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是英国博物学家，他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在生物学中引起一场革命。其父罗伯特•韦林•达尔文是伦敦以外业务最繁忙的开业医生之一。祖父E．达尔文也是医生，为《动物生理学或生命规律》一书的作者。外祖父J．韦奇伍德是手工艺者兼企业家。达尔文在从事专业工作的中上阶层占有一个稳固的地位，这使他在社交和专业工作中都能得到许多好处。

      青年时代与教育达尔文8岁时母亲去世。除了丧母之痛，他的童年还是非常幸福的，他受到令人敬慕的一位哥哥和姐妹们以及达尔文和韦奇伍德两个大家族的悉心照料和鼓励。他酷爱收集标本和做化学实验，但他在什鲁斯伯里的学校里是一个极平凡的学生，校长S．巴特勒博士强调的是古典文学，他曾公开斥责达尔文做化学实验是浪费时间。16岁时，他被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当时还没有麻醉药，病人动手术时十分痛苦，他看到这种情况很难过。在苏格兰的两年内他与动物学家R．格兰特和地质学家R．詹姆森建立了友谊并从中获益，前者引导他研究海生动物，后者使他对地球的历史产生越来越浓的兴趣。

      达尔文对医学缺乏热情，他父亲对此十分失望，1827年送他到剑桥大学学习神学。那时他与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信仰英国圣公会的信条。他在基督学院的成绩就如在爱丁堡一样并不出色。他把许多时间花在与朋友一同狩猎、射击、骑马和运动上。剑桥大学并不授予自然科学的学位，但在表兄威廉•达尔文•福克斯的引导下，他结识了以牧师兼植物学家J．S．亨斯洛为首的剑桥科学家们，威廉•达尔文•福克斯是一位昆虫学家，他使达尔文终生喜爱收集甲虫。亨斯洛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达尔文很快成为他家的常客，每天陪他散步，被称为“与亨斯洛一起散步的人”。亨斯洛支持达尔文对科学的强烈兴趣，鼓励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

      1831年春季，达尔文离开剑桥大学，为到加那利群岛作科学旅行进行准备，他读了A．洪堡的《新大陆赤道地区旅行记事》，这是记述在中美洲和南美北部旅行经历的一部科学游记。亨斯洛推荐他陪同剑桥大学伍德沃德地质学教授A．塞奇威克到北威尔士旅行3周以学习野外地质考察工作。

      1831年8月，在亨斯洛的推荐下，达尔文应海军部之邀到皇家海军考察船“比格尔号”上担任不领报酬的博物学家。这艘船计划考察南美东西海岸，然后考察太平洋岛屿，建立一系列测时站。亨斯洛向海军部推荐说达尔文观察敏锐，又可以与年轻的贵族船长R．费茨罗伊作伴(“比格尔号”船上已有一位博物学家兼医生，但费茨罗伊觉得他不善交际)。起初罗伯特•达尔文不同意儿子作这次旅行，理由是这种旅行太危险，而且对他所学的专业并无裨益，但经他妻兄乔赛亚•韦奇伍德第二的说情，他改变了主意。

      1831年12月27日，达尔文搭乘“比格尔号”从英格兰普利茅斯港起航。这原是一艘装有10门炮的双桅帆船，经整修为一艘三桅帆船。这次航行原计划2年，结果持续了5年。在这段时间，他仔细地记下大量笔记，又寄回许多地质标本和生物标本。

