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参考萧关鸿编的《中国百年传记经典》（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传记文学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在古典传记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新的风貌。此书旨在介绍这一时期的兴盛风貌，从近百年的传记作品中选择了42篇具有代表性的传记，分为4卷。每篇传记都加了注解，对传记的作者、传主以及传记文本都作了评介，可供读者参考。

这里节选的是书的序言。这篇序言可以当做中国近百年的传记文学简史来阅读。从梁启超、胡适等人对现代传记的提倡和写作，到20、30年代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到40年代具有浓厚政治寓意的传记写作，到解放以后传记文学取得的成就，还有海外的“口述历史计划”等等，这些具体的历史过程，在文中都被描绘得非常清晰。通过这篇序言的阅读，既可以对近百年中国传记获得现代转型以后的成果有所了解，也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优秀的传记文本来阅读。

中国现代传记，即区别于古典传统模式的现代传记，是本世纪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西方传记文学与中国一样，在公元前后出现第一次辉煌的高峰之后，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停滞和低潮。但它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8世纪。

中国传记文学的第一次高潮代表作《史记》比西方第一部奠基之作要早200年。而西方第二次高潮的重大成就对中国发生影响也要等200年之后。

中国传记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交替时期，作出了开创性努力，贡献最大的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

梁启超以毕生精力推动中国的启蒙运动。他的文化活动领域极为广泛，涉及文、史、哲诸方面，传记文学是他极力提倡和努力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西方传记作品。

由于梁启超的倡导，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前后，传记写作蔚成风气，大量传记发表在刚刚兴起的白话报刊上，有的传记本身也用白话写作。据晚清文学专家阿英的研究，这一时期发表的传记作品，传主大多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伟人、民族英雄和中外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传记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从传统到晚清发展到了顶点。

美国学者霍理斋这样分析梁启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现代传记最重要的倡导者：“胡适较梁启超晚生一代，对于西方文化亦较梁氏了解。胡适对传记的观念并非如梁氏来自实际写作的经验，而系基于对西方文学之认识而自理论上加以考虑。”

确实，梁启超只是在西方走马看花，而胡适在美国求学苦读，对西方文化自然了解更深。他在康奈尔大学写下的札记《传记文学》，就是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思考的结果，他比较了东西方传记文学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而已，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他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东西方传记的长处和短处，强调传记应当揭示传主的“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这篇札记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传记理论。以后50年间，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这篇札记里找到根据。

胡适对于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和他为传记文学发展所作的呼吁和推动。如果说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是从梁启超开始的，那么是由胡适完成的。他们两人的贡献最大。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人的努力，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做了准备。

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是大量自传和回忆录的出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写作接近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或回忆录成了作家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张扬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

最早写作自传的是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史学家顾颉刚和戏剧家欧阳予倩。郁达夫写过多种自传，最早的一部是1927年发表的日记体自传《日记九种》。顾颉刚1926年写的《古史辨自序》是一部学术自传。欧阳予倩1929年发表的《自我演戏以来》是舞台生活回忆。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开始写作自传《我的童年》，之后一发不可收。这四种最早的自传恰好是传记文学四种不同的门类。

进入30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气。其中以作家自传或回忆录最有影响。倡导传记文学的胡适身体力行写出《四十自述》。郭沫若的自传主要是在30年代写的，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先在报刊连载，然后出多种单行本。而谢冰莹以一部《女兵自传》倾倒了多少热血青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以“自传丛书”为名推出一批书：《巴金自传》《钦文自传》《庐隐自传》《资平自传》和《从文自传》等等，一时蔚为壮观。

这时期还有几种非作家的自传值得注意。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另一位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晚年写的自传二章。这两位共产党人都是大知识分子，瞿秋白临刑前留下的自白让后人去评说，而陈独秀没写完的自传则让后人惋惜。著名新闻记者邹韬奋的《经历》和著名出版家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都有着珍贵的价值，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西潮》则“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近代史”，别具一格。

