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 

    辛亥革命前十年是章太炎一生的重要活动时期。在这个时期内，

中国的主要时代任务是“反清”、“革命”。章太炎不是一个纯然的

书斋学者，他际会时代，积极应答历史的课题。由此，其学说所围绕

的主题，亦是“革命”与“民族”（亦可说是“种族”与“种性”）。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观察，他主张“以国粹激动种性”，并提出独特的

儒学观，以期在中国建立新世纪的信仰世界。

    一、  “国光”与“种性”

    上天将国粹付予，自我章炳麟初生而到于今，“三十有六岁，凤

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系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

守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

    章太炎对天长叹，自觉天降大任，一个无以推却的“天职”落在

肩头：承续国统，光大国粹。他获得如此的生命憬悟，激发无限的激

越之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新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吾手，

是则余之罪也！”中国之学“闳硕壮美”，倘若断绝己手，其“罪”

难赦。

    章太炎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曾对为什么主张国粹思想

有一个说明：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

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

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攸归。

    显见他宣传“国粹”，为要“同心戮力”，以达推翻满清“建立

民国”的目的，“国粹”与“革命”由此发生深刻的内在联系。他心

中自有一个“文化天下”观，文化即是天下，“天下”先于国家。因

有其文化，方有其“天下”，因有其“天下”，方有其国家，有其民

族，有其种群。惟有文化的自觉，国虽亡将可以再起，族不灭将其永

兴。他明言发动“国粹”运动的目的乃“以国粹激动种性”，他说的

是“种性”，是“民族之性”，民族的精髓与灵魂。此一精髓与灵魂

有时会麻木与沉沦，要靠一样东西去激动与惊醒，就是“国粹”。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会上，他设问：“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国

粹？”接着自答：不是要人尊信孔教，而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

史”。这个“历史”就广义上说，实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表述，一是语

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他批评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所差甚远，

“因此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

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中国的长处，晓得中国的历史，即使是全无

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情，也必定风发泉涌。

    他建言，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中国历史上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

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若是没有相干

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州，

却无兵力，就到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研究章太炎，笔者所思：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转型时，从社会与政

治层面说，必须是“民族”的，必须做到民族独立，民族自觉，且拥

有民族自决的基本权利。为什么反清革命具有历史的大意义，因为这

个革命的目的，从最初意义上说是为了实现中国真正的“民族化”。

    从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看，一个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历程，必须打点

它的精神行装，这种“精神”也必须是“民族”的。一个民族没有

“精神”，将无法走好现代化的道路。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假定所有的精神全然是外国的，将因失去民族的自尊自信，被排斥于

世界之林。章太炎在20世纪初就意识到“全盘欧化”的危害，就责成

中国人认识建立民族文化的重要，并作了许多切实的努力，所以我们

说他对中国文化建设有贡献，郭湛波曾说：综观章太炎一生学术路径

乃由尊孔读经到考证经学、史学，由考证经学、史学到考证诸子，由

考证诸子之书到研究诸子学术思想，由研究秦汉以前诸子学说思想起，

而推翻孔孟学术思想之独尊。他又说，章集清代考证学之大成，开近

代诸子学之先河，这是章太炎在思想史上的贡献。

    由此可见，章太炎的学问离不开“考证”，主要则对“诸子”史

料与思想探究与认定。考证的目的也非常清楚，前期是为“尊孔”，

后期则是反对孔子的“独尊”。如果说，康有为是近现代今文经的代

表，章太炎则是古文经的代表，他将清乾嘉学风推进到一个新高度，

通过辨析中国古典，在中国文化建设史上别具创获。

    胡适对章太炎的考证工作及所从事的“国故学”多有赞词，肯定

“章太炎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对章所著《国故论衡》与《检

论》格外重视，以为：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

以称得上是“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

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太炎的《国故论衡》

要算是这七八部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有思

想与组织力的。故态度著作在内容与形式的两个方面都称得上是“成

一家之言”。

    如果说，中国传统汉学家以至乾嘉学派的考证多辨事由而少义理，

章太炎则在他们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著《诸子学略说》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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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有主观之学与客观之学。说经之学中有疏证学，本应该是客观之

