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长们一面要求我们严格按照标准打分，一面却一再强调今年的平均分要控制在42分左右

      临时接到通知，高考阅卷还差人，便和师弟去报名。我和师弟是多年的好友，平时都喜欢舞文弄墨，且惺惺相惜。他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做了六年的高中语文老师，而我原来是学医的，后来我们却都考上了华师古代文学的研究生，而且跟随我们都很钦佩的同一个导师。

      在报名之前，我们的院长让我最好不要去，她说我这人虽然有才气，却怕我受不了纪律的约束（现在想来，她所担心的可能不是这个，而是担心我的标准和别人不一样。）她要我考虑清楚。由于最近我在山东的《都市女报》开了一个专栏，每周要为她们提供一篇文章，怕没有时间写文章，当时我答应了我们院长不去报名。但师弟拉我陪他去报名，因为他不知道报名的地点在哪里，我当然义不容辞。

      到达报名点后，我又碰到了很多来报名的师弟师妹们，一时心痒难忍。一来我需要钱，二来我并不是不守纪律的人，我之所以答应不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怕自己把握不了标准。但我想，既然师弟师妹们都能把握，我为什么不能呢？在他们的怂恿下，我报了个名。本来我和师弟都分到作文组的，但师弟比我有经验，他对管这事的老师说作文他改不了，要求调到基础组，其实他知道自己的眼光和别人的不一样，怕出什么乱子。我本来也想到基础组去，但是基础组的人已经满了，只有留在作文组。

      我对作文确实有自己的标准，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首先，句子得写通；其次，就是真诚，我不喜欢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很漂亮，内容却十分空洞的文章。早在数年前，谈到我国当代青年的文化状况时，我曾经说过：“我们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而对外国文化的精华也知之甚少，他们所有的所谓‘流行文化’就像裁缝师傅做衣服剩下的碎布，花花绿绿地，似乎很好看，然而充其量却只能拿来做拖把罢了。”

      今年湖北的作文题目，确实出得有点难，《长江日报》的著名评论员刘洪波先生为此写了一篇《高考作文要把人逼成哲学家？》的评论，可谓切中要害（事实上，很多学生将这篇文章当成了政治题目或马列哲学来做）。我的导师谭邦和先生是中学教材课程标准制定6人小组的成员，往年也是参加高考语文命题的重要成员，由于今年他的女儿参加高考，他没有参加今年的命题。在一次闲聊中，他也对我说今年的作文对于中学生来说太难了。自然，这种题目中学生不可能写好。据我自己和很多阅卷老师所达成的共识，若严格按照阅卷的标准来打分，大部分学生的作文只能放到第三类与第四类，也是就0－36分之间，而作文的总分是60分。可组长们一面要求我们严格按照标准打分，一面却一再强调今年的平均分要控制在42分左右。第一天大家都改得比较慢，大多数人没能完成每天200份的任务，另一方面，平均分也比较低，并没有达到组长们42分基准分的要求。学生们的题目可谓千奇百怪，有很多一个简单的题目都没写通。而正文部分呢，也称得上“异彩纷呈”：有写内因外因的，有写辩证法的，有写进与退的，有写儒道合一的（够我们写一篇博士论文），有写出世入世的，有写感悟人生的……。还有一个很值得思考的文化现象，即很多学生写怎么为人处世的，大多数写这方面内容的学生是在重复中国古老传统的一些所谓处世的“金言”。至于体裁，几乎能涵括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一切文学体裁。大部分学生不是牵强附会，就是完全跑题，当然，不可否认，也有写得好的。谈到语言，应该说，恐怕大部分学生甚至连“把句子写通”这个简单的标准都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分要达到42，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第一天由于大家都很认真，按照标准打分，平均分数很低。第二天，组长又再三强调了42分的标准，让大家尽量把分数往上抬。并且说大家的报酬将和阅卷的数量与质量挂钩。评定阅卷质量最重要的指标是通过率，即同一篇作文你打的分与别人所打分数的吻合程度（每一篇作文至少两个人看）。这搞得大家都很紧张，于是很多老师不时地跑到监控机上去看自己的通过率是不是达到了85%的指标，以便调整自己的评分标准。不久，便出现了围绕着42分的基准分上下浮动的打保守分的倾向，平均分数大大提高，而且出现了一种很荒谬的现象，即看得越快越粗心的人，通过率却越高，而那些看得越慢和越仔细的人，通过率却往往上不来。以至于有老师发牢骚说其实作文也可以用电脑自动阅卷，只要把一些关键字输入电脑，就可以自动打分了；还有老师戏称看作文就像“打电子游戏”，只要过关就行。我虽然也同情学生，尽量想把分往上打，看了作文之后却打不上来——由于平常对于写文章这件事看得太认真，妨碍了我的打分，所以，我的平均分是全组最低的，尽管组长跑到我面前提醒了几次，我打的平均分仍然维持在35分上下。有一次，他开玩笑似地指着自己的头说我的“脑袋有问题”。

