，再无话可说。

      苏东坡之让无数的后人崇敬和偏爱．除了他的才华盖世，还因为他的既智慧又仁厚、既旷达又幽默、既儒雅又豪放、既富于正义又富于情感的天性所致。他的性格色彩层次丰富，太具魅力，人们不由自主地为他倾倒。他的人生经历也算是够坎坷的了，因为才华太出众而一生受小人陷害：坐牢于京城，遭贬于黄州，浪迹于天涯，最后还上了个"元佑党人碑"，累及子女。观其一生，其实他并没有过多少太平宁静的日子，然而他也并没有因了这些而整日里蓬头垢面哀哀切切，见人便"痛诉革命家史"。困惑虽有过，烦恼也有过，但这些到底也还是如同烟云从他悟性非凡的心里只作穿行而从不停滞。他依然我行我素地热爱着生活，乐观着人生，使他的天才横溢一生；他一戏墨，就创立了中国文人画；他一写字，就有着惊世的书法流芳千古；他一好吃，就传出东坡肉"、"东坡饼"诸类佳肴；他一穿戴，就使"东坡帽"、"东坡屐"民间长存；他一说笑，就让和尚成为名僧……如此等等，仿佛只要苏东坡稍一动弹，就会留下一道浓重的文化色彩。一个人能活得如此举足轻重，那该是件多么有趣的事。中国的文化倘若将苏东坡连根须带枝蔓地挖取出来，我相信整个中国文化史都会因之而失重。正是有了苏东坡的存在，有了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精神的存在，才让我们后人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做天才诗人。什么叫做大家气度。

      我喜欢苏东坡有些入迷，甚至听不得别人不喜欢苏东坡。如有听之，便一定是红下脸来，意欲一争高低。这种态度，使得我家先生-次不由得问：如果你同苏东坡活在同一时代，你是不是会嫁给他？只要苏东坡肯娶我的话。回答自然是肯定的。他不知道，能成为世上第一个阅读苏东坡诗文的人，能一天到晚听到苏东坡谈笑风生的人该是怎样的幸福！

      【知识链接】：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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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