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诗史上，以夫妻生活为题的诗歌，虽不是创作的主流，但数量也是不少的。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诗经》，《诗经》中描写夫妇之情的作品。有我们所熟悉《周南•卷耳》、《王风•君子于役》等都表现了家中妻子对远游丈夫的思念和关心,她们的形象可以说是思妇、闺中怨妇的雏形。还有一种与思妇、闺怨主题近似的是弃妇诗,如《卫风•氓》,虽写弃妇之怨,那种又爱又恨的心理被刻画得细致入微，那个被抛弃的妻子形象在读者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经》开创了这个写妻子形象的先河之后，随后的诗歌创作中，思妇、闺怨诗成了诗中常见的类型。在汉代，很多士人为追名逐利,抛妻别子,远离家乡,情之所至,自然产生出不少怀念家中亲人的诗作。但我们会有疑问，古代就真的那么多的弃妇？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屈原开创了以美人比君子的传统后,在表达思妇闺怨之中其实暗含寄托,这样一来,此类主题的诗作就有了新的内涵,尤其是后来越来越多的闺怨诗由男性作家写作,比喻君臣关系,与真正的思妇、游子关系已完全不同,其中的感情也不再是夫妇之情。这些时期各诗人笔下的妻子形象，有的是纯粹表现思念情感的，有的则是借此抒发自己的家国之志，着眼点还是个人。但杜甫写妻子，不仅是个人关注，而且是推己及人。

      诗人的一生都在为国家而忧，为人民而忧，他几乎把一生的精力都投注在爱国事业上，无论他身在何方，身处何地，心里总是想着如何为国家作贡献，如何为人民谋福利，一饭不忘家国情。从小他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以“仁爱”为中心，但在看透了官场黑暗，在亲身感受了黎民百姓的穷困苦难之后，这种“仁爱”从孔子时的有等级的“爱”升华到一种推己及人的“爱”，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总是从自身出发，进而想到家人，亲人，最后停驻在天下苍生的面前。他写妻子，不仅仅是思念他所爱的妻子，更让我们感动的是，他思念妻子之后，那种为天下与妻子一样在饥饿、寒冷中受苦的百姓的思念。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巳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诗人的老婆和孩子寄居在奉先，无依无傍，漫天风雪，把一家人隔在两个地方。受冻挨饿的穷生活，一进门就听见哭声酸楚，他那小儿子，已活活饿死！他内心里多么惭愧做爸爸的人，竟然没本事养活孩子！但他没有沉溺于对妻儿的思念、关爱和愧疚中，反而想到：我好歹是个官儿，享有特权：既不服兵役，又没有交租纳税的负担。还免不了这样悲惨的遭遇，那平民百姓的日子啊，就更加辛酸。想想失去土地的农民，已经是倾家荡产，又想想远守边防的士兵，还不是缺吃少穿。忧民忧国的情绪啊，千重万叠，高过终南，浩茫无际，又怎能收敛！他对妻子的感情，真切，毋庸置疑，但他没有局限于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推己及人，因为他知道，与妻子处于同种环境下的人不计其数。这时的妻子形象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穷苦百姓的形象。

