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领军 指导老师：方锡球
内容摘要：李贽是我国晚明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他生活在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生的十六世纪，处于文化思想变革的时代。他在文艺思想上批判继承了我国古代优秀的文艺传统，创建了崭新的文学观，使我国古典文论的历史突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的文艺思想对其后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和小说，戏曲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晚明 李贽 生命文学观 绝假纯真
　

      明中叶之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以肯定人的个性和欲望为基本内容的个性解放思潮，它给八股束缚下的死气沉沉的明代文坛带来了新的气象。前有七子派的复古运动，后有李贽的童心说和汤显祖的主情说，文艺界犹如动荡起来的大海，不可遏止。“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学”①的杰出思想家、文论家李贽便是这场大潮中的旗手和主将。其思想对晚明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已为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所认可，并得以深入的探讨，在笔者看来，研究李卓吾的文艺思想，不能简单地从传统的文艺理论出的，而应结合当时个性解放的主潮，对其带有资产阶级启蒙性质的生命文学观进行全新考察。

      １、如果说李贽所倡导的生命文学观是建立在主体对生命意义充分认同的基础上的话，那么主体的觉醒便又是这一切的前提。于是，我们就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晚明那场惊心动魄的个体解放运动，探讨一下其根源，因为这也是李贽的生命文学观赖以建构的思想基础及源起。促成明中晚期个人解放潮流的原因很复杂，但就其大的方面来说不外乎三点：一是明代经济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到了嘉靖，万历时期，达到了前所末有的水平，尤其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成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由于商品交换和商品流通的日益频繁，城市日益繁荣，如杭州、苏州、临清、湖州等以商业为主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据王世性《广志绎》中记载“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动摇了传统思想存在的经济基础，从经济上解放了人的思想。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水平的提高，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风尚也随之变化，所谓“嘉靖以来，浮华渐盛，竞相夸诩”自此程朱之“存天理，灭人欲”虽令不行矣。第二是政治的极度黑暗，宦官专权，党派倾轧，以至“公道沦亡 ，人心败坏，凶气参会，群邪翕谋”。②这些对传统道学的捍卫者——封建士大夫们的打击是巨大的，政治空间的狭隘，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使他们对纲常名教产生了质疑，以天下为己任，维护大一统政权，不再是全体士人的基本人生理想和最终追求，士人的心态开始内转，走向了自我体认，和追求生命本真。这样集体对个人的压抑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得以消解，人性之光重现了。三，政治经济的新变化最终导致了哲学领域的突破。明中叶，哲学思想领域也出现了危机。当时对一般的士子们来说，研读四书五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猎取功名，加强道德修养反而成了次要的东西。那些号称理学家的人实际上也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正如汉末儒生那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而对日常百姓来说程朱道学不但扼杀人性，而且已沦为赤裸裸的杀人工具，说它是“吃人的礼教”，明代那些遍布各地的贞洁牌坊可以为证。可见程朱的没落已属必然，随之而起的是王守仁的心学。虽然王阳明的心学旨在补救时弊，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但无容置疑，它有着明显的进步之处。那就是开始承认人的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之前，程朱理学要人们的言行都要从属于他们所说的“天理”而“天理”也就是权威，就是封建的等级秩序和封建道德。人们对“天理”只能膜拜，通过修身养性去战战兢兢地去遵循，半点自主也没有。心学却另辟蹊径，以“吾心”代替了“天理”成为主宰。他认为人人皆可成为尧舜，颇有些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味道，这样就给人以极大的自主性，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良知”来判断是非了。王氏心学给个人的解放打开了方便之门。果然，到了被称为王门左派的泰州学派那里，心学开始发生基因突变，一下子成了反理学反封建的东西。这一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百姓日用即道。”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③这种说法正好把正统观念颠倒过来，一切思想与行为的准则不是“圣人之言”，而是“百姓日用”，在王艮看来“百姓昌用之道”，就是“天体之性”亦指人的自然本性，因此只有饮食男女的自然人生才是第一位的，无条件的。