自传在古典传记中是所谓杂体传记中的一种，是作品数量最少影响最小的一门，与史传文学的巨大成就无法比拟。但自传的兴盛则是现代传记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传记发展的主要成就。

尽管这些著名自传都有鲜明个性和多种色彩，都极力张扬自我，但有一个共同点，如郭沫若在《我的童年》前言中所说：“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出生了这样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这些自传影响重大，是因为通过个人命运展开了一幅极为广阔丰富的中国现代史画卷。它的及时性与现实感，深度与广度是其他文学样式所难以比拟的。

与自传的蓬勃繁荣相比，30年代一般性的他传则相形失色。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鲁迅先生的多种回忆录和关于武训的多种传记。

到了40年代，才出现了朱东润。

朱东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用毕生精力认真研究西方传记文学、用现代方法进行写作的最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家。

《张居正大传》是他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传记作品。这是一部波澜壮阔、气魄宏大、思想精辟、形象生动的传记。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接近西方传记风格的现代传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展开全文阅读

在中国政治黑暗时期，朱东润写《张居正大传》是为寻找政治理想，吴晗写《朱元璋传》则为了政治批判。发思古之幽情，出于现实之感慨，这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

但真理不能多走一步。传记作品的写作首先应当是学术研究和独立的文学创作，而不应当有意识地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传记文学如果沦为政治斗争的奴仆，就会失去自己独立的生命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变成“速朽”文学。在这一点上，成功的例子是《张居正大传》，失败的例子是《朱元璋传》。

当年，比吴晗走得更远的还有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和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这两本书都是为政治斗争需要而写的，当年曾经是官方指定的政治学习读物，在史料取舍和学术评价上的片面性则显而易见。

1949年建国后，“为政治服务”成为文学包括传记文学的公开口号和最高原则。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有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普及性的传记读物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并不讳言都为了配合党和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有关方面组织撰写，编辑加工的成分很大，有的索性捉刀代笔。这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严重，文字毫无特色。即使有关鲁迅的传记也难以幸免。

用这种方法写作有一个成功的例外，那就是《我的前半生》。虽然这部书是奉命之作，有明显的宣传目的和宣传效用，但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平传奇，而执笔者李文达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此，它在整体构思和叙述风格上都较成熟，与当时流行的传记不同，具有个人创作的色彩。

被公认为现代中国最渊博的学者陈寅恪在这个时期写出的《柳如是别传》是最具分量又独具一格的传记巨著。

陈寅恪是在目盲体衰的晚年，以他最后十年最宝贵的时间，呕心沥血写下了180万字的巨著。朱东润曾经不解陈寅恪何以用如此宝贵的精力为一个妓女立传。其实，陈寅恪开始写柳如是，也有一种排遣解闷打发时光的意思，但随着写作的进展，他完全投入其中。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工程，古老的文言格式无法束缚他自由活泼的思绪，渊博的学识在笺诗证史的考据中如鱼得水，在对柳如是的喜怒哀乐作传神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生命的律动和呼吸的起伏。

《柳如是别传》同一般的传记和学术传记都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笺诗证史，主要方法是考证，他几乎做到传中无一字无来历，而传记的内容涉猎极广。有学者这样评价：“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这段话说出了这部书所包含的丰富内涵。

陈寅恪的可贵可敬在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其少见。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所写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自知晚年倾注全力的著作出版无日，写作风格更为自由。他给中国传记文学史留下这部独一无二的甚至后人难以企及的巨著，在那个年代只能是个“异数”。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是个奇特的时期。是一个空白。

说空白，是说那个年代一场浩劫，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文革”结束已经20年了，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在“文革”中写作，记录“文革”中的经历和史实，可以称作传记文学的作品，惟有一部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控诉、回忆和追记，人们已经写得很多很多。但这些毕竟是事后的评说。因为时过境迁，人们的记忆和叙述难免会与事实真相发生差距。由于主客观原因或这样那样的需要，有些回忆和叙述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某些方面或缩小某些方面。更有甚者，有些所谓的传记和纪实文学，把历史真相搅得模糊不清。因此，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就显得特别珍贵和极其难觅。