      2.3 作为妻子形象入诗，杨氏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而且充满了诗人的深情

      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作诗往往注重抒发自己的家国之志，济世之情，同时儒家教义对妇女的轻视，他们也不愿意把夫妻生活写进诗中，以“赠内”为题的诗在《文选》也没有出现过。另外，中国古代婚姻的主要内容不是男女情爱，而是家族的延展，妻子的作用大多是传宗接代，繁衍子孙。他们的婚姻中没有恩爱之情，只有契约责任，那也就不足以激起诗人对夫妻情爱的描写与表露。还有“中国古代诗人在表达感情方面大多是“畸型”的,男人之间可以倾诉思念、倾慕、友情,男人对女人的爱慕通常只限于妓女,而对于家庭尤其是妻子,绝大多数是只字不提,仿佛他们终身未娶似的”[3]。在诗中，诗人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厚意，自觉地把妻子作为自己的倾诉对象。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岑参有四首诗提到了他的妻子：“一身无所求。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身难可料。归家还自笑。妻子嫌不调。”（《衙君卜守边》）“男儿何必恋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送费子归武昌》）“错料一生事，磋碗今日头。纵横皆失计，妻子也堪羞。”(《题镜州西楼》)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妻子仅仅是被一笔带过，而且在这四首诗中，看不到一点儿夫妻间的爱与温情，有的只是把妻子当作生活负担的无奈情绪。诗人高适亦有数首提及妻子的诗，如：“妻子在远道，弟兄无一人。”（《哭单父梁九李府》）“妇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封丘作》）“到家但见妻与子，赖得饮君春酒数十杯，不然令我愁欲死。”（《同河南李少严毕员外宅夜饮时洛阳告捷遂作春酒歌》）所引的第三首诗中，“但见”二字说明高适由于自己心情不好，对妻子也十分厌烦，并表示若不是到友人处开怀畅饮，就只有愁死一途。这已经不是频率高低的问题了，而是对待妻子态度问题了。反观杜甫，虽然几乎终其一生都穷困潦倒，但是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找不到一首厌倦妻子和家庭，将妻子当作累赘的诗。在28首提到妻子的作品中，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到杜甫对发妻的深情。

      3. 妻子形象出现的原因

      3.1 杨氏的可贵品质使之然

      前面已经说到，古代诗人不屑于对妻子表达情感，不屑于把夫妻生活写入诗中，但杜甫并没有，反而多次在我们面前展示她的妻子形象，坦诚他对妻子的感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杨氏具有可贵的品质。她是一个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女性。对于孩子来说，她是一个良母，在小孩子懂事之时，看到的多是母亲的身影，下田耕作，洗衣做饭，照顾病孩，“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 “女病妻忧归意急,秋花锦石谁能数。”（《发阆中》）。对丈夫来说，她更是一个贤妻，他多出门在外，家里的生计就全靠她一个人担当，宁愿自己捱苦，受冻，为的是让丈夫无后顾之忧；不仅如此，在精神上，她给予丈夫无尽的支持，无数次夜阑秉烛，倾听丈夫心中的苦闷，“回首共悲叹。”《百忧集行》诗中所云: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丈夫不能给她富足的生活，她知道丈夫也是百忧交集，体谅他,颜色和顺,不再气上加气,愁里加愁。如此善解人意，又怎能不让人心生爱怜；杨氏也并不是一个闷骚罐，她通文墨棋画，兴趣广泛，又有情趣，“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近艇》）。这样的杨氏成为了诗人在孤独求仕的航程上一个温暖的港湾，所以妻子的形象总是不时地呈现在诗人眼前，而且妻子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也总是显得美好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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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杜甫高贵的品质使之然

      杜甫生在一个有着悠久儒学传统的家庭，并且他的一生也只在儒家之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所谓的“仁”，关键在于“爱人”，在于有“恻隐之心”。正是这种精神，使诗人深深地爱自己的妻子，真诚相待，并坦然在诗中表现出来，对妻子受苦，为自己作出的牺牲，他会由衷地愧疚和感激；在分离的时候，他会深深的思念妻子。杜甫是一个贯彻“仁爱之心”的儒者典范。

      前面也说到杜甫在一夫多妻盛行的时代，终生只娶了杨氏，并且三十年来非常恩爱，可见他对爱情是专一的，他的专一还可以从他对妓女的态度中表现出来。杜甫为仕途也曾与许多官员，贵人应酬，与歌舞妓乐接触是不可避免，但可贵的是，他并不对这种生活感兴趣，而且对乐于此道，流连忘返的人还进行善意的规劝:“请公临深莫相违，回船罢酒上马归。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露沾人衣。”(《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陪李梓州泛江二首》之一)杜甫与妓女保持距离，绝不是因为他为人情感淡漠，或故作正义，相反，杜甫是一个感情非常热烈而深挚的人，他对妻子专注而持久的爱情，是一种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情感方式。

