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宝安中学  唐宝康

这“颠覆语文教学”的标题，不是我的创意，是从网上一篇文章那里弄来的。不过那作者声明了一句：“这个词听起来不太顺耳，颇有点‘农民起义心态’。我的意思只是——还语文教学的本来面目，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这么一说，倒引起了我的不满，看样子还是有点折中，是有点怕得罪了许多语文老师的意思了。依我的看法，这现行的语文教学观念与操作都的确真的需要被颠覆了。

“颠覆”听起来确乎不顺耳，我们历来的意思是要尊重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祖先，承认我们曾有的一切成绩，然后少加批判清理，便会有了创新。所有的人都会尊重其事地说：要尊重国情。好象我们历来的语文教学都是国情所成，不可少动地了！然而，据我所知，建国以来我们语文教学的不少玩意儿，比如流毒甚广的“红领巾教学法”之类，什么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什么的，断乎不是中国货！就如那些我们赖以活命的语法、修辞、逻辑、写作学、阅读学、文章学、什么新三论、旧三论无一不是从西方趸入或者仿制。原来不是祖宗成法，若真如此，便要应了毛泽东所说的那句谶语：“不破不立！”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首要的问题：什么是语文？这个宿命般的梦魇始终如影相随地跟着语文教学，有许多人在语文性质问题上付出了大量的学术劳动，大家都分别从自己的角度证明了自己的命题，然而要命的是迄今仍然没有公认的能够服众、能够符合语文自身特点、能够切合语文教学实际的结论。这个问题成为语文教育的心病，以此每当有年轻的语文教师血气方刚地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便会听到有人老气横秋地引证那句至理名言：不要争论。不知道是为了掩盖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是为了维护某些既定的权威，亦或以他们的智慧认为无法争论得清。

在这些争论中，人们似乎有意地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事实：语文本来就不是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美术、音乐、政治、体育这样的学科，所以象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美术、音乐、政治、体育这样的学科到了大学也有相应的学科门类，而惟独语文没有。语文不是知识体系，而是能力建构。科学显然不会为了一个不是学科的东西发言。所以中国的这些学者们很难从西方的学术中获得有关帮助。关于语文性质的争论，变成纯粹中国式的无谓争论，而且这样的争论的确也只发生在中国。

这样简单的事实，何以我们的专家至今未弄明白，是我一直的困惑。当然这样一说，让无数在这个问题上颇具学术重量的人们，搞了这么多年，竟然做的是一件皇帝的新衣，的确是有点惨了。所以，我也不太忍心。但是，我毕竟不是小孩子了！

语文到底是什么？语文就是语言。

语文就是语言，这便解决了语文性质的问题。学习语文就是学习语言，这就是语文的根本。

韩军解释说“语言之于人，首先，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存在，是人的精神本体赖以存在的凭依；其次，才是一种语言运用技能。或者说，人一旦脱离语言，精神就没有了存在的处所与凭依，就失去了精神自我。”① 

这话我觉得有点问题。语言之于人，显然首先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技能，这是从猿到人数百万年间渐进发育发展的结果。所有的语言学著作恐怕都是要承认这一点的，承认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认为语言之于人，是一种精神意义的存在，是人的精神本体赖以存在的凭依。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上的问题，这就跟我们既承认人的本质是哺乳类灵长类脊椎动物，同时也承认人是“现实的主体”一样。

既然语言的工具性和语言的人文性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那么，他们之间本来就决不会发生任何冲突。而且，当人成为人之后，当人获得语言这个工具之后，语言作为工具早已从精神哲学的角度被大大地弱化了，正因为此，不能以工具性来概括语言；同样，正是因为语言自然的属性，也不能仅仅以人文性来概括语言。而我们多年来的这类研究要么是沿着工具哲学的视角去解析语文教育，要么就是片面的强调语文的人文意义。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人企图解释二者的共存，但是很可惜，他们不是掉入折中的泥潭，就是不知不觉的偏向于某一个方面。

