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新( ) 

    （一）

    瘦竹兄可以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大概在两年前，我大学毕业不久还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在深

圳之窗的“激扬圈点”里见过他的文章，那时我一下就被瘦竹兄反思人性、怀抱社会的关怀精神所

感动与折服。

    后来通过OICQ，我终于如愿以偿与瘦竹兄认识了。一年多的交往，果真使我受益非浅。

    大抵两个月前吧，我们在北京第一次见面了。所谓一见如故，我们马上一起边吃火锅边畅谈历

史与现实、关怀与思想，兴致甚高。当时在场的还有著名学者莫之许先生。酒过三巡之后，瘦兄带

着醉意对莫之许先生动情的说：“每次我回到农村，看到那些衣不蔽体、食不裹腹连表达和阅读都

有困难的农民的时候，我就会很怀疑你们这些学者，高高在上，整天用那些只有你们自己才能看得

懂的晦涩词汇，研究着与现实不着边际的哈耶克啊民主自由啊，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呀？”

    表达对社会的基本关怀，这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更何况是以著书立作、传道授业为

职业的知识分子。然而，过分强调关怀，以至怀疑所有的抽象的学术研究，这样的关怀未免太沉重

了一点吧？

    而以后我与瘦竹兄的有关我的《请诸君“依法爱国”》一文争论的分歧之一也正在于此。

    瘦竹兄基本上还是赞成实行民主与自由的，他的怀疑还只仅限于抽象的学术研究。而我有一个

大学刚毕业不久的朋友，他一见到我更是满脸的鄙夷：“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思想者，

整天民主啊自由啊正义啊，但是你们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下层了解多少？知道多少？你知道农民的生

活是个什么样子的吗？……当你们这些民主精英打着饱咯说民主和法治的时候，许多人还在为自己

的生存寻求着一点点的施舍！……脚踏实地，当好普通人其实比什么都重要，作点实在的事情吧，

拜托。”更有甚者，干脆一句“我最瞧不起的就是所谓哲学家，这些人不过是为了掩施自己的无能

而生造几句名词来哄别人而已”就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思想家都否定了。

    有这种情绪的人在国内确实不少。之所以有这样的情绪，这与中国两千年来的的功利哲学的传

统有关吧？儒家哲学从一开始就编织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笼子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钻了进去，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笼子困了两千年，从此中华民族在思想上再无进步，仅仅靠着这种“忧国

忧民”的关怀维系着庞大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终于在进入近代社会后而显得力不从心。

    关怀与思想皆是社会不可缺的两个方面。关怀源自于人的感情，而思想源自人的理性。因为传

统的影响，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往往分不清这两者的区别，以关怀代替思想，以良知代替理性——

终于使得许多貌似“思想”的产品的产生，而在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之后就成了一堆废物。即使

深刻如鲁迅者，在感情与理性之间，他还是选择了感情——例如针对当时一些理智的看法，鲁迅先

生说：费尔波赖不仅应当缓行，而且还应当“痛打落后狗”！此话自然让群情激昂的听众们听得十

分的快意，然而这一缓，竟缓到永无止境了，至今仍未见要实行费尔波赖的迹象。幸而先生死得早，

否则到文革时，看到这种大有“费尔波赖应当缓行”的味道的阶级斗争正以“痛打落水狗”的英雄

气概在回报当年的说话者，不知先生会有何感想？——当然，这样评价先生有失公允，将中国人数

十年来始终学不会尊守游戏规则的责任归咎于先生的那句话是不公平的，然而，当举国上下皆称先

生为思想家的时候，是否折射着我们文化的欠缺？——虽然我很崇敬先生的深刻及其关怀的精神。

    （二）

    瘦竹兄是很推崇毛泽东——大概他认为毛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能够走出“毫无意义”

的学术争论，怀抱大众的疾苦，洞察社会现实，不仅为中国找到了答案，并且身体力行的投身社会

改造。瘦竹兄在他的《依法痴人说梦》一文中这样写道：“二三十年代在我国也是各种主义和学说

盛行的时候，当所谓的学者们把各种主义和学说玩得象呼拉圈一样，毛主席他老人家却跑到了湖南

乡下，写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认为那个那个德国大胡子在图书馆里写得东

西，不仅中国农民听得懂，而且在中国行得通，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一种偶然，不会