偌大中国，不会只有一位陈白尘。我们已经看到有价值的珍珠正在慢慢浮现。比如廖沫沙的《瓮中杂俎》和邵燕祥的《人生败笔》。这两部书还只是传记的素材或雏形，但有着极珍贵的“文革”史料价值。

还有《彭德怀自述》和《徐懋庸回忆录》也是“文革”中写的，他们不是正常的写作，而是在有关部门威逼下写的所谓“罪行交代”。由于他们的真诚坦白和文学修养，这种特殊形态的文字也就质变为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作品。

与彭德怀和徐懋庸一样，有多少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在那个年代被迫写下多少痛苦的“交代”。这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特殊形态的文字还有大量的尚未发掘，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发掘整理出来，那么对当代史和现代传记研究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当传记文学在大陆徘徊时，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作品。

50年代初，中国革命胜利后，国民党中的大批达官要人纷纷移居美国，其中包括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胡适、顾维钧等，哥伦比亚大学具有远见卓识，拟就了一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组建了一个研究室，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民国史专家的唐德刚。

经唐德刚之手完成的有著名的《李宗仁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还有他和三位学者共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口述历史方法中国古已有之。司马迁的《史记》就采用了不少这种口述历史的材料。近代著名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李秀成自述》。据说李秀成被捕后，用广西话口供，曾国藩听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写，于是李秀成一边讲一边写，才有了这篇自述。

大陆当代最成功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溥仪口述、李文达执笔的《我的前半生》。李文达所用的方法已接近美国学者列文斯首创的西方口述历史方法，只是没用录音机。

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这样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行口述历史方法并取得显著成绩，是从唐德刚开始的。以后大陆才有模仿者。

中国传记文学再度走向高潮是在1979年以后。

正如20世纪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传记文学三四十年代的高潮做了准备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近百年传记文学的第二次高潮。经过七八十年的孕育和积累、挫折和反复、思考和等待，传记文学积蓄已久的能量一朝释放，喷薄而出，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

这时期传记文学思考和发掘的题材和视野之广是空前的。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名人几乎都有一本或几本传记，过去不为人注意或有争议人物的传记，过去已有定论的功臣或罪人的翻案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对近百年历史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描述达到的深度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传记文学的作者已从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扩大到政界经济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文艺娱乐体育行业的明星，乃至普通的知识青年。明星自传的热销打破了传记文学的崇高感和神秘感，几乎使每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跻身于传记文学的创作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之列。传记文学的发行量之大为纯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甚至压倒了畅销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的宠儿。

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传记中最有价值的还是作家们写的自传和回忆录。

1949年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总是首当其冲。“文革”结束后他们得到平反，一些幸存者开始撰写回忆录。而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家们是最热烈的响应者、参加者和鼓吹者，正是理论界、新闻界和文学界的联手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才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生动活泼的气象。

思想解放和冲破禁区使作家们真正放开了手中的笔，把反思的触角伸入到过去无法触及的领域，或者披露历史真相，或者重新评价历史。

开风气之先的是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由于他在“文革”中已开始酝酿，写得比较早，所以还有种种顾忌，但还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现代文化史资料。

展开余文

丁玲关于瞿秋白的回忆是她晚年最重要的文字，还没有人像她这样深刻细腻而又生动地描绘过瞿秋白。如果丁玲晚年不去续写长篇小说而是写完她的回忆录，她晚年的写作会有价值得多。

胡风出狱后，有关方面于1980年、1985年和1988年三次为他重新平反，可见他问题的复杂和平反的艰难。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涉及许多敏感的问题。可惜他受到的摧残太重，身体太差，晚年写出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所幸他的夫人梅志在他去世之后，以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胡风传》。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回忆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在30年代左翼阵营内部的论争。这桩历史公案在“文革”中被江青定罪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而夏衍因此被投入秦城监狱。

韦君宜在半身不遂之后写出的名为小说实为自传的作品《露沙的路》，把反思的笔触伸到了延安时期。她与在她之前发表的几篇关于王实味的传记一样描述了延安这段历史中过去不为人知的侧面，试图探索某些历史的因果。

