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儒学新教化) 

    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有把事物的起源视为本质的思维习惯。

西方的政治哲学由社会起源推溯社会制度的本质，从古代的约定论和

自然论，到中世纪的君权神授和近代以降的社会契约论，无不如此。

西方人在谈及社会原初状态时，依据的多是理论假说，而不是历史事

实。于是，对各种起源说中这种矛盾的揭示便构成了当今对本质说的

解构。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似可避免这种理论命运，因为其出发点—

—“上古之世”说介于史实与学说之间，并不包含两者之间的矛盾。

    在政治哲学创立的先秦时期，“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

孔子虽言三代，但明确说夏殷之礼“不可征”，“吾从周”。作为理

想政治制度的“礼”，因于周而又有“所损益”。《论语》中的尧舜

只是道德榜样，而不是应效法的先王。《孟子》中的尧舜主要也是道

德上的圣人，与孔子不同的是，孟子以“三王”作为最初的、同时也

是应效法的王道，但也不提更早的“上古之世”。

    与儒家相比，墨家是真正的“尊古派”。墨子揶揄儒者“法周而

未法夏”，他明确地尊崇“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尤其推崇尧舜

的禅让，作为“尚贤”的依据，还最早提出最早的国家起源说：由

“一人一义”引起的“天下大乱如禽兽然”的原初状态，到“选天下

之贤可立者，立为天子”，最后，“圣王制为王刑而治天下”。

    儒家政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批判地吸收先秦各家学说的结果。

首先，荀子批判地吸收了墨家的政治思想。荀子反对“禅让”说，也

不尊古。他主张“古今一度”，“虽久同理”，因而能够把墨家叙述

“尚同”、“尚贤”的历史过程转变为这样一个理论上的推论：即，

从人性恶推出圣人“化性起伪”和“先王制礼义法度”。

    除墨家之外，庄子和法家也谈“上古之世”。孕育庄子思想的文

化传统可能是与儒家和墨家所依据的“北方传统”不同的“南方传统”。

因此，《庄子》一书引用了从容成氏到伏羲氏、神农氏的不见于经典

的远古传说，以彻底的复古主义姿态，称道三王五帝之前的无国家、

乃至无文明的自然生活。《朐箧》列举“至德之世”十二氏，结束于

伏羲、神农，《缮性》叙述了由“至一  ”的自然状态到燧人、伏羲，

再到神农、黄帝，以及唐虞的“德又下衰”的历史退步过程。韩非子

也把上古之世追溯到有巢氏、燧人氏，但持历史进步观，说明由物质

文明到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由道德经智谋到气力的“世异则事异”的

变化。

    儒家政治哲学一方面采用了道家的远古传说，把古史系统拉长，

另一方面又采用了法家的历史进步观，把上古之世解释为文明创造的

全过程，古代先王不但制礼作乐，而且开物制器。但儒家仍保持其以

三代为道德政治理想的特点。《周易。系辞》关于庖牺氏、神农氏、

黄帝、尧舜的故事，反映了儒家这样的一个综合。

    汉代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更大综合时期。汉儒完成了三皇五帝的古

史系谱，又配以阴阳五行，建构了天君一体、圣王合一的神圣政治，

更以春秋的“三统三正”为“奉天而法古”的政治蓝图。我们今天可

以、而且应该扬弃这种政治体系，但它源于先秦的那种既依托于历史，

又寄托着政治理念的思维方式，至今仍不失其启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