      ２、李贽作为泰州学派的传人，无疑继承了王艮的思想，并加以发挥，使它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彻底的否定“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信条，将道德与人的实际生活明确的联系起来，使人冲破“天理“的禁锢，从天上返回人间。他说：“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成百姓不相同者也。”④他还认为求得温饱是人的自然本性，所以“自然之性乃自然真道学”⑤，值得注意的是李贽在此其实提出了“自然人性论”的哲学命题。它同中国古代对人性和生命的传统观念是皆然不同的。传统上儒家认为人性本善，生命是道德的幻化，生命的自由在于“尽心”，在于道德的自律。要想达到孔子“五十知天命，六十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修养，即所谓“修身”，“修身”是儒家“修”、“济”、“治”、“平”的第一步。它的核心在于“克己复礼”，先除尽一切属于“人”的东西，既包括精神、灵魂层面的对自己人生和生命的掌握，也包括物质层面的感受和其他的欲望；它的目标在于压抑自我意识以适应社会，也就是达到后世曾国藩所说的能立能达的“圆融”境界。而道家对生命的理解却又不同，他们讲究“贵生”，老子和庄子都是对生命有大爱的人，但正因为对生命的炽烈感情，他们就越发感到人生的虚无和短暂，因而老庄否定生命的现有形态，主张“吾丧我”，破去自我，与万物神游，就臻于“物化”的境地。“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正如李泽厚所说：“庄子通过“心斋”、“坐忘”等等来泯物我，同生死，超利害，一寿夭。而并不是通过主体选择和现实行动来取得个人独立的”。⑥由以上儒道二家对生命的见解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们也承认生命和自由，但是他们所谓的：“生命”不属于活生生的人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实际上是对生命的否定和回避。李贽则不同，他敢于直面人性，从生命本真的角度来高扬人性。他认为：“夫天下至大也，万民至众也，物之不齐，又物之情也。”⑦“一物具一乾元是性命之各正也，不得而同也，万物体一乾元。是太合之保合也，不得而异也。……然则必各正一乾元也，各具有是道庶物之资也。”⑧李贽依据自然物理确立人的个性自由权利，认为人的个性自由是一种天地之原始本性。因而他又从此阐发出人的生命存在在于“适己”即“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显而易见李贽对生命的观点，同中国传统有着质的差别，其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展开全文阅读