学术传记中有两部最值得注意：一部是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一部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的《洪昇年谱》和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是最有价值的两部年谱。后者是在完成50年后才首次印行。

思想解放先驱者顾准的《顾准日记》和学者吴宓的多卷本《吴宓日记》，都是后人花极大努力整理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史资料，顾准的文字开始发表时还困难重重，先海外后大陆，但思想的传播是无法阻挡的。

领袖传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一个热点。

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历史的重重帷幕渐渐拉开。人们要求了解自己的领袖人物的真实面貌，实际上也是了解自己走过的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强烈愿望，是领袖传记热的真正背景。

认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几乎是全民族的愿望。在8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热中，已经出版了几十种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评传、回忆录和资料集。这些作品在毛泽东走下神坛成为一个普通人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显然还没有一位大手笔表现出中国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出毛泽东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部作品超过30年代后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

据说，“文革”初，旅美学者许芥星教授访问周恩来时，表示想写一部周恩来传。周恩来拒绝说：“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党的传记，从不强调个人的传记。”好像周恩来对韩素音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当时特殊年代，根据周恩来的性格，这样回答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多少透露了一点周恩来对个人传记的看法。到周恩来诞生百年纪念日之前，也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周恩来的传记、评传和回忆录，除了一些比较精彩感人的片断和短篇回忆外，几乎还没有一部传记表现出周恩来性格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邓小平生前身后已出版了多种传记，尤其以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最有影响。毛毛虽以女儿身份来写父亲，但这部书基本上还是“官传”，可能因为上卷所写的事件作者还没感性认识。人们期待着毛毛的下卷写出一个活生生的邓小平。

几乎所有共和国元帅和老将军们，所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回忆录或者传记。这些回忆录或传记都由写作小组来完成，这样的写作有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这些作品只有史料价值，而无文学价值。有的甚至连史料价值也很难说。

在所有这些回忆录中，惟一的例外是《彭德怀自述》。彭德怀没有写作小组为他代笔，而是在人身失去自由的特殊情况下一笔一画自己写下来的。也惟有《彭德怀自述》没有丝毫的矫饰，而是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这部自述真实的力量与凛然正气震撼人心。

把传记文学推向最广大的读者，并在他们中间引起交流和共鸣。在80年代是领袖传记，在90年代则是明星传记。

明星传记开风气之先的是刘晓庆。还在1985年，她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我的路》引起轩然大波。刘晓庆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当时的“理论权威”，批判她“宣扬个人主义，自我奋斗”，要有关党组织教育帮助她。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文化界和一部分读者对一位三十出头的女明星写自传颇为非议。

中国历来有“盖棺论定”的传统，过去写自传的大多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也要到功成名就的晚年才开始回顾一生。其实，仔细想想，30年代，巴金、郁达夫、沈从文、谢冰莹、顾颉刚和胡适等人写自传时也是才刚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和谢冰莹写自传时不到30岁或刚过30岁，比刘晓庆还年轻。顾颉刚写学术自传时才33岁，胡适名望最大也年龄最大，不过40岁。现在论资排辈还属于“青年干部”。正因为打破定规，30年代才有了蓬勃的生机。

刘晓庆写《我的路》是需要足够勇气的。尽管这部自传写得还很粗糙和稚嫩，但她的出现打破了自传属于政治家和文学家专利的观念，开创了为当代人和普通人立传的先例。

十年后，明星传记蔚然成风。大多数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都已经出了书或将要出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动辄几十万册，远远超过作家传记和纯文学书籍。但不过两三年这些通俗传记便已到了泛滥成灾，每况愈下的地步。

与明星传记相映成趣的是大量的企业家传记。与明星传记不同的是企业家传记，由企业家雇人捉刀，这些传记的印数很少，读者更少。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大批地被“制造”出来。

那些轻率地写作和靠“合理的想像”编织出来的传记最大的问题是失真。真实性已经是这些通俗传记最可怕的缺陷。

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可以写传记出传记，这是一个传记大众化的时代。

 

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