      杜甫从成家到离世，生命之路越走越艰难，对于默默支撑这个家，抚育儿女，无怨无悔地支持自己的妻子，他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与肯定。但如果只对于妻子是这样，也不足以说他有可贵的品质，他对于其他在苦难中的女性，也同样地尊重与关注。在《石壕吏》、《新婚别》中，老妪、新娘都是普通劳动妇女，她们的自我风奉献精神和深明大义，使诗人肯定和赞扬；对《兵车行》、《负薪行》、《哀江行》中妇女们的不幸遭遇，诗人也为她们鸣不平。这一切在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4． 妻子形象的意义

      杜甫写妻子，舍弃过多的容貌、形体、语言描写，转而从日常生活的一个具体细节，一帧生活小照，通过自然、平白的语言，显现其精神、品质。使得妻子的形象在我们眼里是真实的，感受特别的亲切。正如梁启超先生所云:“真事愈写得详,真情愈发得透。”[4]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近艇》）一个“老”字，道出了妻子的年华，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在相伴多年之后的深厚感情以及他们在难得的悠闲日子的欢喜；画纸对弈、泛舟湖上，一个有情趣、有才识的妻子形象立刻浮现；“老妻忧坐痹”（《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妻子对诗人身体状况的担忧不言而喻。这也拓宽了诗歌的写作题材。

      杜甫笔下的妻子形象饱含了“深厚的情感和尊重的态度”[5]，他虽然没有对妻子作工笔细密的形象刻画，也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愁、思、誓，但正是这种描写上的空白，充分显示出他对妻子的尊重，正是这种不表白，显示着他与妻子之间的深厚感情基础，只要我们稍加咀嚼就可感到，他的笔下，充斥着浓浓的挚爱，他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尊重，他们的夫妻之情自然，亲切，真挚无比。

      杜甫笔下的妻子形象有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长久以来，女子在诗歌中出现，并不是按照她们本来的面目描画的，而多是在男权话语的支配下，作为他们表达情感的一种工具，以屈原为代表的作家，就大量将女性作为比兴的喻体或自我象征来表达其政治失意之感，要不把她们写得艳丽多情，要不把她们写成只会整天流泪哀怨的可怜人，但杜甫不同，在他的诗中，女性不再是抽象的比喻和象征，而是有血有肉，是真实人生中的真实人物，她有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她真实经历过的生活中展示着自己的形象。

      杜甫把妻子形象作为一个抨击黑暗社会的武器。杜甫的诗不是在和平富庶的年代里写作的,也不是在诗人仕途腾达、衣食无忧的境况中挥就的,而是在国事飘摇、战乱频仍、人人苟活的极端非人性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的。面对自然和人为带来的多重灾难,诗人不掩饰,不颓废,依然将心中的情和爱款款写出。为的就是用这样的夫妻间纯真的爱去对抗这个冷酷的社会，并把家庭的温暖和欢乐作为支撑在黑暗现实走下去的力量。这时这个包含温暖和爱的妻子形象就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

      杨氏这个妻子形象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准与精神文明程度并不是同步发展提高的。在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下,即使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父子之爱,兄弟之情,也要放在金钱的天平上反复权衡。最典型的莫过于夫妻情意。对于夫妻之间的问题，我们不好说谁对谁错，只是知道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位置上的工作。杜甫之所以终生只爱杨氏一个，因为在他心目中，杨氏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知己。在婚姻中，在埋怨对方的时候，作为女性也先要想想，自己的妻子角色是否扮演到位了。我想，在这里，杨氏这个妻子形象是一个很好的模范。

      4、结语

      综合研究杜甫有关于妻子的诗作，我们可以大致地了解到杨氏的整体形象，通过对形象的分析，我们不但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杜甫，也了解了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在和文学史上一部分的夫妻诗的比较阅读中，我们也明确了杜甫笔下妻子形象的意义，值得我们更深入地去研究。

      李舒凡惠州学院 中文系2004级本科3班（指导教师：杨金文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