      “比格尔号”航行　达尔文在给费茨罗伊写的表示接受随船博物学家的职位的信中说，他把这次航行视作“第二次生命”。毫无疑问，在考察南美大陆和近海岛屿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几年，他在收集、观察和理论思考方面的能力大为提高。他经常晕船，在船体剧烈颠簸时便平躺在吊床上，只要有机会他便长时间在陆上逗留。他喜欢热带地区的那种异国情调。他喜欢冒险，敢于到武装的政治反叛分子出没的地区活动；在阿根廷与牧人一同骑马出行；在考察中要进行收集和射击，这证明他早些年热心体育运动是大有好处的。他与水手一道将船上的小艇拉向上游，有一次他跑去救回一艘被潮浪卷走的小船，从而拯救了考察活动。面对危险和种种不适的生活条件他好像是以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去承受。他给他一位姐姐写信说：“事实上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想想安第斯山脉、瓜亚基尔茂密的森林、南海的岛屿和新南威尔士吧。我们将要见到多少宏伟的有特色的景象，多少奇妙的人类部落啊!这是多么好的研究地质学、研究种类繁多的生物物种的机会啊!这种前景不是能使最萎靡不振的人重新振作起来吗?”

      船上的图书馆藏书很多，达尔文又把他自己的许多书籍带上了船，这使船上的书更为丰富。他带来的最重要的科学著作是C．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亨斯洛曾力劝他读此书但不要相信它。赖尔认为地球的表面通过局部扰动，如火山喷发、地震、侵蚀和沉积等的连续、累积的效应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逐渐变化。这样的扰动存在于遥远的过去，现在能看到的是其后果。这种观点与大部分同时代地质学家的看法大相径庭，后者坚信地球表面的变化是持续短暂的剧烈活动的结果，这些剧烈活动能在整个地球上使高山涌现，洪水泛滥。在航行的头几个月内达尔文通过自己的观察，转而相信赖尔的观点。

      “比格尔号”访问了加那利群岛西南约1800英里的圣地亚哥岛，这是佛得角群岛的一个火山岛。达尔文从港口观察到海边悬崖上有一条白色的岩带，离悬崖基部约45英尺，水平地延伸，其成分为石灰质，包含许多贝壳，几乎所有这些贝壳都能在海岸边发现。达尔文推论，在古代火山喷出的熔岩流到当时的海底，将它焙烤成坚硬的白色岩石。整个海岛后来抬升，形成白色岩带以下的海边悬崖。达尔文同时观察到海岛地表并非由一次剧烈火山喷发造成，而是经过一系列喷发形成的。他辨认出最初的地表沉降(地表在最早的火山口周围下沉)，其他火山口喷发时新熔岩造成的地面上升，以及在一个长时间内发生的进一步沉降和进一步上升。

      后来，达尔文在智利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地震。他看到大地在他眼前上升。后来，1835年穿越安第斯山之后他给姐姐写信说，他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各种各样将这大山脉抬升的力量”。他在海拔12000英尺的高度发现了已成为化石的贝壳，他推论一连串洋底火山喷出巨量熔岩，随后又发生隆起和断裂等过程，从而形成安第斯山脉。他对整个南美大陆感到惊异不止，认为它对赖尔的思想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他给表兄W．福克斯写信说：“在美洲所有事物无不规模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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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尔文根据他在“比格尔号”航行中收集到的资料写成了一本论述南美地质学的书。虽然他关于大陆变化的理论后来已被板块构造学所取代，但他当时给亨斯洛的信中描述了他的见解，亨斯洛将其摘录并在剑桥哲学学会和伦敦地质学会宣读，这使达尔文在回国以前就在科学界有了名声。

      还在航行期间达尔文就对赖尔的珊瑚礁是由火山活动形成的观点提出异议。达尔文认为珊瑚礁是地壳逐渐变化过程的一部分，某些陆地沉降，相应地另一些地方则上升。他解释说，珊瑚仅生长于浅海，海床下沉时，珊瑚便不断积聚而形成珊瑚礁。他预言说，如果整个岛屿沉没到海洋平面下，而珊瑚继续生长，则珊瑚礁会变成围绕潟湖的环礁。赖尔信服这种新理论，并予以支持，20世纪的深海钻探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说法。

      达尔文对地质现象作了思考，这对地质学和他的科学思想发展都十分重要。他检查过的许多岩石含有化石，他不断接触到灭绝物种的遗迹，许多灭绝物种与现存物种有相似之处，这些都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新物种靠何种机制取代已灭绝的物种?