是这样简单吧，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胜得有理。”

    土地问题与毛泽东显然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我只是想说明：关怀应该是思想者思想的动

力，然而却不该成为思考的主要变量，毛泽东犯的就是这个错误。感情和良知总是促使人们从最良

好愿望来构建最理想社会，所以它强调的是目标而常常会不择手段，然而正是因为其中蕴涵着非理

性的基因，一旦失控，就将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

    而理性强调的是合理的手段，看起来非常的烦琐而且没有诱人的理想国在召唤，但它却能达到

使社会避免最坏的情况。不幸的是，不成熟的听众总是乐于听到关怀的声音而反感于思想的理性。

    （三）

    在本文中我无意去论证马克思主义关于学说的阶级性理论及其功利性的宣示的对错与否。只要

你承认以下假定的前提，我们的探讨就可以继续下去：即每个正常人心目中的最理想的社会可能是

不同的，但每个正常人对社会的最低的要求或期望却可能是一致的——如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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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会受到肆意的侵犯。

    而政治理性正是从保障这样的最低的要求与期望开始的，你不能指望它能带给你一个理想的社

会——即使能够实现，但因为每个人心目的理想社会不同，你的理想社会对其他人的意义并不大，

除非你把它强加给他们——恰恰相反，政治理性是为了避免社会陷于最坏的情况而存在的。

    而上述“人们对理性的探索、认识水平的进步及人们对社会最低的要求的提高”——诸如人们

对社会的最低要求从“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的不受侵犯”到“公民需要最基本的政治参与和政治

表达”这样的进步——恰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的进步。

    （四）

    知识分子言说的听众大致分两类，一类是普通大众，此时知识分子言说的目的在于思想的传播；

另一类是同行，此时言说的目的是探讨和研究——思想本身的延续。后者也可称之为学术。

    由此可见，学术是为了知识、智力与理性本身的延续与研究。显然，瘦竹兄对于学术有很大的

误解——他没有搞清学术宣讲的对象。

    其中晦涩的学术名词更是使瘦竹兄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其实那些看起来晦涩的名词其实算不

得高深——它们只是为了更精确分析和阐述问题而基于大家认同的规则将常识进行更细致更科学的

分类——如正义可细分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法可细分为自然法和实体法等等——这与“之乎者

也”这种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八股文有着本质的区别，瘦竹兄用八股文与学术进行类比显然是有失

偏颇的。

    我与瘦竹兄一样，皆是学术的门外汉。但我对学者们的在学术上的努力表示尊重和认同。民主

的进步既意味着权利的觉醒，同时也建立在智识进步的基础上，在这二点上，我们还欠缺得很。而

前者靠的是思想的传播，而后者靠的是学术的延续。由于传统的沉淀太深，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更

热衷于“思想”的传播，素不知这样的传播也应该在学术进步的基础上。经过那场功利性的革命之

后，又渡过五十年“御用伪学术”的时代，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独立的学术传统早

已缺失。但我们的关怀情结从未缺失，为底层呐喊的声音此起彼伏，更有人还在乐此不疲的为中国

描绘理想的蓝图。然而，关怀始终无法代替思想——它从人的理性出发，探索的是社会与人性的最

低原则。

    我们当然需要关怀——社会情绪必须表达，底层的呼声也必须让统治者听到……但这些大抵由

文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甚至记者就可以做到了。而知识分子作为理念的看守者，更应该做一

盏理性的时钟，社会可能在沉睡或者骚动，但理性不能沉睡或者骚动，理性的时钟要分秒不差的走，

以保证人们在任何时候可以看一眼它，就知道自己所处的时刻。

    我们已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了，然而我们却依然在摸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包括百年来一直无

法实现的政治的现代化。在这样的困惑年代，我们能否先实现一下“知识分子”的现代化——从关

怀到思想，从良知到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