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思考的窑洞》教学资料（教案） 

梁衡1946年出生，山西霍州人。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曰报》记者、《光明曰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中国记协常务理事。现任《人民曰报》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作品有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散文集《只求新去处》、《名山大川》、《人杰鬼雄》，政论集《继承与超越》。有《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等。散文《晋词》、《夏感》、《觅渡 觅渡 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追寻那遥远的美丽》等入选中学、师范和大学课本。 

近来，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相继推出《经典中国》、《永远的丰碑》、《时代先锋》、《红色旅游》等系列栏目，掀起了“红色经典”宣传热潮。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著名散文家梁衡一直从事“红色经典”的写作，他的作品《觅渡，觅渡，渡何处？》、《红毛线 蓝毛线》、《大无大有周恩来》及《觅渡》、《走近政治》等文集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曰前，担任人民曰报社副总编辑的梁衡接受了新华社和人民曰报记者的专访。 

难忘的经典 

记者：1996年、1997年，您分别发表了《觅渡，觅渡，渡何处？》、《这思考的窑洞》、《红毛线 蓝毛线》等名文，在首开当代政治散文创作先河的同时，也走向了“红色经典”的创作之路。在您心目中，“红色经典”应该是个什么概念？ 

梁衡：一部党史，就是一部红色经典。从政治意象上说，黑色代表罪恶，白色代表反动，灰色代表消极，红色代表革命和进步。我理解，“红色经典”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里程碑式的人和事。或者再扩大一点，从广义上说，凡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曾起过进步作用的人和事都可归入。比如，五四运动，是建党以前的事。我曾写过的林则徐、辛弃疾等爱国人物，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考察，也该归入红色经典。 

什么是经典？常念为经，常数为典。经典经得起重复，常被人想起，永不会忘记。经典的语言，人们会一遍遍地说，一代代地说；经典的文章，人们会一遍遍地读，一代代地读。在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伟人、名人、重要事件、纪念地等事物，作为经典，值得人们反复记诵，永远纪念。比如**、周恩来、瞿秋白这些伟人，又比如延安、井冈山等革命圣地。 

凡经典都超出了当时实践的范围而有了理性的意义，有思想、哲理的内涵，可以指导以后的实践。以实践指导实践，那是经验主义，只有理论才能指导实践；以行为指导行为，那是简单的痹徽，只有思想才能指导行为。只有上升到理性的东西才能经得起一遍遍的挖掘、印证，它总能在新的条件下释放出新的能量。如天然放射性铀矿一样，会不断地释放能量。人们每重复它一次，都能从中开发出新的有用的东西。就如钻石，岁月的打磨只能使它愈见光亮。 

给经典插上一双翅膀 

记者：红色经典宣传是新形势下的新课题。您认为怎样才能造成入脑入心的效果？ 

梁衡：现在有一个词叫做“软实力”，是和硬实力相对而言的。硬实力是指用强制的办法，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迫别人使人接受的力。在我们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工作中也存在这个“硬” 、“软”的问题，比如你运用权力开会、发文件、提要求，这是用硬实力；用新闻、文学、艺术手段传递信息、宣扬主张，这是软实力。 

从这个角度讲，红色经典的作品应该体现软实力，使读者爱看，不胫而走，风行天下。 

记者：如何才能使“红色经典”宣传具备“软实力”，达到您所设想的效果呢？ 

梁衡：必须为它们插上思想和艺术的翅膀。一般人的阅读需求由低到高有六个层次：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审美。人们对经典的阅读需求主要在后三个层次，特别在思想层次，应该着力在这一点上做文章。 

红色经典是个思想的富矿。从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事件里，可以发掘出很多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思想。既然是为了现实而发掘、传播，就要看对象、讲方法，要讲接受美学。作品有思想、有文采，才能吸引人、启发人、教育人。从宣传效果看，才能入脑入心。我们通常讲 “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你挖掘的过去的东西要贴近现在的生活、现在的读者。要深化对红色经典的认识，把握红色经典作品的创作规律、传播规律。 

学会把政治翻译成文学 

记者：“插上一双翅膀”，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主张。能不能这样理解，通过“这双翅膀”，您把抽象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具象化、通俗化了，是用文学的方法、创新的方式来表现政治？ 

梁衡：红色经典的写作，是一个把政治翻译成文学的过程。我觉得，自己就是在做一个翻译的工作，将政治理论转化为文学作品。这是一种远距离的迁徙，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大转换。通过这个翻译，将高深转化为通俗，把抽象转换成形象，把理论转换成现实。深入浅出，新闻、科学、文学、政治，我都译过。 

