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原著有无主题，其主要倾向是什么？

关于小说《三国演义》的主题问题，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的认为是“拥刘反曹的封建正统观念”，有的认为是“突出宣扬一个‘义’字”，有的认为是“为当时的市井细民写心”，还有的干脆主张“无主题”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认为，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是有主题的，即“弘扬正义，贬斥邪恶，拥倡仁德，崇尚智慧”。这十六字，既是这部作品思想之精华，也正是其数百年来经久不衰的巨大精神魅力之所在。

弘扬正义、贬斥邪恶，是《三国演义》原著思想的主要之点。在小说中，刘备为帝室之胄，所行乃为绍续正统、兴复汉室，因而作者是将刘备集团作为正义一方来写的，书中到处洋溢着对刘备及其集团中主要人物的拥戴和颂扬，将许多优良品质都赋予刘备集团中人。曹操有篡窃之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其子曹丕果篡汉位，因而曹魏集团是被作为“邪恶”一方来演叙的，书中也到处充满着对曹操及其集团中人的丑化与贬斥。至于书中的孙吴集团，则往往是在其与曹操集团对立时，便被描写为正义；而在其与刘蜀集团抗衡时，则又被刻画为非正义的一方。就其书中所着意刻画的典型人物来说，刘备被塑造成了“仁德”的化身，关羽被塑造成了“忠义”的化身，诸葛亮被塑造成为“智慧”的化身，而曹操、司马氏父子则被描绘成了“奸佞邪恶”的化身。即使在表现“智慧”方面，诸葛亮、姜维的智慧也被描写为正义凛然的“大智”，而曹操、司马懿、邓艾、钟会的智谋则都被描写成了奸邪不正的“小智”。对于周瑜，其在赤壁之战前后与曹操为敌时，被描写为代表正义的“大智”；而在以诸葛亮、刘备为对手时则被描写为器量狭小、总逊一筹的“小智”了。全书自始至终，作者匠心独运地调动一切手段来维护和完善正义、仁德的刘蜀一方，同时也极尽其致地刻画和贬斥奸佞邪恶的曹魏集团一方。从其良苦用心我们不难看出，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正是在不遗余力地贯彻其创作主旨：弘扬正义，贬斥邪恶，以达其在人间树立正气之目的。尽管这个“正义”和“邪恶”是以当时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的。

拥倡仁德，是小说《三国演义》主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说中，刘备被着意刻画为宽厚仁德之君。从“桃园三结义”到怒辞安喜尉；从陶恭祖三让徐州到刘景升再让荆州；从“携民渡江”到义取西川等等，无不着意刻画刘备的宽厚、仁慈，不难看出作者拥护和提倡仁德的思想倾向。而对于曹操，作者则着意从相反的方面，塑造他的残暴。如冤杀吕伯奢，屈讨陶恭祖，残害吉太医，横槊刺刘馥，以及欺献帝、诛妃后、害华佗、伐神树等等，均将曹操残忍、狠毒、奸诈、暴戾刻画得淋漓尽致，其中充满了作者对曹操残暴行为的憎恨与贬斥，并以曹操的残暴来反衬刘备的仁德，从而凸显了作者拥护和倡行仁德的思想倾向和创作主旨。

崇尚智慧亦是小说《三国演义》创作主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书自始至终几乎无时无处不存在着智慧的闪光，书中所用笔墨最多的便是斗智用计。其所倾尽心血刻画的诸葛亮，事实上成了“智慧”的化身。在书中的皇帝与臣子之间，臣子与将帅之间，臣子与臣子之间，将帅与将帅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朋友与敌人之间，敌人与敌人之间，甚至连父子、母女、兄弟、兄妹、夫妻、主仆等等之间，几乎无不是在斗智的战场上角逐。书中设计了无数的阳谋、阴谋、圈套、陷阱和是是非非，描写了大小数百场战争，几乎无一不是出神入化、精妙绝伦、令人叹为观止的斗智之局。宫廷内、幕府中、帷幄里、战场上、往来间、交驰时，各色人等几乎无不在为斗智取胜而忙碌。全书共一百二十回，从第一回至最后一回，没有一回不是在写斗智，安全可以说是一幅闪耀着智慧光辉的壮丽画卷，其作者崇尚智慧的创作意图是不言自明的。

作为一部不朽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的思想意蕴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并不否认其中包含的其他思想内容，但就其主要倾向来说，用“弘扬正义、贬斥邪恶、拥倡仁德、崇尚智慧”这十六个字来概括《三国演义》的创作主旨，是符合这部作品的客观实际的。

