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涯

　　康桥(现译为：剑桥)月色

　　徐志摩与诗本来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这时期他虽然写了那么多诗，但现今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的也仅有二、三十首，大部分都散失掉了。但从尚能见到的有限的诗篇中，还可以约略窥见徐志摩初期诗作的状况和他的思想印痕。

　　这时的徐志摩为什么写诗象着了魔似的，他是怎么暴发诗情的？ 

　　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夏日田》其次，此时，他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 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 （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洲，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现实社会的纷扰，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志摩的诗》

　　1922 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 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象《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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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不足。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与《猛虎》《云游》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斯）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因此，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这个诗集，除了有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还有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他也写了一不少爱情诗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引起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 “三•一八”，他写了《梅雪争春》，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十三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大帅》、《人变兽》的诗篇中，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认为现在是受罪时期，因此，不少诗篇失去乐观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想象奇特，思想灰暗。当然，这个诗集也还有少量调子比较积极明朗的诗篇。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另一方面，他对工农革命又感到恐惧和抵触，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与现实生活脱离，抒写他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有的诗歌无病呻吟，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而且，他的思想立场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入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空泛和贫乏，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几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对此，茅盾有过很恰当的评论：“圆熟的外形，配着谈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论》）。

　　“跑野马”的散文

　　徐志摩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在其全部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徐志摩一共出版过《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三个散文集和一个单篇散文《秋》，计三十三篇（未收集中还有不少）。除《秋》篇写于1929年，其余三个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间。他的散文内容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有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也对艺术发表见解和评说，有一事一议的小品，也有说长道短的书评。他的散文表现了很强的个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别一世界”。

　　第一个散文集《落叶》，完成于他创作的“泛滥”期，共八篇，内容各异，表情达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谈人生，谈社会，谈政治，谈艺术……不受任何约束。首篇《落叶》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所作的讲演稿。他企图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如何解决生活的枯燥和苦闷的问题。《落叶》篇贯串其间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扬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微”来缀补这个破烂社会的大网。徐志摩正是基于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点，执信人的感情的无限作用，在生活本体与大自然里。“他认为人若要摆脱人世的苦恼和压迫，就要争得自由发展的“真纯的个性”，最好的途径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因此，有人说他“《落叶》诗篇是充满着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满着康桥时代的憧憬。”（穆木天：《徐志摩论》）

　　继《落叶》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继出版了《巴黎的鳞爪》和《自剖》两个散文集。这两个集子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写他在1925年出国欧游的所见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这两点上都比《落叶》集更为突出和显露。《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天目山中笔记》、《吸烟与文化》等篇，是属于写景抒情散文一类。醇厚的兴趣，活泼的情绪，丛集于笔端，便构成了这类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辑《自剖》辑共六篇，大部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畅露的，文笔也是生动的，然而，调子是低沉的，认识是空幻的。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诗一样，具有启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浓郁的诗情，使得哲理和诗情两相融合，这构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点。作者在独自领略风光妙处的同时，总在宣扬他那“人类应该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的观点。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徐志摩散文艺术上另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诗很难严格的区分。他将诗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难以分开，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是一种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化。徐志摩这种散文诗化的倾向，是与他在接触社会现实过程中，思想产生振动和郁积，而又急于表达的一种“急不可待”情绪的反映。

　　　小说、剧作、翻译

　　徐志摩在其将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外，同时还写了一些小说、剧本并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断断续续又写了一些，共计十一篇，后以《轮盘》为题合集出版，这是他的唯一的小说集。

　　他的小说不外乎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外国的某些社会风尚，同时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国社会的某些生活侧面，题材是不广的，容量是有限的。他的小说多用浪漫主义的笔法，着力于人物的内心感受的发掘和心理活动的刻画。在小说中，作者又好用诗的句型、艳丽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笔调，因而，他的作品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独特的华丽”（沈从文：《轮盘?序》）的格调。他的小说有的情节过于简略，近于速写，不那么“完全”；有的只是“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变化。”（《轮盘•自序》）必须指出的：他的小说多数写司空见惯的男女恋爱，很少触及当时社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尖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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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摩也热心倡导过戏剧活动。1923年新月社成立时，他积极组织戏剧活动，还创办过《剧刊》，也演过戏，但是他很少写剧本。他只写过一个剧本，叫《卞昆冈》，还是与陆小曼合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在徐志摩的文学生涯中，翻译倒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写诗也译诗，他创作小说、散文，也翻译小说散文。曼殊斐儿一共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园会》与《极乐》，共二十多篇，徐志摩选译了其中八篇，自英国康桥译到中国上海，并在1927年，以《曼殊斐儿小说集》白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5年，他在编《晨报副刊》时，又翻译了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并连载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并列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译的英国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说《玛丽?玛丽》，也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外，他还译过一些诗和散文。徐志摩的翻译也有他的偏爱，他说“除了曼殊斐儿是我溺爱，其余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玛丽玛丽•序》）

　　“新月”活动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上，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了《晨报诗刊》，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刊》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出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个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沈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终刊，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过，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员虽各有差异，就其整个政治倾向而言，却是日趋反动。但是新月派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这条“连索”似乎还没中断。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出了四期，陈梦家在1931年9月，从《晨报诗刊》、《新月》月刊和《诗刊》上选了十八家诗人八十首新诗，编成一本《新月诗选》，从这些待作中，多少可以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新月派为梁实秋、胡适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随后，它也便销声匿迹了。

　　综上所述，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徐志摩在其中都起着主角的作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他发出悲叹：“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爱的灵感》）

　　到了1933年6月，随着《新月》月刊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朱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