学，主要功能考其典章制度与事迹，而对所考释内容是非，“且勿论”。

自然这种学问意在考求真实，本该“博览传记”，但以后的学问家，

常是“唯守一家之说”，这决定了他们的学问往往流于一己之见，终

至走向作为“客观之学”原来意义的反面。及至后世“党同妒真”，

其求真功能进一步丧失，“客观之学，必不能就”。  可见章太炎对

中国经学与经学史是持保留意见的。他笔锋一转，对诸子学表现出另

一种态度，以为诸子学不是客观之学而是主观之学，不是考释之学而

是义理之学。“意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因此诸子对社

会必有更密切的参与与具体的贡献。“诸子”的学术天地宽泛广阔，

自立其宗，坚持己见，且“虽异己”亦“必睹其籍”。章倡言研究诸

子必读诸子原著，求诸子之原理，“是故言诸子，必以周秦为主”。

    从以上思想出发，章太炎不囿古文经的固定范围，加强对诸子思

想学术的考释研求，并做出成绩。《訄书》中即包括一组先秦学术史

论，如有《尊荀》、《儒墨》、《儒道》、《儒法》、《儒侠》、

《儒兵》与《独圣》等。

    二、  对孔子的批评1906年10月7 日，《国粹学报》丙午年第9 

号出版。章太炎所撰《诸子学略说》刊毕，即是《国学讲习会略说》

中的《论诸子学》。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孔子进行了批评。

    盖中国学说，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

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子为宗，强相援引，妄

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

学，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

    章太炎反对中国学“病在支离”的说法，以为中国学病不在“支

离”而在“汗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而其中主

要原因乃在汉武以后一尊孔子。蒙锢承蔽，因袭旧说，虽有“放言高

论”，无免援引孔子，牵强附会、“妄为皮傅”。如此学风形成，使

孔学最终“失其本真”。可见他对中国学说自汉武以来“一尊孔子”，

乃抱反感与反对的态度。章太炎是一个国粹主义者，然言“国粹”，

思想并不保守，并不是尊孔派。他于孔学分解分析，提出特有的孔子

观。

    在他看来，儒家思想经过数千年演变，病理显见，困境重重。他

论“儒家之病”，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其教弟子也，惟欲成

就吏材。”

    事实正是，儒家学说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质是“政治说”，“统

治学”。其学术意识与问题取向与政治须臾不离。孔子终身所为所思，

上求政权稳定，下使民众安定。他立在“治者”的一边，为他们说话，

为他们献策。他教书育人的目的惟向封建政府输送“吏材”。他的思

想为以后统治阶级所推崇，原因就在这里。是故，“儒家者流，热中

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

    章太炎论：孔子所想有一个“官”在  ，有一个“富贵利禄”在。

其学问只是实用，只是“取时”，只是多变，为使统治者使用时得心

应手。“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对真理的追求当是学问的终究目的，孔子”趋时

“，使其学问鲜有真理的热情，客观的尊重，从而”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章太炎又论孔子”中庸“，”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

孔子反对乡愿思想，然其”中庸“说，正是诱导人们奉行”乡愿“哲

学。如果说”乡愿“，”没身里巷“，仅为一乡之”愿人“，影响非

巨，那么习”中庸“而居庙堂之高者，而为”国愿“，对国家民族则

遗大患。

    当然，尽管章太炎对孔子、儒学，有以上言论，但将他的思想与

“五四”思想家论比，仍有重大区别。他批孔但又保孔，承认“孔子

之功则有矣”，否定鬼怪之说而务人事，变“世官之学而及平民”则

为一也。

    三、哲学、宗教，“发起信心”

    中江兆民说日本是一个“没有哲学”的国家，是否也可说中国是

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其实这两个说法都具明显的偏颇性。日本

有哲学，只是自江户时代以来，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即“理学”