红色经典作品是政治性题材。政治是关系全社会的大事，是与每个社会成员密切相关的为最大多数人所关注的事。我一贯主张写大事、大情、大理。要让普通读者理解政治，接受政治，必须借助文学的力量，遵循文学创作的规律。做好这种翻译，功夫在文章之外，是政治修养、历史知识、文学修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合力。 

记者：在《这思考的窑洞》中，您把**比作武林高手，是个很大胆的比喻，读来却很亲切。您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深受读者欢迎，读起来很美。您是怎样做到这点的？ 

梁衡：文章给人的最深沉的东西，也即是读者阅读需求中的最高层次，一是思想，二是审美。文章有了经典的内容，还得有经典的形式。对形式美的追求，就是表现方法和语言。形式美就似建筑上的装饰美。一座好房子，只有结构美，没有装饰美不行；一篇好文章，只有思想美，没有形式美也不行。 

挖掘红色经典的美，一个重要的方法是把政治思想的理念转换成或者说翻译成一个文学意象，从而获得一种形象的意境的美。我写《觅渡》一文，借助了瞿秋白故居前的觅渡桥；写邓小平，借助了他每天走的一条小路。把**比作武林高手，也是一种反差，因为根据修辞学原理，两个比喻的事物相距愈远，反差愈大，比喻效果就愈强，愈生动。还有我为建党80周年而写的《一个大党和一只小船》，一个6400万党员的大党和一个承载10来个人的小船连在一起，也是要造成一个反差美。26-3-2007 08:52 PM 2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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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的散文 

1-4-2007 09:16 AM 2men 

法在无法之中，情在自然之中，这可谓是散文在自由与求工之间的完美结合。散文写作要想越过工巧，直达无法、无技巧的天然之境，那是幻想。散文也需要用心经营。历代散文家中，都有善于经营、工于言词的一类。古代的不说，以当代的梁衡为例，他在散文上算是苦心经营、用力求工的，所以有人称他的散文为“苦吟派”。梁衡的散文很少有随意之举，大至全文的立意，小至个别的字句，一眼就可看出，作者是用心琢磨过的，大有以“工”求完美的雄心。他早期的名篇《晋祠》中，有“春曰黄花满山，径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的概括描写，他后期的代表作《觅渡，觅渡，渡何处？》中，有“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的简练总结，仅此两例，便可看出作者在散文工巧上的精到。 

　　　　 

　　因此，梁衡的散文不轻松随意，但严谨细密，它看似自然，其实处处可读到技巧。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山水散文和政治散文。其中，他的山水散文之工，主要表现在层次明晰、结构匀称、语言考究上。比如《晋祠》，先总写晋祠的外貌、历史和由来；再分写她的山美、树美和水美；接着再进一步写“最美”：我国古建筑的“三绝”；最后是概括和升华；比如《吴县四柏》，头一段总写吴县有四棵古柏树：“清”、“奇”、“古”、“怪”；接着四段分写这四棵树；最后一段概括和升华。这样的结构和行文，可谓求工到了极致；语言，也多用对仗和短句，颇有韵律和节奏上的美感。——梁衡的散文能一再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作范文，我想，主要是因为他的散文多符合规范，而少随意和恣肆，适合于中学生模仿学习。而他的政治散文之工，则主要体现在独特的视角和情理的交融上。他写瞿秋白，是以瞿家旧祠堂前的觅渡河为视角——“他一生都在觅渡。可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觅渡，觅渡，渡何处？》）他写**，是以延安的窑洞为视角——“我看着这一排排敞开的窑洞，突然觉得它就是一排思考的机器。”（《这思考的窑洞》）他写周恩来，是以他的“六无”为视角——“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啊。”（《大无大有周恩来》）他写邓小平，是以一座院子和一条小路为视角——“这座静静的院子和这条红土小路，……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为全世界所震惊的大道。”（《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本来是非常坚硬、很难写好的政治题材，因着作者选择了比较柔软、较富人性的独特视角，情感和思考的空间就豁然开阔起来，这样就容易触及到历史和人物的偏僻角落，进而发挥散文自由挥洒的长处；作者所追求的“大事、大情、大理”，也因着有了这个视角，容易从史实的拘泥中跳脱出来，找到思考的新意。此外，在情理的交融上，梁衡也工于经营，代表性的作品是《觅渡，觅渡，渡何处？》，他把历史迷离的真相、人物真实的内心（理）和作者感伤的叹息（情）交织在一起，充分探寻瞿秋白纵横交错的复杂内心，从而达到了同类散文少有的感人深度。 

　　　　 