电视剧《三国演义》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原著主题的？

无论何种改编型作品，都应当遵循一个首要的原则，那就是要尊重原著、忠于原著和略高于原著。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多人分编分导的情况下，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住了原著的主题，这是一个首要的成功。

我们说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了原著关于“弘扬正义、贬斥邪恶、拥倡仁德、崇尚智慧”的主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电视剧对原著内容的取舍方面，凡能较好地体现原著主题的内容均予保留，而将与其主题关系不大的地方则予删去。

首先，在“弘扬正义”方面，原著是以刘备集团为主干的，电视剧也将有关刘备集团的故事情节尽皆保留，而将与此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地方如袁绍与公孙瓒的战争、孙坚与刘表的战争，以及李傕、郭汜交兵、公孙度败亡等皆予删去。尤其明显的是其对王允诛蔡邕一节的删除。王允在小说中本是一个代表正义、铲除邪恶的功臣，他巧设连环计歼灭了邪恶势力董卓集团，然而他却不听劝阻，执意杀了不可多得的人才蔡邕，是一个污点。电视剧将王允杀蔡邕一节完全删去，就更加强了王允作为正义人物的典型形象。

其次，在“贬斥邪恶”方面，原著是将十常侍、董卓、曹操、司马氏等作为邪恶势力的代表来加以描写的，并且在用笔时明显地对其大加贬斥，电视剧对其中有代表性的、凡能体现这一主题的情节也都尽量予以保留。十常侍乱政，电视剧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情节，而且还以此为题专列一集；又如对于曹操，电视剧将其冤杀吕伯奢、屈伐陶恭祖、欺帝诛后、滥杀无辜等天人共怒的奸诈、残暴、邪恶、狠毒行为的情节全数保留，并仍保持了鲜明的贬斥态度。

其三，在“拥倡仁德”方面，小说极力将刘备描写成一个宽厚、仁德之君，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电视剧也突出了刘备宽厚、仁德的特点，将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均予保留，并加以生动的表现。

其四，电视剧尽数保留了原著中斗智的内容，并对其作了精彩的展示和体现，表现了对“智慧”的崇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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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电视剧对原著内容表现的详略情况来看，电视剧对凡是能够体现原著主题的内容和情节都不厌其详，而对那些与表现主题关系不大的地方则从略。如：为了表现刘备的正义，将其参与镇压黄巾起义的不义之举一略而过。为了贬斥曹操的邪恶，在《战宛城》一集中，对于曹操以强凌弱、霸占妇女之劣行予以详写，而对原著中颇为激烈壮阔的宛城之战、典韦之死却用略写，只以战后遍地死尸的场景和曹操哭典韦来一略而过。为了表现刘备的仁德，对其安喜辞官之际、携民渡江之时均用详写，而对其诛黄巾、杀无辜则用略写。在表现“崇尚智慧”的思想方面，将巧计除董卓、火烧博望坡、舌战群儒、诸葛祭风、草船借箭、赤壁大战、智算华容、三气周瑜以及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九伐中原等能充分展示双方斗智的精彩场面，一一浓墨重彩地细加描绘。

