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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十则备课参考(人教版选修备课资料)
 《人间词话》十则备课参考

文化背景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德桢,后改为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清华研究院开创之初的“四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正是近代史上各种政治势力、学术思潮、人生理念剧烈动荡、冲突、融合的时代。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社会在经济和文化准备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向着畸形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转化,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思想界的动荡尤为突出,并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文学。

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在多难的时代面前不断追寻着人生的真谛。22岁以前,王国维在家乡接受传统教育,为以后治文史、考据之学奠定了基础。但却不喜科场诗文,参加科举考试时“不终场而归”,表现出鄙薄功名、重情多思的人生志趣。1898年后,王国维来到上海,逐渐开始接触康德、叔本华哲学,对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又译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更是“大好之”,希望借助西方哲学来解决现实人生中的困惑。叔本华哲学的社会批判色彩、高扬生命意志的异端精神,和少年王国维求新求异的思想倾向相顺应,而二人在“悲观主义人生论”上的契合,对王国维此后的人生观、文学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浸染上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

1905年,王国维完成了《红楼梦评论》,这是以西方哲学阐释中国小说的首次尝试,也是“红学”史上最早的一篇具有现代学术性质的论文。他以叔本华的哲学观点来分析阐述这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把《红楼梦》说成是一部以“解脱为理想”的“宇宙之大著述”,并且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肯定《红楼梦》是能唤起“恐惧”和“悲悯”之情、“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的最高级的悲剧。此外,他还批评了旧红学派主观主义的索隐和臆断,提出了“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就个人之事实,而发见人类全体之性质”的文艺观点,可以说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之先声。

当王国维发现自己醉心研究的哲学无助于解决现实人生困惑时,这位集诗人、哲学家气质于一身的学者把研究方向转向了文学和史学,在诗词创作、文史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06年,王国维《人间词》问世,作为王国维生命底蕴的流露,精神生气的灌注,《人间词》给词的创作开辟了一条精微深美的“哲理化”境界之新道路。1908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开始在《国粹学报》连载。作为王国维文艺哲学成熟的代表作,《人间词话》沿用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的形式,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美学观念和中国固有的诗、词、曲创作的以“境界说”为核心的观点新颖、立论精辟的划时代论著。

“境界”原为佛学上的术语。以“境界”论诗,始于唐代。如王昌龄《诗格》云,“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到明清两代,“境界”和“意境”已成为文学艺术评论中普遍使用的术语。王国维曾自诩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他所标举的“境界”,内涵丰富,既是指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又涉及到作者的体验、作品的表现、读者的感受等方面,与传统文论中的“意境说”有着根本的不同。如开篇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接着借用西方美学观念,依次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大境界,有小境界,有“隔”,有“不隔”,有“客观之诗人”,有“主观之诗人”,以及“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等一系列观点,为“意境”说注入了新的内涵。可以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熔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于一炉,有助于人们以现代眼光去审视中国传统诗学,具有很高的价值。

撰著《人间词话》后,王国维开始将志趣转移到戏曲方面。1912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开创了一向不被旧时代学者重视的戏曲史研究,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道被郭沫若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鲁迅和王国维》)。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的人生志趣和治学方向再次转折,埋首于古文字、古器、古史的研究,在“国学”考据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但其政治态度日趋倒退。1923年,他欣然“应诏”北上,担任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4年11月溥仪被逐,王国维视为奇耻大辱,欲投御河自尽未遂。1927年6月,当北伐军进抵郑州,直逼北京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自杀。

内容理解

本单元所选十则《人间词话》,可分为三方面内容。

第一则为总纲,冠于全书之首,作者开宗明义提出“境界”说,并高度概括境界的意义。作者以“境界”来论词的格调之高下,指出有“境界”则有“高格”,才能产生名句,并论及五代、北宋词高标独绝的缘由。可见在王国维心中,“境界”高于一切,在艺术创作中起决定作用。