　　从工的一面而言，梁衡的散文确实是一个典范，至少在当代，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苦心经营、着力雕琢的了。这是他的优势。所以，他的散文水平比较稳定、均匀，规范性强，没有大的破绽，我把这种散文称为“专业散文”。但这种散文读多了以后，我心里不知不觉会产生深深的不满足感，或许，散文过于“专业”之后，会抑制它的自由心性，或许，规范多了之后，人会开始向往随意和恣肆。 

　　　　 

　　如果回应我上面关于散文是“自由而后工”的说法，我认为，梁衡的散文面临着“工而不自由”的困境。比如，他的一些散文，总爱用跳跃式的升华方式来结尾，多少显得突兀、勉强而多余。试举几例：“丰收岭的绿岛啊，就从这里出发，我们会收获整个世界。”（《西北三绿》）“我明白了，当我们爱红花绿树时，其实是在爱自己的生命。”（《这热辣辣的生命之美》）“在这里，或者说在这里的秋景里，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过滤了的季节，而且是一个过滤了的世纪。”（《和秋相遇在莫斯科》）……——由“绿岛”到“整个世界”，由“红花绿树”到“自己的生命”，由“这里的秋景”到“一个世纪”，这种跳跃式的升华方式，其实是大而空的感叹，把文章结束在这里，不仅有故意拔高之嫌，也落了俗套。我记得梁衡曾专门撰文批评过散文界的“杨朔模式”，看来，要把这种模式化的东西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连根拔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还有，在梁衡的政治散文里，有不少过于绝对的结论性话语，它放在政治论文里或许是合适的，但放在散文里，就会限制自由想象的空间，也会缩小情感张弛的弹性，从而使得作品的文学性减弱，作品的精神指向性过于单一。——有意思的是，文学的持久魅力恰恰不在于她是否下明确的结论，而在于她的暧昧和多义能给读者创造无限多的想象可能性。也试举几例：“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人来人去，政权更替，这种戏演了几千年，但真正把私心减到最小最小，把公心推到最大最大的只有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们。”（《红毛线，蓝毛线》）“唯物质生活的最简最陋，才激励共产党的领袖们以最大的热忱，最坚忍的毅力，最谦虚的作风，去作最切实际的思考”（《这思考的窑洞》）“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一百五十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透彻、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界者，周恩来是第一人。”（《大无大有周恩来》）……——试想，散文里如果充满了“没有谁”、“最”、“只有”、“唯……才……”、“第一受苦人”、“第一人”这样不容置疑的、绝对的话语，势必对读者的阅读接受造成压迫，直至排斥。况且，绝对的话语也多有武断之嫌，比如，为什么说“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那孔子呢？李白呢？为什么说“唯物质生活的最简最陋，才激励共产党的领袖们……”？难道物质生活改善了就不再激励？类似的判断是禁不起追问的，是对复杂问题的一种简化，“说理论事涉于迁就”（清人刘熙载语），它严重制约了作者的精神发现的能力，以致全篇散文只要一读到这句，读者就已经知道了作者的情感方式和精神指向，审美的期待必然随之中断。 

　　　　 

　　这些问题，以我看，都是由于作者过于注重工巧、预设了思想结论而造成的内心的不自由所致。尤其是政治散文，事关历史，作者更应放低自己，拒绝膜拜，尽可能张扬散文的自由精神，才有价值，否则，光唱赞歌，感情力量就会显得非常单薄。比如在《这思考的窑洞》一文中，作者对**极尽膜拜，因为住在窑洞里写作和指挥战争的**如有神助，可读者有理由问：从如此简朴的窑洞里走出来的**，晚年为何会有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这里面的转变有什么心灵秘密可以探究？作者如果完全回避和取消这个问题，他的文字就很难叫读者信服。邓小平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尚且能出于历史公心对**三七开，为何今天本应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不能从这个起点开始他们的思索？顾炎武在《曰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因为《史记》以史实为依归，不轻易贬抑和褒赞历史人物，用班固的话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今天回过头看，《史记》会成为历代散文家多次反抗形式主义文学的旗帜和典范，确实有它的道理。 

　　　　 

　　看来，散文要真正写好，做到“自由而后工”，还得克服与之相伴的两个死结：“自由而不工”和 “工而不自由”。具体说来，就是为文不可不作，也不可强作，而是要“不能不为之为工”。梁衡的散文之工显著，但文体和思想的自由度不够，规范太多，以致工得有失自然，用简单的话说，就是太用力了，思想中预设的东西太多了，目的性太强，自然难穷心中之快意。这或许对梁衡是一种苛求了。但我一直记着萧纲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的名句：“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放荡”即自由，不受成规拘束，散文写作更是如此。 

转自天涯社区《散文之工——以梁衡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