      在航行过程中，达尔文对自己的观察树立了信心并相信自己有能力抓住一个问题并扎扎实实地解决它。航行过程中他们经常远离社会，却不断接触新的现象，这些都使他养成在他那个时代人们熟悉的科学文化范围内独自思考的习惯。他把不同的能力结合起来：既热衷于仔细地收集事实，又喜欢对这些事实进行理论探讨；能这样做的人是不多见的。他在整个大陆的规模上就其地质现象进行思考，这促使他去探寻一些普遍性的规律。“比格尔号”的航行把达尔文转变成一个独立思考的有冒险精神的科学家，敢于接受物种演变的异端思想。

      《物种起源》　1836年达尔文回到英格兰时受到科学界的欢迎，他们把他视为自己的一员。他很快被吸收为地质学会会员，第二年被选为该学会理事会成员。1838年达尔文被选入雅典娜学会，这是一个仅吸收文学、艺术或科学方面杰出人物的俱乐部。1839年他被选入皇家学会。他通过哥哥伊拉兹马斯结识了历史学家T．卡莱尔和女权主义者H．马蒂诺。他也是C．巴贝奇的友人，巴贝奇发明了许多东西，包括计算机。

      但同时，达尔文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过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忙于为世人撰写《“比格尔号”所到达的各地区的地质史与自然史的考查日记》，该书于1839年出版。其体裁在某种程度上模仿洪堡的著作，就如达尔文以后的著作一样，文体明晰，充满许多深刻的描述，显得更加生动，既容易理解又有说服力。达尔文又在准备他的地质学著作，并主管由专家进行的对“比格尔号”所收集有关动物资料的分析和《“比格尔号”航行动物志》一书出版(该书于1839~1843年出版，并得到政府1000镑的资助)。在私下达尔文记录了大量笔记，在其中提出一系列有关“物种问题”的问答。他又与育种家、园艺家、博物学家、动物园饲养员等通信或与他们讨论，并且大量读书，从而收集有关物种的事实。

      达尔文在收集证据以证实其生物进化的理论时，并不将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告诉别人。他很清楚其他一些离经叛道的科学家遭受过厄运。他在笔记中写道：“想想对早期天文学家的迫害──再联系到每位科学家的主要好处，他们只是提前几年推行他们的科学发现而已。”达尔文的观点不仅在科学上是激进的，还可以被控为亵渎神灵和煽动异端邪说。当时英国受福音派影响极大，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理解是这样的：上帝的精神存在于自然界，表现为上帝创造了新的动物或植物物种，以取代灭绝的物种。达尔文面对着许多令人费解的证据，对这种生物观在理智上越来越感到难以接受。

      航行归来之后，达尔文即将他收集的标本交给剑桥和伦敦的编目专家。在南美他发现了已灭绝的犰狳的化石，这化石犰狳与现存的犰狳十分相似但不相同。在阿根廷他发现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有不同的种，例如，在南美大草原上有体型巨大的鸵鸟，而南方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只有体型小得多的鸵鸟，这两种鸵鸟均与非洲的鸵鸟近似但又不相同。加拉帕戈斯群岛在厄瓜多尔海岸以西的太平洋中，群岛上的鸟类和龟类往往与邻近大陆上的相应物种相似，但群岛内部各相邻的相似岛屿却有着很不相同的动物种群；这事实令达尔文困惑。在伦敦，达尔文得悉他从加拉帕戈斯带回来的多个雀类标本属于不同的种，而不是他原来想的那样属于不同的变种。他又得知嘲鸫有3种，加拉帕戈斯的龟类至少有两种，并且有如该群岛的大多数动物种类一样，原产于这些岛屿而非南、北美大陆。

