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友谊的文章，无论中西，可谓汗牛充栋。从古罗马西塞罗的《论友谊》到宋、梁间刘孝标的《广绝交论》，还有我比较喜欢的嵇康嵇中散，他那篇千古流传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很早就读了，我觉得可以摘录一二，供君评赏。“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足下如嬲之不置，不过欲为官得人，以益实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

前面几句陈说了自己的志向，说自己愿像颜回那样穷守陋巷，抚养子孙，与亲戚朋友谈谈天，叙叙旧，然后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于愿足矣！看来，又是一个第欧根尼式的犬儒，据说当所有人都忙着为战争做准备守卫城堡的时候，他也滚滚木桶，表示自己有事可做；当亚历山大大帝在他面前炫耀神威的时候，他说了句，“让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不过这种犬儒，比起曾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山巨源，卖身投靠司马氏，然后还想腆着脸向老朋友招安，志趣上，恐怕就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了，毕竟是弹奏名曲《广陵散》的真雅士，面对昔日旧友，在大是大非面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虽然山巨源倒是一片提携朋友的盛情隆谊，一样皮里阳秋，含讥带讽个够：您纠缠个没完（嬲），不过想为官府获得人才，对时世有所益处罢了，但您知道我一向是个潦倒粗放（不太守规矩）的浅人，与世俗事理都不能合拍，自己想想在各方面都不如当今在朝的贤士能人，言外之意，山兄您还是放我一马吧，让我学庄子那样“游戏污渎之中自快”算了，下文害怕山巨源强聒不舍，跟着还说，如果您非要招安于我，“若趣欲共登王途，期于相致，时为欢益，”恐怕我“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也就是您一旦来逼迫我，我就一定会发疯的，如果你与我没有深仇大恨，我想不会走到这个地步吧，朋友。

其实平心而论，嵇康不与司马氏合作，也未必只能是源于知识分子的清高，他在内心深处本就看不惯司马氏的虚伪，但客观来讲，不与统治者特别像司马氏这样歹毒的人同流合污，总是一种气节之表现，而且这种自适其志的情怀，相对于他的那个喜欢用“青白眼”看人其实很内敛的朋友阮籍，嵇康就显得过于峻急而“不切事情”了，虽然他也说了，“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但性情所至，“而未能及。” 

 

由此我想到几个问题，朋友之间的交往问题。拿嵇康与阮籍来说吧，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可谓和而不同，虽然两人都是“不拘礼法”的任情随性之士，可是在“和光同尘”上面，阮籍就比嵇康做得好，没有后者那么峻急。“口不论人过”，虽然他也做了几件“惊世骇俗”的事情，这从《世说新语》中就可窥之一二：

一，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

母亲死了，他一样喝酒吃肉，而且是当着“以孝治天下”作为标榜的司马昭的宴席前，胆子不可谓不大。在那个礼法制度森严的时代，不是很惊世骇俗吗，为此有人还进谗于司马昭要将他放逐边地，以正人伦世风。 

 

二，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同前）

他的嫂嫂回娘家，屁颠屁颠跑去看望，道个别。有人指责的时候，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世间的礼法哪是为我们设立的呢？言外之意，他是世外高人，是超脱于礼法之外的。 

 

三，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同前）

邻居家卖酒的妻子很有姿色，他与安丰侯王戎两个酒鬼就常常跑去照顾生意，人说“秀色可餐”，他俩当然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醉了，就睡在妇人旁边。还好，“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虽然丈夫很不放心，要探察他，久了，发现他始终没有什么不轨企图，就是睡在身边而已，不过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也真算是大胆了。 

 

可是，司马氏对他仍然很优容，这是什么缘故呢？细察起来，阮籍也就是喜欢喝酒装点“疯”而已，“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为了喝酒，便去请求担任步兵校尉，为了表示礼法不是为他所设；母亲死了，要大快朵颐，而且故意当着晋文王司马昭；嫂子回家，要去看望并告别，看到美丽的女人，要去借着喝酒而一窥美色。但这些都没涉及统治者的根本，而没有如好友那样敢公然“非汤武而薄周孔”，那可是触及政权基础的大罪。礼俗世规这些东东，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哪个时代都是存在的，可司马氏虽然狼子野心，但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外带孔子这些“金字招牌”还是顶礼膜拜的，这是他维持统治不容撼动的基础，也是为他所谓的“禅让”进行的铺垫，你嵇康连这都要“非”，那我怎么容你，于是嵇康与阮籍，同样的放达，同样的对司马氏心存不满，但由于性情不同导致为人处世的方针迥异，于是结局也就两样了。 

 

可他们至始至终，是最好的朋友。假如朋友的定义似乎应该满足“志同道合”这个标准，我们来看看他们之间的友谊可曾符合这个标准呢？他们之间的友谊走到最后，与山涛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我们稍一思考便可发觉，嵇康与阮籍只是在待人接物上有些“和而不同”，而在深层次的理想追求上，他们又是一致的。他们都对司马氏篡权夺位的虚伪作风表示不满，于是蔑视传统礼教，并借酒浇愁以求得到精神的超脱，虽然落实到具体的“行迹”上有些小小的相左，正如嵇康自述，乃其二人性格不同所致，于是彼此之间，都能互相体谅，从而维持一份难得的情谊。

相反，嵇康与山涛这个老朋友的分歧，就是属于“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了，虽然他们与另外四人（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都曾是很好的朋友，“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但山涛已被司马氏招安，并作为说客来腐化老友的意志，昔日的竹林风流也只好化作一团云烟散去，嵇康之所以成为嵇康，就在这种“大是大非”地方才能更真切动人的体现。 

