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的千种风姿，万种风情，无不洋溢着诗意。历代文人墨客尤其宠爱它，以柳入诗的大概不下几千首。成为千古名句的就有陶渊明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贺知章“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刘禹锡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韩愈的“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高鼎的“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毛泽东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杨柳走进诗词，为诗词增色；诗词装扮杨柳，使杨柳传情。 

从《诗经》开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就首开了咏柳寄情借柳伤别的先河。天下千树万树，“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人们送别偏要折柳写柳，这是因为“柳枝依依”，含情脉脉，“条条有情”的缘故。古人取其义表示眷恋不舍，以柳相留。“柳”者，“留”也，“柳”、“留”二音相谐，因而“折柳”相留，表示情真意切的惜别之情。折柳送别，自汉朝以来就有了。南朝乐府民歌有“上马不促鞭，反折杨柳枝，碟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反映了那时赠别，马上的、马下的都折柳。

唐宋人特别看重离别，在《全唐诗》和《全宋词》中，离别诗占相当大的比例。古人看重离别，江淹的《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己矣。”李白的《送友人》：“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杨巨源的《送人》：“论旧举杯先下泪，伤离临水更登楼。”李商隐的杨柳《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晏殊的《踏沙行》：“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辨。”秦观的《满庭芳》：“此去何时见矣，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王安石的《示长安君》：“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送别难免有离别之苦，古代人们所处的环境与条件，使离别后的重逢成为十分不易的事情。且不说用作交通工具的牛车木船的迟缓和道路的崎岖蜿蜒，就是离别者自身的生命也难以保障。“呜呼，胜地不常，盛宴难再。”当时的人们离别很可能就不能相见。有的甚至成为永别。

离别还意味着死亡、漂泊、流浪、宦游，“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沟头流水，尽是他乡之客。”离别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是一个超越的、永恒的生命的问题。浩若烟海的中国古典诗歌里，随处可见那种离别时分的忧愁伤感。有相顾无言的，有悲悲切切的，有挥泪饮酒的，有抚琴悲歌的，有垂胸顿足的，更有呼天抢地的。

离别就这样表现了生命的不自由，为了生命价值的实现，人们不得不承受空间阻隔的痛苦，承受走向未知的恐惧，承受与亲朋好友故乡故土告别的感情折磨。离别使人们的正常生活一次次被剥夺，人们不得不一次次的重新确定自己的人生，重新确定自我。这一切，都使别离蒙上一层悲切忧伤痛苦迷茫的情调，尽管春光无限，人们也会黯然伤神。“杨柳岸”成了凄苦离愁的地方，“烟柳断肠处”道明了柳的意境就是凄婉哀怨。

在唐朝，折柳送别更是盛行，长安灞桥，专门种植了许多杨柳，供人们离别时候攀折。“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唐人这两句诗，说的就是灞(亦作霸)桥折柳。灞桥在哪里?折柳灞桥是怎么回事?这是值得说一说的。灞桥在灞上，座落在长安以东(今陕西西安东)。这里，曾经是秦末农民起义队伍进入关中后，驻扎过的地方，距当时秦国都城咸阳，不过是咫尺之遥。兵临城下，起义军在这里接受了秦王朝的投降，宣判了暴秦的灭亡；随后刘邦又在这里宣布历史上有名的“约法三章”，整顿了起义军的军纪，得到当地人们的赞许和拥护。可见，灞上有它当年值得纪念的伟绩丰功。灞桥附近，有个灞陵，这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他生前主张薄葬，死后埋葬较为简朴，顺着灞陵山势筑墓，不再聚土加高加大为坟，其山下有川，水流不竭，这条水，就叫灞水，灞上傍水，水上有桥，便以水为名，称灞桥。在古代，尤其是诗人笔下所说的灞桥、灞陵和灞水；往往是彼此互用，或者同是指一处地方。

桥横漏水，四方辐辏，人来人往，络驿不绝。自西汉定都长安，这里就成为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长安出发的关中商旅、官差，以及仕宦人家，要到关东各地，就要步过灞桥，中经秦始皇陵墓所在地临潼，再出关到东方；关东人们进入长安，也经过灞桥。总之，灞桥是当日沟通北中国的西方和东方的交通大桥。