      达尔文接到这些报告之后，他对物种不变的怀疑便具体化为一种演化的信念。1837年3月，他在笔记本中写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物种都在改变。他继续分析他的资料，寻找这种过程的机制。1838年10月达尔文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供应仅按算术级数增加，因此人口的增加总被有限的食物供应所遏制。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他认识到假设生存斗争到处存在，则“有利的变异往往得以保存，而不利的变异则往往遭到毁灭……其结果是新种的形成。于是，我最终在这得出一种理论”──自然选择原理──“用它来解释许多现象”。

      达尔文的创见超出了对自然界的残酷性的观察，以前其他科学家和哲学家也已注意到生物物种间斗争的残酷性，如狮子吞食羊羔。而达尔文看到了同一物种内个体间的竞争。他认识到，在一个地区种群内，举例说，喙较尖锐、角较长或羽毛较鲜艳的个体与其他个体相比，生存和生殖后代的机会更多。如果这些有利的性状得以传到新的一代，最后就会在未来的世代中占优势。达尔文便这样将进化分析的焦点从物种间竞争转移到种内竞争。他把自然选择视为有利变异传递到后代，竞争性较差的个体的性状逐渐从种群消失的机制(后辈的生物学家更进一步，认识到种内变异为物种个体基因的变异，他们将进化解释为自然选择了与有利性状有关的基因)。达尔文发现了自然选择后，便急着予以证实，他进而向动、植物育种家提出更多的问题，他希望从他们的人工选择经验中了解自然选择是如何起作用的。

      达尔文仍面对一个趋异的问题，趋异即来自同一祖先的近缘物种在进化中发展出不相似的特征。他在航行过程中观察到不同的大片陆地上出现了趋异的物种。达尔文认为海岛中的种群借风力或水传布，从而解决了地理分布之谜。物种进化的理论就这样解决了许多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之谜。

      生物进化的思想不是新东西，在一代人以前E．达尔文，以及法国的布丰、孟德斯鸠、莫佩尔蒂、狄德罗和时间离他最近的拉马克均已提出这种思想。拉马克提出最早的进化图解：从单细胞生物到人各种生物像阶梯一样排列。但这些早期的进化论者谁也没有提出进化的机制，也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拉马克提出一个假说：自然生殖不断出现；生物体有一种要达到完美的“内部感情”，动物为适应变化的环境而获得的性状可以传到后代。

      达尔文注意到这些不同的解释，但不为它们所影响。他的理论植根于直接观察和发现普遍规律的企图。他把进化形式描绘成一棵分支的树，而不是一个简单的阶梯。首先，达尔文不接受这种流行的观点：生物体完全适应其环境。相反，他认为自然世界卷入一场互相竞争的个体间无尽无休的斗争之中，这些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各不相同。其他人也见过斗争，但只见过种间斗争，从未见过种内斗争。把对生物间斗争的认识从种间斗争前进到种内竞争，达尔文引进了种群概念，这就是栖息于一个局部地区的由一定物种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该群体中每一个个体均与其同胞有所不同，他认识到，由于种内竞争，那些具有更新适应环境的性状的个体得以生存，正是种内竞争最终造成新种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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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842年，达尔文对自己的理论的可靠性深信不疑，他就此写成一份草稿，1844年他另写成一份更长的提纲，并让他的朋友、植物学家J．D．胡克看过，他不愿将他的理论公之于众，他在以后的10年内全力写一篇关于藤壶的论文，他在文中暗示藤壶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但没有直截了当地这么说。在这一时期，英国学术思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讨论进化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达尔文仍不打算发表他的论文。谁也不知道达尔文几时才会判定发表论文的时机已经成熟，但1858年6月18日他改变了主意。那天他收到A．R．华莱士寄来的一篇论文，华莱士是一位博物学家，在马来群岛工作，他在文中将达尔文搞了20年的理论精确地总结出来。看来他毕生工作的成果要被别人占了先，达尔文也感沮丧，但他的朋友和知己赖尔、胡克和T．H．赫胥黎帮他解决了难题，他们安排伦敦的林奈学会于1858年7月1日举行学术报告会，会上同时宣读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论文。

