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人》的喜剧底蕴

在戏剧评论界，曾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以为《北京人》是一出“凭吊往昔”的悲剧。曹禺却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他写的是一出礼赞青春的喜剧。他说：

“有人曾说《北京人》是作者唱出的一首低回婉转的挽歌，是缠绵悱恻的悲剧，是对封建社会唱的一首天鹅之歌。这些说法我都不同意。我觉得《北京人》是一个喜剧……我觉得喜剧是多种多样的……我说《北京人》是喜剧，因为剧中人物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继续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这难道不是喜剧吗？”

曹禺认为喜剧有多种样式。有莫里哀的喜剧样式，但这并不是惟一的样式。曹禺把《北京人》的喜剧性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喜剧性相提并论，他说：“我觉得《北京人》是一个喜剧，正如我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喜剧一样，《罗》剧中不少人死了，但却给人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所以是喜剧。”

因此，要理解《北京人》的喜剧性，主要并不是着眼于剧中的像江泰这样的曾有喜剧性性格特征的人物，而是应该着眼于全剧的“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的精神升华。

我们要认清貌似悲剧的喜剧底蕴。比如瑞贞与曾霆的协议离婚，表面看来是让人感伤的事件（曾霆毕竟也是个品性不错的男孩儿呀），但仔细一想，他们的离异给他们都带来了重新生活的可能。再如，曾文清的死，乍一看来也是件悲伤事，但实际上这正是曹禺所说的“剧中人物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继续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的喜剧性底蕴，因此曾文清的死也不啻是一个“人间喜剧”。

尽管《北京人》的调子有些忧郁，但曹禺说这种忧郁的调子是他“对那个时代的感觉”，并不影响整个剧本蕴含的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

曹禺对于《北京人》是个喜剧这一观点的坚持，有助于我们找准对这个剧本思想意蕴作整体把握的角度。与其说《北京人》是对旧的、沉沦中的昨日的“北京人”的一曲挽歌，毋宁说是对于新的、成长中的明日的“北京人”的一首赞歌。剧本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黑暗，但更反衬出了勇敢地从这个封建泥潭中挣脱出来的新的青春生命的光焰。因此，《北京人》里占主导地位的情绪是淡淡的欣喜，是深蕴的乐观主义。

二、《北京人》中的新人形象

《北京人》的乐观主义的高潮是瑞贞与愫方的最终离家出走，这对应着全剧的最后一句舞台指示──“远远传来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她们乘火车上哪儿去了呢？曹禺后来说：“我清楚地懂得她们逃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延安。但是，我没有点明。”这就是《北京人》中的新人的形象高度。

瑞贞是最早觉悟的。她受的是新式教育，容易接近革命思潮。在戏开幕之后，她已经下定了走出这个封建家庭的决心。她的戏剧行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劝说愫方与她一起出走。

愫方是曹禺笔下最美的一位女性形象，在这个形象里注入了他的极大的精力与情感（曹禺承认在愫方的形象里有他妻子方瑞的影子）。曹禺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了愫方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恍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在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地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幽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的秋雾里，谁也猜不着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与哀怨。……她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仅仅用“善良”二字来形容愫方的好心肠还不够，至少要在“善良”前面加个“太”字。她太善良了，以至于会这样真情投入地去爱那个不成器的曾文清，会那样逆来顺受地去照拂那个虚伪而暴戾的曾皓，这些我们不一定能认同的愫方的行为，却又是她那真诚忘我与以德报怨的美德的一个反映，她的似乎是有局限性的地方反倒显示她的博大。因此，《北京人》一剧导演蔡骧当年在对愫方作形象分析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你不能不承认，即使你不同意她的生活态度，却不能不赞扬她的善良品质。”而曹禺说得更明确：“人都说愫方傻，她怎么能爱上文清这个‘废物’？她不是傻，是她心地晶莹如玉，是她忘记了自己。”

然而，美丽善良的心灵是最容易接近真理的阳光的。愫方终于也觉醒了，而愫方的觉醒，使这样生长在黑暗山谷中的幽兰吐露出沁人心肺的芳香。

三、关于诗化戏剧

如果把《北京人》与《雷雨》《日出》等剧相比较，评论者们都会指出，《北京人》有更高的文学性。

曹禺在谈论《北京人》的时候，说了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话：“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我的理解是曹禺在这里说到了戏剧的诗化的可能。

《北京人》第一幕里北京猿人黑影的出现就是一个曹禺自己提及的实例：

“曹禺同志谈到古人论诗，说诗有‘赋、比、兴’。就《北京人》里猿人的黑影出现的情节论，这种安排就好比是起了诗中的‘兴’的作用。”

《北京人》中有不少具体的、具象的东西是可以为抽象提供可能的，从剧本开头的“鸽哨声”到剧本结尾的“火车汽笛声”，这里蕴含着接近于诗的象征意味。

而《北京人》中最令人难忘的音响效果当是第三幕第一景的“号声”。请看曹禺是如何在舞台指示里对它形容的：“在苍茫的尘雾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这来自遥远，孤独的角声，打在人的心坎上说不出的熨帖而又凄凉，像一个多情的幽灵独自追念着那不可唤回的渺若烟云的以往，又是惋惜，又是哀伤，那样充满了怨望和依恋，在薄塞的空气中不住地振抖。”

就是在这“像一个多情的幽灵”般的“号声”的声响背景下，曾瑞贞和愫方进行了心贴心的交谈──

愫方……（忽然扬头，望着外面）你听，这远远吹的是什么？

曾瑞贞（看出她不肯再谈下去）城墙边上吹的号。

……

愫方（眼里涌出了泪光）是啊，听着是凄凉啊！（猛然热烈地抓着瑞贞的手，低声）可瑞贞，我现在突然觉得真快乐呀！（抚摸自己的胸）这心好暖哪！真好像春天来了一样。（兴奋地）活着不就是这个调子吗？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感动地流下泪）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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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戏是《北京人》里的华彩乐章。和《雷雨》不同，《北京人》里最动人的戏剧场景，不是剑拔弩张的激烈冲突性场景，而是表现经过心灵碰撞之后心灵得到进一步升华的抒情性场景。

而决定着《北京人》的诗情基调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曹禺塑造的愫方这个永远向往着美的女性形象。所以蔡骧导演有理由说：“如果《北京人》是诗，那么这首诗的灵魂是愫方。”

《北京人》是一出有点儿“契诃夫味道”的戏。契诃夫戏剧给予曹禺的启发是，戏不必写得那样“张牙舞爪”，戏可以在平易中见深邃；戏不必写得那么“像戏”，戏可以散文化。而曹禺的《北京人》，在做戏剧“散文化”的尝试中，达到了诗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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