      这种思想运用到文艺领域，他认为“凡为学皆为穷究自然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⑨既然生命应是自由自在的，那么文学也应该是自由自在的，它应该关怀生命，抒写生命，张扬生命。有情有欲、有私之人方为真人，自然人性之流露便是天下之至文，故而他在《童心说》中写道：“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至此李贽完成了对其生命文学观的建构。我们在这里提及他的生命文学观时，认为它对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来说是质的飞跃，是全新的理论，但并不等于说他的理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恰恰相反，他的生命文学观正是他认真批判继承了我国古代优秀文艺传统的结果。现在不妨看一下他的理论是在怎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情理统一是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情理在古典美学体系中亦称“情志”。《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同时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如果说前者秉承了《尧典》的“诗言志”观，那么，后者应是“诗缘情”的源头。这说明“情”与“志”，“缘情”与“言志”其实二而为一的。《文心雕龙》多处将情与志对举，互文足义。《情采篇》提倡“为情造文”，又勿忘“述志为本”，二者相互补充，彼此渗透，这可视为为情志巧妙结合的最好说明。可见，情需要理的调节的引导，理也需要情的补充和拓展；否则，情会沦为赤裸裸的情欲渲泄，理也则变成干瘪寒伧的道德律令，二者都悖于儒家诗教。儒家诗教主张：“发于情，止乎礼义”，是情理统一审美特征最好概括。如果具体来看，诗歌创作不能不表达哀，乐等情感，但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就是说，诗歌创作要由情感触发，伴随情感的激落，但又必须归于儒家义理——惩劝教化，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程朱理学（道学）歪曲了儒家的教义，它从“理在气先”的本体论出发，人性论上把“天命之性”（理性）视为先“气质之性”（情欲）而生之物，认为前者（第一性的）能够脱离后者（第二性的）而独立存在，其主理贬情倾向不言自明。不仅如此，道学家还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把“理”、“欲”看作相互割裂，完全对立的两极端，忽视了“情”的价值，与这种为理废情相一致的是文学思想上的重理轻文。朱熹视“道”为“文”之根本，文为“道之枝叶”，认为“文学从道中流出”，致使文完全沦为道德附庸，义理的工具，从而惨遭政治阉割和伦理虐待。不仅如此，由“文以载道”（周敦颐）衍生出的“作文害道”（程颐）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审美本性，成为毫无意义的道德说教。总之程朱理学完全破坏了先秦情理统一的审美境界。到了明代中期，此种废情主理开始受到批判。首先对道统文学观提出抨击的是前后七子，从正德到嘉靖、万历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相继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复古运动。他们把矛头直指台阁体、八股文和程朱理学，主张复兴正统文学的汉唐气象，前后七子强调文学的情感特质，以此反对道学的为理废情。李梦阳在《缶音序》中认为诗歌乃“感触突发，流动情思”之物。又在《梅月先生序》里言“情动乎遇，遇因乎情”，把“情”视为诗歌创作的内在之本。王世贞倡言：“有真我而后有真诗”⑩，谢榛在《四溟诗话》里也高唱“诗贵乎真”，认为“诗乃模写”“情景之具”，把诗歌看作“情”的工具，这对明代后期文学的觉醒有着前导性意义。但是前后七子张扬情感，并未为情舍理，相反他们走的还是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道统老路。到了李贽那里就完全不同了，应该说他的生命文学观是沿着“情”这一脉发展而来的，但是他不再是七子式的“改良派”而是彻底的革命派。李贽是程朱理学的坚决反对者，他的生命文学观如前所述是建立在具有鲜明资产阶级性质的自然人性论的基石之上的，不再是传统的儒家道统。他认为文学应当抒写生命之本真，而生命的本身是有情、有欲、有私的，那么文学就应当表现这些“童心”。因而生命文学观是对古典文论中的“情”的辩证否定，它把中国文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以生命文学观为准则，李贽提出了一系列极为新鲜的文学见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倡真情，反对“闻见道理”。在《焚书·童心说》里，李贽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皆出于“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双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为《水浒传》。在这里标准只是童心，而无论时代和体裁，它要求为文心写生命之真，表达切身实感，完全的坦露人性，即“绝假纯真”。在李贽看来影响“最初一念之本心”的恰恰是儒家的“闻见道理”，“以闻史道理为心者，则所言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之言也。”“闻见道理”即指《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六经》、《语》、《孟》乃道学之中实，假人之渊薮也。”那些“多读书识义理，”满腹“闻见道理”的学者们自会“降其童心”，而“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因为这些“闻见道理”障人耳目，使人不能坦露真魂，抒写童心，因而这样的文章就“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总之“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李贽的童心说主旨在倡情反理，以真实的活生生的生命来反对满纸的仁义道德。二、主张“性情自然”，反对“牵合矫强”，崇尚人这本性，生命应该是适已的即自由自律的，以此为文，文情自然是真性情，不可矫造的。在《焚书·读律肤说》里，李贽主张为文“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手自然”不同“牵合矫强而致”，又说“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由此他认为作家有怎样的个性，诗作便有怎样的情调。“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宜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是调，皆性情自然之谓也。”这里来不得半点所饰、勉强，“所矫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古自然之道，未写也。”李贽评论过许多戏曲小说，所使用的就是“绝假纯真”这个标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化工”与“画工”的区别，认为《拜月亭》、《西厢记》是“化工”，《琵琶行》则为“画工”。所谓“化工”即自然造化，天然而成，是真实地描摹表现人迫害本性。他说：“《西厢记》，《拜月亭》……，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而“画工”则是“穷功极工，不遗余力”只重人工智巧，有格律，在法则上做功夫，失去了真性情之表现。他认为：“画工虽功，已落二义矣。”（同上）这里，“化工”与“画工”的分别实以“真人”与“假人”，零点文学与假文学的区分为本的。如果将李氏的自然人性论和童心说看成其相畏相成的两块基石的话，那“自然情性”当为与“闻见道理”格格不入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抒写童心也即指自然性情的真实表达问题。与童心说思想一致李贽主张“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教观背道而驰，他所谓的“情”并不受制于“理”相反，则表现出对儒家教义的背反，对生命之真的讴歌和复归。三、倡言“泄其愤”，“诉心中之不平。”受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和韩愈”不得其平则鸣的影响。在《焚书·忠义水浒传序》里，李贽也认为普天下之伏秀文章皆“发愤之所作”即“古之圣贤，不愤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李贽从主真求本的生命文学观出发，认为文学创作应表达真情实感，但这不是一意义上的哀乐情感，而是愤愤不平是生命的奔突流泄，它源于个性心灵中的矛盾，痛苦，压抑的情感状态。在《焚书·杂说》里他又具体阐说：“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关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可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地；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下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这里，“蓄极积久”的心中之不平，达到了不吐不快，“势不可遏”的地步，因此，一旦受到特定的情景触发和感官刺激，便如“喷玉唾珠”一般，并且 “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其愤而不平之情的泻泄可谓酣畅淋漓，痛快之至。可见，李贽所谓的“发愤”实则“泄愤”。他评述《水浒传》时，认为《水浒传》为“发愤之所作”，同时把“发愤”阐释为“泄其愤”，“……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李贽“唯到不受管束之故，受尽魔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与墨，难写尽也。”因此，与屈子、史迁、昌黎一样，他的诗文里绝少温柔敦厚之风而多险怪愤懑之气，但是他们所谓“发愤著述”，“不平则鸣”都没能违背儒家教义，其宗旨如有的学者所说仍在于“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李卓吾，其泄愤说则完全冲脱了儒家的诗教束缚，其中蕴含一股凸现生命，反叛礼教的主体精神，这正是其生命文学之彰显。由以上可知，李贽所谓文之“情”、“真”、“自然”、“愤”皆出于生命之本真。他以生命之自由要求为文之自由，以生命之真实追求为文之真实，构成了其生命文学观的核心。