      第四天的时候，组长把我叫到监控机旁，说有一篇作文让我们讨论讨论，该怎么打分。这一篇作文共三个人看过，三人所打的分数相差很大（超过了9分的标准线）。那文章的题目叫《一块红布，三滴眼泪》，是一篇记叙文，开头却引用古诗词发了一大通无关紧要的议论，与整篇文章的基调显得很不谐调，下面接着写的是一个有关母爱的小故事。我和另一位老师说这篇文章不怎么样，不能打高分，第三位老师却打了50分，他说这篇文章很具“匠心”，前面的议论部分是铺垫，后面的结尾是照应。组长也坚持这么认为。我却一直坚持这文章有点跑题，而且开头与结尾都很牵强，而另外一位说这文章不怎么样的老师却学乖了，不吭声了，于是组长大获全胜，不过，我却在他的心里投下了小小的阴影——我没给他面子。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报复我的机会。坐在我身后的一位老师发现了一篇“好”作文，想给个满分，兴奋地叫组长过来看，按规定，满分作文都得通过组长的审批。我也跑过去看，说实在的，由于很少能见到一篇像样的好文章，我想见识见识这篇文章到底怎么样，另外有几个老师也围过来看了。结果却很令我失望，那正是我所讨厌的“拖把”式的假大空文章，不过作者的语言还是挺流畅，比起同类的文章，确实要算是“好”文章了。审批的结果，是满分。我心里很有些不平。不久，我看到了一篇名为《战国舞姬》的小说，不论从语言还是技巧，都远远胜过那一篇满分作文。我想，如果那篇文章能打满分，我这篇文章不能打满分也就太不公平了。于是，我也把组长叫过来。他坐下来，看完那篇小说，脸色一下就拉了下来，用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这篇文章我不可能给打满分，而且也不能超过40分！”他说这是“故事新编”，“我们不提倡故事新编！”我反问：“为什么不行呢？，鲁迅不也故事新编吗？”他于是说这文章不搭题。但其实从文章深层的内涵来分析的话，却未必与所谓的“入”与“出”没有关系，何况按照他们组长的要求，一般尽量要把分数往上打，只要能牵上那怕一点关系，都算合题或基本合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要深入学生的思维，跟着学生的思维走。”这次他却一反常态——我知道他是在报复我。我恐怕是我们组里唯一的一个要打满分作文却没被通过的，不但如此，他还把那篇作文压到了4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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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我才上机，正在改作文，组长突然走到了我的身边，满身的酒气，涨红着脸，大声对我说：“我严重警告你，今天的校标卷你打的分数太低了，你要好好地学习标准！”其实，据我所知，还有比我打得更低的，我打32分，有人只打了29分，而所谓专家却打了45分，那文章实在并不怎么样——我对于专家们的水平实在也不敢恭维。就算我打的分数与专家有差异，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况，我的通过率有88%，是正常的，而自评指数也处于中等水平，没有什么好给他说三道四的。他又大声对我说：“你要按照标准打分，不能照你自己的标准给分，否则，你给我停下！”我冒火了，也大声分辨说：“我是按照标准打分呀，何况，不同的人对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他见我居然敢顶嘴，大声吼道：“你给我停下！别改卷了，我停了你的机！”一边吼着，一边就跑到了监控机旁，忙着要限制我继续递交文章。我再没有理他，继续看我的文章，这时全组的人都吓得不敢吭声了。我不得不说，他根本对电脑和监控程序不熟，自始之终，他都没能限制我，而他自己却以为他真“停了”我的“机”了。

      他让我先学一个小时的标准再说。我不想和他闹，我们的院长很忙，为这点小事闹到她那去不太好；再加上我很想看看专家们是怎么评卷的，于是，我顺着他的意思，将样卷给调了出来。很遗憾，我的感觉是专家的打分非常随意，并没有按照标准打分。或许你们会说的的感觉并不正确，但凭什么说专家就一定正确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专家吗？那我也可以告诉你们，我读过的书也不算少，并且从事文学创作也有十来年了，多多少少好歹也发表过几十篇文章。我学的是古代文学，最熟悉的却是现代文学，可以说，几乎现代每一位作家的文章我都至少见过一篇，于大多数作家，我是读过一本或好几本作品集的。当然，这并不值得夸耀，但却令我有充分的自信怀疑专家们的标准，尽管我不知道这些专家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后来一位很替我不平的，和我一组参加作文阅卷的高校老师告诉我，按照国家规定，高考阅卷应该有65%的高校教师，只能有35%的高中教师参加。还有人提出，高三的老师不应该参加阅卷，因为学生的成绩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由于高校教师与高中教师的眼光与标准不一样，往年经常发生争执。近年来高校教师参加高考阅卷的人数大大下降，标准便操纵在了高中教师的手里。当然，高中教师的水平未必一定就要比高校教师差，但由于学生的成绩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再加上他们对学生一定程度的同情，使他们很难跳出来客观、冷静地评卷。但这对于那些文章真正写得好的学生，却是不公正的；再加上评卷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随机因素，使得学生的成绩与他们真实的水平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从这上角度上来观照我与组长的争执，不能不说是有其必然性的。专家制定标准，只是为了便于量化，而对于写文章来说，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量化且只能感觉的。正因为如此，在高考作文中得高分的往往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八股”作风的文章，而真正写得好的却无法量化因而不能用专家的尺子来丈量的文章却得不到一个好的、公正的评价。

      这便是考试的“异化”，正如我在《考试漫谈》这篇文章曾经说的：“其实，考试如果仅仅用于检验一个人的学识或能力的参考标准，那倒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办法。然而，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考试却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升学、就业、晋级、提工资等等，这便是这种制度的最大的不公正。考试一旦成为唯一的标准，便变成了一种暴力：将具有多样性的人简化为一种可以测量的物。这样，考场便成了一种类似于作坊或生产车间之类的东西，分数的高低是它衡量产品是否合格的尺度，故这个车间出产的成品不能叫‘人才’，虽然我们确实也不能否认其中不乏颇有才能的人，如果套用贾宝玉先生的话，我们不妨称之为‘分蠹’。‘分数线’几乎成了决定个体一生的前途与命运的无形的暴君，相应地便产生了很多‘高分’的庸才与投机者。这种人往往未必有才能，却擅长或醉心于考试：考试给予他们以成就感与自信心，并使他们未来能在社会上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从而有可能继续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强加给全社会，造成一种考试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