  “南登漏陵岸，回首望长安”。这是东汉末年诗人王粲，先前由河南洛阳来到长安，后来又要离开，再度来到灞桥与长安告别时吟诵的诗句，从此他扬鞭出关东去了。

“客从东方来，衣上灞陵雨”。这是唐代诗人韦应物迎接来自东方故人冯著的诗句。那时象冯著那样经淋灞陵雨、抖落灞桥雪的恐怕不少。因为长安是唐朝首都，而且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化都城，是与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居住在这里的人，包括国内少数民族，以及国际友人、佛僧、留学生，就将近百万，其中仅是迁居来的突厥人(六世纪时游牧于新疆阿尔泰山)就有一万多家。那时有接待各国使臣和外宾的鸿胪寺，接待着来自西亚、中亚、印度等国经由“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的使节，以及来自东方的朝鲜、日本的使臣。又有各地州府在京的办事官署“进奏院”。由于长安与祖国各地交往日益密切，原先砖木结构的灞桥，到隋朝已改为石桥。折柳灞桥，就是与灞桥频繁的迎来送往联系在一起的。“灞桥斜日裹垂杨”。这枝“垂杨”，也就是行人来到灞桥所要攀折的一枝“垂柳”。古书说：“杨叶短，柳叶长，杨枝硬而扬起，柳枝弱而垂流，盖一物而二种也。”杨与柳二者同属于杨据《三辅黄图》说：“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此桥，折柳赠别”故又名销魂桥。从汉、唐以来，这儿不知演过多少人间悲剧，也不知有多少文人学士将它摄入诗篇。“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年年柳色，灞桥伤别”，王之涣有诗说：“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可见，在灞桥握别的离情有多么深厚，诗人把送别离恨写得销魂蚀骨。据唐诗说，杨柳是“专管”人们离别的，解人们离恨的。“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意思是，长安道上的千树万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据《天宝遗事》说，霸桥迎来送往，“此为离别之地，故呼为销魂桥。”这就是后人说的“霸桥送别，桥是销魂。”折柳霸桥，霸桥尚在。横贯我国东部和西部的大动脉陇海铁路就经过那里。长安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大日北中国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不是这样，有怎么会有频繁的赠别，有怎么会有“霸桥折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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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近都门多送行，长条折尽减春风”，大家送行，走出长安都门，离人去了，长条折尽，春色又减去几分。据说，长条是一种离恨，当年有个雍某人也在送客，来到一座名叫“情尽桥”的桥头上，问左右随从：“为什么要起这样的桥名？”左右说：“因为这桥是送迎之地，把客人迎来了，情也迎完了；把客人送走了，情也送走了。所以就叫‘情尽’”雍某人一听，感到不象话，当即题诗曰“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他离恨一条条”条条就是“长条”，也就是条条柳枝；柳枝条条，喻为条条“离恨”。

折柳赠别，不少地方也有这种习俗。例如江南地区有所谓“折柳亭上提壶”的说法，这是宋代江宁县的“折柳亭”，据说是宋人张咏所建。“提壶”大概是指长亭、短亭赠别，送君一杯酒，折柳告别离的意思了。

古代四川巴州柳独具姿采，“风懿绝殊”，“巴州西门外，自古是通向京师之路”，明代有个太守郑某人，见柳姿风采，感到十分可爱，途中有亭，便命名为“折柳亭”，以“取折柳赠别之意”。

唐朝杨巨源：“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行者借折柳自喻，将送行者比作春风，意味，只有你如春风殷勤吹拂折柳那样，带着深沉真挚的感情来为我送行。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上去也变得有情了。宋谢枋评此诗到：“杨柳已折，生意何在，春风披拂如有殷勤爱惜之心，此无情似有情。”

“会得离人无限意”的杨柳，就这样充当人们离愁别恨的载体，“千丝万絮惹春风”，留下了一串串带泪的故事。这些离别诗都被一种千回百结的愁肠所缠绕，被一种凄风苦雨的色彩所笼罩。直到王维一曲阳关三叠，高歌“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轻轻柳色新”，一场清爽明亮的朝雨，洒洗了亘古如斯、哀怨凄苦的“轻尘”，“柳色”更新，终于使离别透露出一种富于希望的情调。

毕竟，“多情自古伤离别”，王维的“朝雨”冲不走诗人们太多的凄凉悲苦与无奈。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三个景物组成了一个萧瑟飒然的环境，再加一个别酒醒、不见情人的“我”，烘托出了离别者的内心苦楚，使读者充分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一片悲愁难己的情怀。柳永一生浪迹江湖，留连红楼，同歌妓舞女有着较多的交往，因而刻画离别情绪及其传神，这首词情致缠绵细腻，结构萦回曲折，声韵凄楚婉转，为历代所传诵。

“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当年幼柳的嫩枝，如今都已成了衰飒垂老的古柳了，真是历尽沧桑，令人触目伤怀， 词人写折柳送别的人间悲剧，一个“几”字，把多少人、多少代的共同悲哀一笔写尽了。周邦彦的“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表面上看来是爱惜柳树，深层的涵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频繁，情深意挚，耐人寻味。

“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西城杨柳弄轻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将离恨付杨柳，一片烟水凄迷中，有着太多太多的离愁别恨，浓郁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难怪“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别离的悲哀流传到后世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情调，所以，成语中有“生离死别”一词，古语里有“悲莫悲兮生别离”的说法。这种暗色调的情绪，因为有了袅袅的柳枝作为意象，使得离别的伤感充满了春意与诗情。也许这也是诗人们以柳代情的主要原因。

 

瞿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