展开余文

      3、李贽作为晚明思潮的代表和领袖，他重视人的利益和价值，承认人的自由发展的权利，主张人人平等，这些思想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启蒙的性质，同封建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这种崭新的思想引入到文艺批评领域，提出了童心说，建构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生命文学观，对其后的作家 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明显的是袁氏三史北和“一生四梦”的汤显祖。清人钱谦益说：“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实卓吾发之”。在我们看来，公安派的“性灵说”就同“童心说”不无关系。其反复古主张亦直接师承李贽。汤显祖平生所钦敬之人唯罗汝芳，达观，李贽三人耳，他曾向朋友索要《焚书》，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介。《汤显祖集》卷四十四载：“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他在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中崇尚真性情，反对假道学，显然是受李贽的影响。李氏的生命文学观不仅为袁中郎师承，汤显祖膜拜，而且，放荡不羁的冯梦龙也“酷爱李氏（卓吾）之学，奉为蓍蔡”。他主张“借男女之真性，发名教之伪药”，并视文学为“性情之响”，推崇备至，无疑与李贽思想一脉相承。另外，我国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大约成书于万历年间，“二拍”刊于崇祯时期，兰陵笑笑生和凌蒙初也不能不受李贽生命文学观的影响。
注释：

      《日知录集释》本卷十八

      《明史》卷二四五“赞曰”

      《遗集》卷一，《语录》

      《焚书·答邓石阳》

      《初谭集》卷十九·笃义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188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李氏文集·明灯道古录》

      《九正易因·乾为天》

      《续焚书·答马历山》

      《 王州山人续稿》卷五十一

      《焚书·童心说》

      《焚书·读律肤说》

      《焚书》卷三，《杂说》

      《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

      《五杂俎》卷八
参考书目：

      李贽，《藏书》中华书局 1975年版

      李贽，《焚书》 中华书局 1975年版

      李贽，《续焚书》中华书局 1975年版

      《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76年版

      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 1985年版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出版社 1999年版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中国历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版

      章培恒《明代文学与哲学》复旦学报：社社版 1989年1月

      马成生《李贽——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奠基人》杭州师院学报社科版 1985年4月

      刘支宇《李贽审美思想管窥》杭大学报：哲社版 1998

      周毅《生死谬悠——试论晚明思潮的萎缩》，《上海文论》1991年6月

      史小军《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新探》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 1993年4月
Abstract: lizhi was a ， outstanding thinker and ”literary theorist of later Min Dynasty of China . He lived in the 16th century when capitalism sprouted in China and literary thinking were reformed . As for literature thinking , he succeeded critically the Chinese tradition literature conception theory, and set up neoteric life literature conception ,which advanced Chinese classical life literature theory to a new phrase .His literature thinking made an active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writers. Literature theorists and the creation of fictions and dramas.

      Key words : later Min Dynasty , LiZhi , life literature conception , no falsehood and pure tru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