（三）再就电视剧对原著中一些地方的改造和补充来说，其在凸现主题方面甚至比原著还有所升华，有所强化，从而略高于原著。如：在小说第九回《除凶暴吕布助司徒》中，董卓被诛之后，“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在本回中便再无貂蝉的下落；而电视剧中则提到貂蝉见董卓已除，大功告成，便乘车而去，不知所终。并且又专为貂蝉作一片尾曲，由衷地歌颂这位舍身除暴的巾帼奇女，足见编导对这一正义女子情有独钟。这样就使貂蝉的正义形象比原著更加完善、鲜明、突出，从而使原著“弘扬正义”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升华，不失为既忠于原著又高于原著的成功之笔。再如在电视剧第78集司马懿《诈病赚曹爽》中，作者增写了以下内容：司马懿乘曹爽同魏主出城围猎之机，发动了政变。在控制了京都洛阳的局势、自料必操胜券之后，他与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谋于密室，司马懿亲笔写下了八个字：“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司马昭曰：“若能一统华夏，方为当世之英雄。”司马懿曰：“想魏、蜀、吴三分天下，刘备乃一织席贩履之徒，却能偏安一隅，自成霸业，内中奥妙，四个字尽可囊括……”司马昭应曰：“笼络人心。”司马师接着道：“驾驭百姓”。司马懿点头赞许道：“嗯。古人云：‘得民心者可以为天子，得天子心者可以为诸侯，得诸侯心者只可为大夫。’不知尔等可以笼络何人之心？”司马师答：“中原人心，尽可笼络。”司马昭曰：“必使魏、蜀、吴三国之人，尽为我用！”司马懿道：“如此，这万里江山定属我司马氏所有！记住：笼络人心，一统天下！”这一段精妙的对话情节，是小说原著中所没有的。电视剧编导增添的这段对话，不仅大大地丰富了剧中人物的情节性和动作性，而且还有三点妙处：一是活脱脱地揭示了司马氏父子丑恶的世界观；二是借司马氏父子之口，从他们的世界观的角度对刘备集团作了一总结，道出了刘备集团“得民心”这一成功的真谛；三是揭示了司马氏父子早就包藏祸心，为其进一步篡夺政权、一统天下作铺垫。这样修改的结果，比原著更加鲜明地揭示和突出了主题。电视剧中另外还如“三气周瑜”时诸葛亮弹奏周瑜所作的《长河吟》琴曲、张松讥曹操时从头至尾背诵《孟德新书》、关羽华容释曹后诸葛亮总结的“暂不宜灭曹”的一段话、姜维死不瞑目时邵悌所说“蜀国之灭，绝非将军之过，实是后主无道而致啊！”之语等等，均为原著所无，笔者认为这些改动都很好，比原著更加强化和突出了主题，是可取和应予称道的。

总的来说，由于电视剧编导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了小说原著的主题，有些地方较原著甚至更有所强化和升华，因而使改编后的电视剧和小说原著在主题方面不仅达到了珠联璧合，而且还更鲜明、更生动。试想，对于《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假若电视剧在表现其主题思想的关键问题上糊糊涂涂，或抛开原著主旨而另立新的主题，那样读者和观众会接受吗？

《三国演义》小说和电视剧主题有何历史和现实的积极意义？

应当指出，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三国演义》中尊刘贬曹的思想，是反映了古代腐朽没落的封建正统观念的，应当予以否定，但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来看，也不能完全这样讲。

首先，西汉经过两百年的经营，其政权早已深入人心，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和接受。至汉末王莽改制，虽不乏合理因素，但却仍被人们视为“篡逆”。后至汉末动乱，刘秀崛起，也不得不顺应民心，继续汉朝正统旗号。又经东汉两百余年的经营，人们以汉为国之正统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献帝时曹操势力凌驾于朝廷，但他却仍然只能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汉朝的正统旗号。终其世也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取而代之。孙权假意给曹操上书，劝其代汉正位，曹操览后曰：“此儿是欲置吾于火炉上耶！”可见他深知汉是代不得的。为何？就因其惧怕世人牢固的汉正统观念。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正统”与“正义”有时是结合在一起的。谁代表正统，谁就会得到最广泛的支持；谁欲“篡逆”，谁就会遭到普遍的反对，起码你也会失去支持。中国封建社会中这种“忠君”与爱国相一致而不可分的特殊现象，学界早有哲者论及，在此就不必赘述了。在当时人的这种心态下，刘备以刘氏“皇叔”的身份兴汉讨“贼”，被普遍视为正义之举，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当时的情况下，在刘备以外的各路军阀中，你能说哪一方是正义的呢？显然都不是的。

其次，《三国演义》是文艺作品，文艺作品与历史文献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它不必去拘泥于历史，而可以进行艺术创造。作为文学形象的刘备、曹操、诸葛亮等都不必是历史真实意义上的人物，小说和电视剧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创作意图加以创造。为了达到“宣扬教化”的目的，在作品中将刘备集团写为正义的一方并加以颂扬，将曹操集团描写为邪恶的一方并加以贬斥，这也是符合普通人民大众在看待这类作品时，必要分个“忠奸、善恶、是非”的文化消费心理的。

《三国演义》经久不衰的现象足以证明，“崇尚正义，反对邪恶，拥倡仁德，追求智慧”这一主题，正是我们中华文化精神之精髓，它代表了整个民族共同的愿望，为全民族成员所认同，具有无可争议的正确性和永恒性。《三国演义》以此为主旨，正是我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精髓之形象化、艺术化的体现，因而它受到了广泛、持久的认同和热爱，产生了深入人心的社会感应效果，具有神奇的精神文化魅力，即使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也是如此。这就是它历史的和现实的积极意义之所在。电视剧《三国演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了这一主题，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它在编导方面首要的可喜的成功。（选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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