总的来说，在中学语文教育界，由于各种原因，下面的基本估计不幸地成为不争的事实：

“五四后的中国语文教育，基本上是建筑在‘语言工具论’的‘生理学技能’意义上的（顶多触及到‘思维’），而不是建筑在‘语言本体论’的‘精神哲学’意义上的；是建筑在为社会（战争、建设）输送‘人力’的教育观念背景上的，而不是建筑在培养具有完善的自我精神人格的教育观念背景上的。”②

工具论统治语文教学，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这就不是普通的问题，这正是语文教学之所以被目前社会大加挞伐的根本原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多年来光强调人的动物性，而不强调人的社会性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左是对右的惩罚，反之亦然。所以目前社会各界大声疾呼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实在是对语文工具论的一记有力的掌掴。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说：“语言也象呼吸、血液、性别和闪电等其他带有神秘性质的事物一样，从人类能够记录思想开始，人们就一直用迷信的眼光来看待它。”③所以《圣经》的开篇就说：“泰初有词”，有了词就有了世界的万物之名。没有语言尤如没有光，一切都皆黑暗不彰。

人类凭借语言命名世界，体验世界，记忆世界。海德格尔说：“语言乃是家园。”④我们是在语词中安居。人类创造的语言，是宇宙生物最值得骄傲的事物。人运用语言进行真正的理性思维，并从而创造出最奇妙的人类心智。当孩子们在依呀发音和侧耳倾听的时候，他们发出的和接收的并不仅仅是物理现象，而是意志、愿望、感情。

人类用毕生的精力去学习语言、理解语言，人类一代一代地传承着、丰富着自己的语言。当我们教孩子们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们传给他们并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的工具，而是一个本民族的徽记，是我们人类的精华遗传。

语言之所以神秘，就正在于它可以利用声音的传送和符码的编制传达人类的心灵。因此，语言决不仅仅是物理的、生物的现象，决不仅仅是工具。语言乃是生命的符号，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传密码。当我们向地外搜寻别的文明的时候，我们送去的便是这个密码。我们跟自己说话，我们跟他人说话，我们跟前人先哲说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说者、作者，又同时都是听者、读者。我们作为叙说者和接受者在语词里游曳，我们还作为创造者在丰富着语言的家园。作为叙说者，我们用语言建构意义和传达意义；作为接受者，我们通过语言获得意义并重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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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是工具，但作为文化现象，语言并不仅仅是工具，它更是人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因此，语言文字的结晶——文学(或文献)中的思想性其本质上就是人的精神、人的价值。革命导师马克思早就指出过，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⑤。人的语言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人化、社会化的过程，所以“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⑥

语文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第二个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语文就是语言，这个命题并不意味着语文教育就是语言学课程。按照目前的教学大纲，中学语文教育着重考虑的是语言文字的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教学就是言语教学。言语教学的目的就是训练学生掌握运用语言文字这门工具。听、说、读、写的训练无非就是工具使用训练。不训练怎么可以掌握语文？这正是语文工具论的基本主张。

多年来的语文教学正是这样，陷在“训练”的泥坑里不可自拔，你越训越练，语文课就越不象样，学生就越发不感兴趣。语文课被训练搞得索然寡味，以至于学生对语文深恶痛绝，以至于被社会判为“误尽苍生”，事到如今，竟然还有人敢说“语文课就是要抓住训练不放”，“就是要用分数说话”！坚持这种说法的人显而易见地表现了对语文性质的无知。他们也不明白语言能力的获得不是由于训练而是在言语交际中熏陶感悟的结果。我们交给学生以工具，而决非工具式的训练教学。语文课需要阅读、需要叙述、需要思考、需要阐述、需要对话、需要抒情，当我们在阅读、在叙述、在思考、在阐述、在对话、在抒情时，语言便是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语文教学实质上是话语教学。当课堂上不再是教师话语霸权，而是教师、学生共同拥有话语权力的时候，语文教学始成为真正的语文教学。