是经过改造的中国哲学。

    中国有宗教，道教与禅宗都可以说是中国宗教。还须看到：宗教

在中国历代文化变迁历史上实发生过重要作用。明显的例证是佛教尤

其禅宗影响的结果，最终使中国儒学吸纳释理，发生明代儒学变革，

产生以理学与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学然而提出这个问题又有一定的合理

性。即从什么角度去理解“中国无宗教”？

    从世界范围来说，无论基督教文化区、佛教文化区或伊斯兰教文

化区，整合其文化区的都是宗教。无宗教则没有诸世界文化区的形成

与划分。惟东亚，整合文化区的不是宗教而是哲学，即儒学。宗教，

无论禅宗与道教，在东亚地区尤其在中国所具备的是文化边缘的“身

份”（惟日本神道教于明治维新以后与儒学、佛教相合，成国教体系）。

    中国文化先辈注意到以上问题，康有为提出设孔教议，历史的原

因使其孔教梦终究破产。然而人们还是在努力思考宗教对中国文化建

设的意义。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合神、儒、释为一道，建立“国教体

系”，对中国知识界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故在中国进行文化建设时

是否要有宗教参与，中国是否要有自己的宗教，成为一个重要文化课

题。章太炎的宗教观是对此课题的一个回应。

    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作演说，主张中国现在最紧

要去做的事有两件，“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

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主张在中国设宗教，

并主张这种宗教当以佛教为其基础，即在佛教的基础上建立本国的宗

教。他说，有人说佛教看一切众生命，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

也不应说逐满复汉。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

必要除去。满州政府待我汉人政府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所以提

倡佛教，为社会道德起见，固是重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

也是最为重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

    1906年10月8 日《民报》第8 号出版，载章太炎《无神论》与

《革命之道德》。在《无神论》中，他说：世上立宗教谈哲学者，不

外有三。其一是惟神的宗教，其二是惟物的宗教，其三是惟我的宗教。

他说“惟物之说，犹近平等，惟神之说崇奉一尊，与平等绝远也。欲

望使生平等，不得不先破神教”。他批评基督教，“神者非由现量，

亦非自证，直由比量可知”，指陈基督教的唯神论完全是一种虚构，

其思想基础也“崇奉一尊”。

    同年（1906年）章太炎有《建立宗教论》刊于《民报》第9 号。

展开余文

《建立宗教论》批判康德：“夫使此天然界者固一成而不易，则要求

亦何所用？知其无得而要幸于可得者，非愚则诬也”。他以为建立宗

教当以泛神论为基础，不过其“损减自心，而增益外界”也有缺点。

他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即以佛教唯识宗为宗。“特不

执一己为我，因以众生为我”，“故一切以利益众生为念，其教以证

得涅槃为的，等而下之，则财施无畏施等，亦与任侠宋、鲁所为不异。

乃有自舍头目脑髓以供众啖者。”

    从以上看，章太炎提倡中国应有宗教，主要指的是佛教。事实上

章太炎到日本后，对佛教多有关心。《自述学术次第》云：“既东游

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

《瑜伽》者。”

    章太炎既然主张佛教信仰，则对康有为的孔教观表示反对。1907

年，康有为与梁启超努力展开立宪运动的同时，康有为门徒在美国纽

约发起昌教会，主张“昌明孔教”，意欲“将来拟辑《孔教约编》，

以英文译之。”章太炎以为：“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

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留连弗替。”  不

言孔学则已，若言孔学，愿亟以提倡历史为职。  对于中国宋明理学，

即使是王阳明的心学，也在他的反对之列。  章太炎说的以宗教发起

信心，其“信心”还包括民族的“道德信心”。可以说，章主张中国

要有宗教，很大意义上是为了建立中国的道德信仰世界。

    他在《革命之道德》中说：  “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

“道德之为用，非特革命而已，事有易于革命者，而无道德亦不可就。

一于戊戌变法党人见之，二于庚子保皇党人见之。戊戌变法，惟谭嗣

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他以为道德的主要内容是顾炎武所提出的

“知耻”、“重厚”、“耿介”、“必信”。

    他说今日之道德，由职业而变。中国的职业又有16种之多。有农

人、工人、商人、学者、官僚与军官等。他说，最有道德的是“农人”，

“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工人“坚毅不屈”与农人无异，商人则往往

与农工业“相类”，惟有官僚与军官是最没有道德的人。他呼吁提倡

佛教为大众道德起见，固是重要；为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最为重要。

一旦有宗教心鼓动，最热心的事就干得起来。

    确实，关于宗教问题的讨论牵涉到要不要在中国建立新信仰世界

的问题，以及建立什么样的信仰世界的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提出。

    其一，“新信仰”是物质论的还是精神论的？抑或是精神与物质

统一论的。“五四”以后在中国学界占重要地位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

物质论的“唯科学论”的信仰观。中国对詹姆士与杜威、罗素学说的

引进是对唯科学主义信仰论的支持，而伯格森思想的输入则体现了对

精神主义信仰观的声援。

    其二，信仰有其本体认求与社会追求。中国儒学信仰以孔子为例，

主要是政治哲学而非心灵哲学；所缺少的是精神“关怀”，所多的是

政治“关注”（以孔子原典思想最为典型，以后心学与理学情况发生

变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因此而使中国原典信仰出现机械唯物论的

倾向，成为世界上最少宗教性格的思想体系。

    易言之，孔子原典思想所构筑的主要是一种社会理念与政治信仰，

而在建造中国人心灵境界与意义世界方面，其精神资源显见匮乏。

    章太炎宗教观的提出，说明他主张精神论的信仰观，并欲以此作

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精神基石；同时说明他已意识到孔子思想对精

神关怀的欠少，意欲通过阐扬中国式“宗教”，弥补中国文化因孔子

造成的一大缺陷。

    综上所述，章太炎宣传“国粹”，主张建立适应新世纪、新形势

的新民族文化，于20世纪文化建设至关要紧的“民族取向”课题，作

出了规划；强调宗教尤其是佛教对于建立中国人道德信仰世界的重要，

就文化重构的“多元融合”与“思想配伍”问题，提出了建言；对孔

子发起攻势而对诸子学说多作张扬，其实效乃撤散孔家宫殿，冲淡孔

子权威，为20世纪中国文化建筑破旧立新，做了清扫“地基”、抉择

“建材”的工作，其内蕴精髓与此后的五四精神实已发生无形的联系。

然而，他的思想也多有商榷之处，如建立宗教论。中国历来以哲学与

思想为自己的主干文化，中国无需宗教立国，社会“主板”决定文化

“镜象”，这已被中国具体文化国情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