      两年前达尔文已开始写一份篇幅很大的手稿，这时他开始写一篇“摘要”。这篇摘要《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种类的保存》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该书第一版一上市即售罄，到1872年该书已再版6次。达尔文的理论迅速为大多数科学界人士所接受。除他的老同事A．塞奇威克那样的坚持旧观点的人和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生物学家R．欧文那样的人外，主要的反对来自牧师。他们认识到进化论与《创世记》的字面解释不一致。保守的基督徒感到自然界(或生物界)按照物理世界一样的规律行事这种观念对他们是一个威胁。达尔文的世界中没有为神灵的干预留下一席之地，人类也未被置于较其他动物优越的地位之上。达尔文将人类连同自然界其他事物一起，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而不是按神灵的律令单独分开。

      《物种起源》出版后达尔文继续写作，而他的友人，尤其是赫胥黎在公众面前捍卫这个理论。1860年6月，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赫胥黎与得过R．欧文指点的牛津主教S．威尔伯福斯辩论。威尔伯福斯神气十足地问赫胥黎究竟他的父系还是母系是猿猴的后裔。赫胥黎回答说他并不因为自己的祖先是猿猴而感到羞耻，但如果祖先是用辩才为谬误服务的人他却会感到羞耻。赫胥黎和胡克在牛津辩论中灭了威尔伯福斯的威风，继续宣扬进化论学说。

      达尔文在以后的三本书里把他的理论作了全面的解释，这三本书是《物种起源》的续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一书中，达尔文提出他的泛生假说(试图用以解释可遗传的性状是如何获得的，但这个假说无充分理论，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发展之后，这问题才得到解释)。

      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一书中，达尔文直接谈到人类进化这个有争论的问题，在《物种起源》中他只是涉及了一下，而在本书中他对此加以详述。他将进化的范围扩大了，不仅包括躯体的性状还包括心理和精神方面的性状，他强调人不仅在躯体结构方面与大型猿类相似，在心理方面亦与之相似。他预言：“这样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那时如果熟悉人和其他动物结构的比较以及人和其他动物的发育的博物学家竟然还相信人类和其他动物都是各不相干的创造行动的结果，这就令人奇怪了。”

      该书后半部详述了性选择理论。达尔文观察到在某些种中雄体与其他雄体争斗以接近雌体；但在另一些物种中，如孔雀，就存在另一种社会系统，即雌体按照力量或美观等性质来选择雄体。20世纪的生物学家将性选择理论扩展，认为雌体会选择能对后代的生存作出贡献的雄体，亦即能使下一代更有竞争力的性状借雌性选择得以保存。虽然当时大部分科学家拒绝接受达尔文关于雌性选择的理论，但他终生顽强地捍卫自己的观点。虽然今天这理论也未被普遍接受，但在进化论生物学家中有许多拥护者。

      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最后一部续篇是《人类和动物的表情》(1872)，他试图借此扫清假定存在于人与非人动物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只有人才能表露痛苦、焦虑、悲伤、绝望、欢乐、爱、忠心、恨、愤怒等感情这种认识。达尔文将对人类面肌和发声的研究与相应的感情状态联系起来，并认为非人动物若表现出相同的面部动作和声音则也表示相似的感情状态。本书为行为学、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中的传播理论奠定了基础。

      风云人物　达尔文过着一种独立的科学家的生活，单独在家里工作，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仅极少数人有幸得以过这种生活。R．达尔文赠予的金钱使查尔斯不必寻找职业。他航行归来之后便很清楚自己永不可能像他的老师亨斯洛一样担任牧师。他也不想像他的哥哥、上流社会人物伊拉兹马斯一样过独身生活。权衡了婚姻的利弊之后，他向表妹埃玛•韦奇伍德求婚，他们于1839年1月29日结婚。埃玛带来了财富和挚爱，又善于持家，这使达尔文得以在以后的40年中平安地工作。新婚之后，达尔文夫妇迁到伦敦高尔街的一所房子居住，但他的健康状况在几年之内日渐恶化，他们不得不迁往乡间。1842年他们迁到肯特郡道恩的唐别墅，该地距伦敦仅16英里，但进城却不很方便。