第二至六则,从不同角度论述“境界”问题。

第二则从创作方法角度谈“造境”与“写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出“造境”与“写境”之分主要是由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所造成的。造境主要是由理想家按其主观“理想”虚构而成,离现实较远;“写境”则是由写实家按其客观“自然”描写而成,贴近于现实。“造境”即是“虚构之境”,“写境”即是写实之境。由于两种创作方法的不同,而造成两种不同的境界,文艺就分成了理想与写实两大派。二是进一步分析了两派的联系和渗透。指出“造境”并非是胡编乱造,而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植根于客观世界;“写境”并非是照搬自然,而必须用审美理想对生活加以提炼、改造。实质上强调了艺术境界既要描写自然又要表现理想,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这一观点与我国传统的“虚实”论有关,并受到西方美学观的影响,较为精辟地论述了“写实”与“理想”两派(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派)的特点、区别和联系。

第三、四则从主客体关系角度谈“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作者首先举例阐明什么是“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表现的是独立黄昏、惜春伤逝的“我”,面对着雨横风狂、落花飘零的“外物”而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写的是料峭春寒、杜鹃啼血、夕阳西下之景,在羁旅漂泊的“我”看来,一切外物都渗透着孤独、寂寞、无限凄婉之意。两诗的作者均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观察外物,并把这种感情投射到外物之上,是“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则都表现出心境完全融化在客观静穆的景物之中的浑然物化之境,诗人为外物所吸引达到忘我境界,外物以本来生机勃勃的面目呈现于诗人眼底,是“无我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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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者进一步指出“有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我观物”,“于由动之静时得之”,结果给人的美感为“宏壮”。“无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物观物”,“于静中得之”,结果给人的美感是“优美”。可见,“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根据观物方式的不同及由此而产生的美感性质的不同来区分的。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所谓的“无我之境”并非指作品不带作者任何的主观感情及个性特征,而是指审美主体达到“宁静之状态”,全部沉浸于“外物”之中,达到物我合一的“优美”的境界。所谓“有我之境”,也不单是指感情强烈个性鲜明之境,而是指“我”的意识尚存,诗人不仅鲜明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心理状态,而且把它的色彩点染到所见的外物中,即“物皆著我之色彩”。

再次,王国维指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创造有难易之别。相对来说,人都有生活之欲,往往带着“我”的意志观物,作品总是带着主观色彩,所以“写有我之境者为多”;而能达到物我浑然境地的“无我之境”,就较为难得,“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不过,王国维认为“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乃“优美”与“壮美”之别,都能给人以美感。

第五、六则从作者感受、作品表现的角度谈“境界”。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境界”是情与景的统一,即“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真景物、真感情是构成境界的两个要素。二是情景要真,即要有“真景物、真感情”。三是“真景物、真感情”应得到鲜明真切的表达,即“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前两点是从作者感受的角度阐述什么是“有境界”。王国维认为从作品的“原质”看,必须具备“情”“景”,且要“意与境浑”。而崇尚“真”则是王国维的一贯思想。他认为“真文学”应当不受功利的干预,做到景真、情真,而“情真”尤为重要,因为“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其次,王国维从作品表现的角度指出,作者观物写景,还需注意恰当表现,否则文不逮意,亦不能算“有境界”。如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字,张先《天仙子》“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的“弄”字,前者生动地渲染出生机勃勃的春景,游兴无限的情致;后者传神地表现出云开月出、花影婆娑之景,意外欣慰之情,都能把“真景物、真感情”表达得极真极活,所以着此两字,“境界全出矣”。综上,可见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乃是强调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

第七至十则,谈论诗人的思想和艺术修养。

第七则以形象化的比喻描述艺术创作或学术研究的历程,把“境界说”与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指出一个诗人或学问家,必须要注意后天的修养,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并且具备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第一步,要志存高远,广泛涉猎,吸取前人的经验,独辟蹊径;第二步,要苦思苦想,孜孜以求,如追求热恋中的情人般无怨无悔;第三步,才是在上下求索中顿悟,犹如在人海中突然找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般豁然开朗,在艺术上或学术上做出独有的贡献。

第八、九则把“境界说”与作家本身的内在修养结合起来,强调诗人应该有开阔的胸襟和卓越的见识,修身而成“大家”。一是以苏东坡、辛稼轩为例,指出苏词之所以好,在于超旷的襟怀;辛词之所以好,在于豪放激荡的气度。从而肯定创作者内在的胸襟气度决定了词的境界。二是推崇“大家”之作,指出“大家”具有与生俱来的内美气质,因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言辞脱口而出,率真自然,毫不虚伪作态,所以能写真景物、真性情、真境界,其作品也会达到沁人心脾,使人豁然开朗的境界。此处所言,揭示了境界各构成元素的特征。沁人心脾,指所抒之情应情深而动人;写景必豁人耳目,指所写之景应特征分明,生动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辞脱口而出,则指言语的自然真切。由此可见,王国维推崇苏、辛,注重人格的真切,看重内在的修养。这与中国古代美学家的主张是一致的。如叶燮《原诗》言:“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