早在1923年，当时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今南京师范大学附中）任教的穆济波先生就提出修订该校必修国文科课程纲要草案。同时，针贬“教师只墨守‘知的教育’而忘去‘人的教育’；或空言世界化，而忘去民族精神”。⑦  

穆济波先生反对以“语文的本身为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教育究竟之目的，绝不能举任何科学的本身以对。从前的读书人把读书认为是取功名的途径，目的错误，兹无论已，陋习相传，矫枉过甚，教者又从而提倡限于文字语言之范围，以为尽所能事，不知于‘人的教育’‘国家的教育’之途相去愈远。本国语文一科，较诸学科实居于特殊地位，……其关系民族精神，建国基础，一切文化传统所在，何等重大”⑧云云。这段话让那些顽固地将中学学科教学统统看作是为了升学考试这一目的的人读一读，不无裨益。

明确语文教育的任务，切实认识语文教育不仅仅“限于文字语言的范围”（穆济波，1923），不应“只从国文去学国文”、“只将国文当国文学”（夏丐尊，1923），不应“一味在读、写本身上来学习读、写”(陶行知，1948)，这些语文界的前辈们早就指出不应狭隘地把语文教育看成技能训练，不应将语文视作纯粹的工具“学科”。不明白后辈们仍然会照犯错误。

人作为叙述者，用话语建构意义并传达意义；作为接受者，我们同样是通过话语获得意义并重构意义。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一套话语，它只在语境中才表现出特定的含义。话语拥有一定的语境，时间的、空间的、公共的、私密的、社会的、个人的语境。语言就不单纯是字、词、句子、语段、章节，而是意义。语境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都是不同的，因而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人，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听来，将会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并不存在特定的，唯一的、标准的意义。从严格意义上说，阅读是主体价值选择、判断的活动。

近代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说：“字为人人所能识，为义则殊；字为人人所习用，安置顿异，此在读古文时会心而已。“会心”二字说出了阅读活动的本质，言与心会，神与意会，这就是“通意”，现代阅读理论称为“意义的建构或重构。”语言有两重性，一是语言的结构，是语言的内部结构，它外显为符号，这些符号按照一定的顺序组合，遵循修辞的，语法的，逻辑的规则；一是语言的意义，意义不是结构，意义是主体的建构。语言当它在表达的时候，即会形成一定的“召唤结构”，也就是说语言文本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处”，等待阅读主体的填空。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是隐含在“诗”中的。所谓阅读，就要能“通作者之志，开览者之心。”(见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

中国早期思想史上有过一次著名的“名实之争”，所谓“名”，许慎说：“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⑨所以没有语言，一切都皆隐晦不彰。可见，“名”就是语言，“实”就是世界。名实之争实际上就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人与世界最基本的关系，是人类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阅读才能“会心”，才能“通意”，名实相符，人与世界的关系才能理顺，人才能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因此，阅读是语文教育的第一位的任务。

    在接受美学看来，如果不经过阅读，作品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无所谓生命。作品的价值经由读者的阅读得以体现出来。明白这一点，对于语文的阅读教学有着极大的意义。

任何阅读都是对本文的参与，是对本文的释义，对于读者来说，意义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中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的读者，对于他们，阅读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学生要通过阅读，解释本文话语的结构方式，从词到句到篇章，学生将在教师的指导下给于恰当的解释。另一方面，学生在阅读中要透过语言的结构方式探求本文的话语意义。前者是一个认知活动，后者则完全是一个建构活动，对语言结构的认知活动实质上是为了寻找进入本文的入口途径。因此，对本文话语意义的建构无疑是阅读主体所关心、所焦虑、所指向的终极。

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进入本文，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领会和把握本文的意义，尤其是要深入地领悟本文的内在的、潜在的、多层的意义，这是阅读的基本目标，严格意义上的语文阅读正是如此。无论教师如何解词释句，分析句法和篇章结构，最终应该由学生自己进入本文的途径。正如鸽子的自由飞翔虽然离不开空气，但鸽子始终是主动的、主要的。遗憾的是，传统的语文教学仅仅将教师的解词释句，分析句法和篇章结构等就当作阅读的目的，尤如我们带着学生在发现一座宝藏之后，我们自己丈量了宝藏的面积、位置，弄清了宝藏的外部特点之后，我们即宣告中止，又将学生带出洞窟，还以为大功已经告成一样可笑。