      查尔斯与埃玛生过10个孩子，两个在婴儿时期即已夭折，第3个(安妮)10岁时死去。存活的5个儿子离家上学。乔治、弗朗西斯和霍勒斯成为杰出的科学家，伦纳德是皇家部队的少校，也是工程师和优生学家。威廉•伊拉兹马斯和他的姐妹们一样默默无闻。两个女儿留在家里陪伴母亲并待嫁。亨利埃塔后来出嫁，而伊丽莎白一直在唐别墅独居。达尔文钟爱妻女，但把她们当小孩子一样看待，碗橱和其他存储处的钥匙都锁在抽屉里，达尔文拿着抽屉的钥匙，埃玛每次要开抽屉都得向他要钥匙。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写道，多数动物种类的雌雄两性幼时都像成年雌性，他认为其理由在于雄性在进化上较雌性先进。他对妇女的态度带着他这种科学观点的色彩。他写道：“雌性不如雄性那么热切，却是娴静的，”雌性参与挑选配偶时，所挑选的“不是最具吸引力的雄性个体，却是最不讨人厌的个体。”

      他在医学院的所见使他同情流行的反活体解剖运动，但他在1876年6月23日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告诫妇女不要卷入这种运动，他写道：“女人们因为心肠软，又非常无知，会成为活体实验最激烈的反对者，但我希望当她们知道使用麻醉药后进行的这类实验已经挽救了并且将来还会继续挽救成千上万妇女的生命，使她们脱离缠绵的疾病和可怕的死神后，会停止这种反对态度。”所有残忍的表现都令他反感，他强烈反对奴隶制。

      达尔文珍视他在英国社会中不受干扰的地位，害怕疏远那些他知道会对他的理论感到不快的人。他一开始从事研究便从伦敦的科学界受益匪浅，这些人帮助他鉴定从“比格尔号”带来的标本，与亨斯洛、胡克、赖尔和赫胥黎就学术问题交换意见，也给他很多启发。他是保守的英国社会的受益者，害怕受到排斥，这也是他迟迟不发表其理论的原因之一。他也害怕(他知道会这样的)他的想法会伤害他的挚友亨斯洛，尤其是埃玛，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他们来说他的理论是异端邪说。

      他很清楚，公布自己的理论对于与自己关系如此密切的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于是在他的科学与这种认识之间的冲突便表现为躯体上的痛苦，这个一度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博物学家在40岁前便是一个半残疾人。对达尔文所患的疾病，人们作过各种各样的推测。1837年他开始写第一本关于演变的笔记时，某些症状──痛苦的胀气、呕吐、失眠和心悸便大量出现。虽然他在南美接触过多种昆虫，可能感染了查加斯氏病或某些其他热带病，但以他的学术活动为背景仔细分析症状的发作，便可以发现这些症状可能是精神性的。在以后的几十年内达尔文的疾病时轻时重。但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不再思考进化论问题而致力于植物学研究时，他的健康状况是剑桥时代以来最好的。

      达尔文把他在唐别墅的家变成一个实验室，他在这里的花园中做实验并观察当地的动物区系。猫和狗成了他家庭的一部分，1839～1856年间这个家庭中一直有学龄以下的儿童。达尔文过的也不是隐居的生活，他常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科学会议；1842～1881年间他离家的时间约达2000日。他是57个重要的外国学会的成员，在道恩也是一位重要人物、公谊会教友俱乐部的司库和治安法官。他送孩子们参加村里的舞会，即使他是宗教怀疑论者，他还是参加作为村中生活一部分的教堂活动。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逝世于唐别墅。数小时内噩耗传到伦敦，议会决议将他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时，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已被普遍接受。以后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他的思想作了修改，但他的工作仍是现代进化论的核心。

      （选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6年版，有删节）

       

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