第十则把“境界说”与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方法结合起来。首先指出诗人要“入乎其内”,深入生活,才能获得丰富的创作材料,逼真地描绘生活,作品才有生气;又需“出乎其外”,超脱出来,“胸中无物”,从一定的高度观察生活,摆脱生活之欲,从而实现对审美对象的静观,写出深刻独到的内容。可见王国维注意到了艺术与生活的辩证关系,重视诗人的修养之途。其次,以周邦彦、姜白石为例,进行具体评判。他认为周邦彦的创作“能入不能出”,是因为周词“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但终因出物不够,而显得“意趣不高远”。说姜白石以后的词人既无出也无入,可能有些偏激,但南宋以后词坛的不振,与出入的不明是有关系的。

《人间词话》节选部分以“境界”为核心,阐述了“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问题,广泛触及了主观与客观、景与情等美学问题。是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又是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开创者。

此外,《人间词话》继承了传统诗话、词话的形式,说理形象,清新雅致,也值得借鉴。其形象化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善于引用古诗词名句来说理,形象生动。比如以冯延巳、秦观的词诠释“有我之境”,以陶渊明、元好问的词诠释“无我之境”;以宋祁、张先的名句表现言辞表达在营造境界中的效果;以晏殊、柳永、辛弃疾的词表现人生以及学问探索的“三境界”等。二是善于以典型作家为例,增强说服力。如以东坡、稼轩论胸襟,以美成、白石论“出”“入”等。三是善于对比说理,分析透彻,易于理解。如“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等。四是语言含蓄生动,浸透着诗人的真感情真性情,自有含蓄幽微之美,真切感人。

问题研讨

一、什么是“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者是否有高下之分?

从作者所举例子看,“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描绘的是落花飘零之景,在独立黄昏、惜春伤逝的“我”的眼中,外物被浸染上无可奈何的伤感。“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描绘的是春寒料峭、杜鹃泣血、夕阳西下之景,在羁旅漂泊的“我”眼里,外物呈现出孤独凄婉的色彩。可见,当主体带着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观察外物,并把这种感情投射到外物之上时所营造出来的境界,是“有我之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描绘出一种心境完全融化在客观静穆的景物之中的浑然物化之境。可见,当诗人为外物所吸引而达到宁静忘我的状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观察外物,外物以本来生机勃勃的面目呈现于诗人眼底时,所营造出来的与物俱化的境界,是“无我之境”。

从观物方式及审美感觉看,“有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我观物”,“于由动之静时得之”,给人“宏壮”的美感。“无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物观物”,“于静中得之”,给人“优美”的美感。两者的创造有难易之分,这是因为人很难完全忘却生活之欲而达到静穆的状态。所以“写有我之境者为多”,而能达到物我浑然的“无我之境”,就较为难得。但“优美”与“宏壮”是不同的美感,不必强分高下。

二、文中八次提到“境界”,其内涵是否一致?应该怎样理解王国维“境界”说的内涵?

不一致。第一则的“境界”,是总说。第五则提到“境界”,说明“情”也是构成境界的元素,而“有境界”的作品应该能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情景交融的艺术世界。第六则提到“境界”,具体说明“境界”应该得到真切生动的表现。第七则提到“境界”,是与人生体验结合起来,象征人生向前追求而有所得的不同精神状态。总体而言,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有时也称“境”,内涵不尽相同。有的指客观景物,有的指情,有的指两者的统一,有的指造诣程度,等等。但就作者感受、读者审美角度看,崇尚真切、情景交融应该是其主要内涵。

三、作家应该怎样修养自身,才能写出有“境界”的作品?

从第七则看,要志存高远,甘于寂寞;苦苦探索、执著追求。从第八、九则看,要有开阔的胸襟、真切深刻的见识,要有真性情。从第十则看,要能深入生活、观察生活并注意有所领悟。

 

追忆

标签:备课资料 人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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