    

于是，便有了第三个问题：语文教育培养了什么？

的确，语文教学以阅读为主线，以话语教学为本体，总是围着语言转了，培养目标是为了掌握语言工具呢？还是为了落实一种“人文教育”，“建立一种精神底子⑩”呢？目前这两个流派争得不亦乐乎，颇有点势不两立的味道。

掌握一门交际工具，这是必然的，是语文教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即便人文教育的大力倡导者钱理群先生也认为不能否认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技术性内容，不能忽略对学生进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然而钱先生又由于批判工具性之心太切，过于强调人文性，以至于他和他的同道在大声疾呼语文的“人文教育”的时候，常常忘记了这一小心的告诫。

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25年，朱自清结合自己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多年经验，就语文教育的“目的”针对穆济波的观点谈了不同看法。他说：“我也和穆济波先生一样，不赞成以语文的本身为国文教学的唯一目的。但他似乎将‘人的教育’的全副重担子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了，似乎要以国文一科的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了，这是太过了！”以钱理群教授为精神领袖的所谓“新语文读本”运动正是犯了“似乎将‘人的教育’的全副重担子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了，似乎要以国文一科的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相同的错误。这是将语文的人文性摆到极端位置时极容易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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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朱自清先生加以阐明：“我以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只须这样说明：（1）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2）发展思想，涵育情感。”⑩ 我以为，朱先生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语文教育的本质，认识到语文教育培养的根本目标。不知为什么，后人们竟然还要为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喋喋不休地发表连篇累牍、不着边际的文章来浪费口舌。

最终的问题是如何评价语文教学工作，语文考试不改革，不大改，无论你怎样讨论语文教育，都是一句废话。一句“我们就是要用分数说话”，死了！

用分数说话，没错，就看你怎么考，考什么？要是按目前这种语文考试的模式，我看今后大家都不要再提语文教育改革这句话了。

既然语文不是知识体系，而是能力建构。语文考试就应该是能力检测，不是知识检测。中国古代科举考试，最终就是以文章定优劣，对此，有许多批判，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我想知道的是通过这种科举考试的方法来检测学生的学业是否有实用？我以为是有的，君不见，古来多少进士，以一纸鸿文列身官家，报效朝廷，他们外放州县，甚至巡按、御使，不说全部，也可以说是大部，都是能够称职可用的。就凭这，也不能一下子就全否定了。

中国古代，没有语法，只有文法，一篇文章写下来，什么都考了。

字迹楷书工整，这字是不必考了吧？句子流畅贯通，语法应该没问题吧？起、承、转、合，引经据典，文章气韵，……你说你还要考什么吧？国家考试中心的那些个人，你的文章写得怎样啊？不要不服气，谁的语文水平怎么样，是骡子是马，你写呀！写出来看看大家就知道了。

我看历年来那些语文高考命题组的，好象没有一个是文章写得如何如何好，可以品评别人的，你如何好意思出题考天下生员？！

所以，我看语文考试就考两件事，一件就是写作；另外一件是阅读，出几道题，涉及几部作品，看看学生读得如何（还是要写）。其余的都根本不必费心命题。这样一来，语文教学情况自然大变，学生自然爱读如命。

阅读之风大长，人文精神之类，何虑之有？

注 释

① 韩军：《“新语文教育”论纲》

② 韩军：《“新语文教育”论纲》

③ 罗素：《人类的知识》，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8页。

④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

⑤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

⑥《春秋谷梁传》

⑦⑧ 穆济波《中学校园文科教学问题》  《中等教育》第2卷第5期（1923）

⑨《说文解字》

⑩ 朱自清《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  《教育杂志》第17卷第7号（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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