 

朋友之间的交往，本来按刘孝标《广绝交论》里的见解，就有势交、利交的流弊，朋友得势的时候，为了一点利益，我们是他最好的朋友，一旦这种“势”与“利”的优势不在，于是势利的我们马上形同路人，往日的深情厚谊也立刻成为“明日黄花”，以前或者是门庭若市，现在基本等于门可罗雀。神圣的友谊好比股市的波动，是要随着行情涨跌而调整自己的运作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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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涛与嵇康的友谊，为了不辱没竹林七贤的名头，当然没有这么市侩，但意识形态的分歧好比政治权力的斗争，是没有人情可言的。从山涛那一面讲，他还颇有高士之风，没有成为刘孝标讽刺的对象，自己发迹了，还不忘提携自己的旧友，以期共同青云直上，真是很够“朋友”，但嵇康的境界又比刘孝标的牢骚高上那么一筹，势交利交当然是庸俗的、市侩的，但为了一点名利而背弃自己的理想信仰，与之同流合污，说穿了，绕过一道道自欺欺人的幌子，比如幸逢明主兼济天下什么的，追根究底抽丝剥茧一分析，还是势交利交的一种，或者变种。所以，嵇康的“七不堪”、“甚不可二”的托辞，就体现在这篇千古传诵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字里行间，而为后人如我所激赏。 

 

朋友间的友谊，从另一角度看，正如梁遇春先生所谓，“因为二人同心一意虽多，而因为性质正相反也不少。为的是各有缺点各有优点，并且这个没有的那个有，那个自己惭愧所少的，这个又有，所以互相吸引力特别重，心思精密的管仲同性情宽大的鲍叔，友谊特别重；拘谨守礼的Addison和放荡不羁的Stecle，厚重老成的Southey，和吃大烟什么也不管的Coleridge也都是性情相背，居然成历史上有名友谊的榜样。（《“还我头来”及其他》） 

 

但话虽如此，要像成为朋友，总要有点共同的爱好与追求的，就拿上面这几个名人来说吧，管仲与鲍叔的性情相背，但他们都一致成为了春秋时期有名的政治家，并被齐国的老百姓感恩戴德；艾迪生与斯梯尔是英国最早小品期刊《闲谈者》与《旁观者》的创办人，与骚塞和柯勒律治一样，把从事的文学当成共同的“挚爱亲朋”，而成就后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 

 

所以，要想成为朋友缔结一份神圣的友谊，如马克思与恩格斯那样，不管个人细节上迥异反背到何种程度，总需要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作为其中的支撑，否则，这种所谓的友谊就很难禁得起时间环境的考验，就像那个举国若狂的“十年浩劫”里发生的那样，亲人反目，朋友成仇，多少平和顺遂时期结下的友谊，在那个妖魔翔舞鬼魅肆虐动荡不安的恐怖年代，遭到了无情的摧残与嘲弄，这样惨痛揪心的历史经验，难道还不因它血淋淋的教训，从而值得我们这些对圣洁的友谊抱有崇高期待的后人深思吗，进而反省到这样一个真理：一切的友谊，如果没有经过岁月的淘洗与历史的检验，很有可能，都是脆弱的。 

 

有的人比如叔本华尼采，就连这种须经考验的友谊，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可获得，从而只能“怅望千秋一洒泪”，只因“萧条异代不同时”，孤独地活着，孤独的奋斗，然后孤独的死去。难道他们就没有这种对友谊的期盼与向往吗？不然，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只有神与野兽才能喜欢孤独”（一说忍受），作为一个思维敏锐见识不凡的人，好比快乐是需要与别人分享才能体现出它的快乐的，那么桀骜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不是也有性格温顺的奥里维作为他终生的挚友吗？像尼采叔本华这样的人，既然不是野兽，更不是神，只是知道就是神与野兽也未必能忍受孤独的思想家——人的一种，他就仍然需要一份真纯的友谊作为这枯窘世界的一种慰藉，他们知道这种慰藉乃是幸福人生的一个体现：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并肩前行，扶持帮衬之余，取长补短，吐故纳新，好去披荆斩棘，一起经历人世的悲欢，体验生命的奇诡，方可患难与共，生死不渝，这是何等美妙的一种境界！ 

 

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本应分属美好心灵的友谊之光，在他们生存当时，犹如许多与他们有着同样遭遇的人一样，梵高，爱伦坡，波德莱尔，司汤达，斯宾诺莎。。。。。。却难得普照他们孤独的灵魂，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或者智慧越高，忧患越深，一个过于超凡脱俗的人，在他们生存在世的短暂期间，因为自己的深刻，因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是不可能被他们同时代人所完全理解的，于是他们只能把这种追求友谊的高远目光，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前瞻后顾地在古圣先贤的书籍中，在对后世知音的殷切期盼中，去获得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寄托，或许他们在内心深处早就绝望了，绝望于他们的时代，绝望于他们的期盼，绝望于他们常人难以想象也无法言喻的孤独，于是他们明白：友谊的真谛，好比纯洁的爱情，在于两个人心灵之契合，而非流于表面的形迹过往，或者有意的调和拉拢，这种心灵的契合，带一点神秘，带一点偶然，很可能要在万万年之后，才会让自己发出的讯息，受到另外一个时空的人儿的感应与欣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他们一声叹息，最后深深懂得： 

 

友谊的最高境界——是神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