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原名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眉山三苏之大苏。出身于寒门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生平与思想 嘉□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舒□、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文学成就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满勃郁而现于外"（《南行前集叙》）。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规绳"（《送水丘秀才序》）,更不应"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苏轼在早年即感受到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发出过"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许州西湖》）的感慨。后来辗转播迁,目睹人民困苦,写了不少"悲歌为黎元"的诗篇。如在凤翔时写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描写朝廷摊派苛重徭役，给百姓造成的负担。通判杭州时的《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对百姓为糊口奔走贩盐而身陷囹圄，表示深切的同情。在黄州写的《五禽言》、《鱼蛮子》，借渡河农夫和渔民的一家，控诉了地租剥削的残酷性。这些诗篇都写得情真言挚、朴实无华，有的还以具体描述，留下了人民悲惨遭遇的真切剪影。苏轼的政治讽刺诗，如《李氏园》、《荔枝叹》,都能通过具体事件的描绘,揭露封建统治者为满足个人贪欲享受而不顾百姓死活的罪行。有些政治讽刺诗，其真城同情人民的思想同不满新法的情绪错综交织，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其中虽然难免有夸大新法缺点之处,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写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开发煤矿、创造工具、利用水力，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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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苏轼一生足迹所至,饱览奇景伟观,创作了大量写景诗。嘉□中由三峡出川时，作有《江上看山》、《巫山》、《入峡》等诗，描写蜀中的奇绝风光，可说是青年诗人的才华初露。苏轼两度任职杭州，"天教看尽浙西山"（《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写下了《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使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在苏诗中留下了动人的形象。他在密州、彭城、胶东所写的《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晚年远放惠州、儋州，更以浓厚的兴致，再现了岭外风光。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如《新城道中》、《白塔铺歇马》、《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等诗，都写得生机盎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苏轼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如《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和陶归园田居》、《和陶赴假江陵夜行》等，更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

　　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或表明超脱事物才能看清事物的全貌，或暗喻满意的成果有赖于主客观的统一，或指明大自然的变化并非由于神灵的主宰。这类诗都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在唐诗中比较少见，可以说是苏轼的独创。苏轼性格开朗，他描摹大自然的笔墨，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如《东坡》、《慈湖夹阻风》，暗示人们不要贪恋捷径坦途，人生难免碰上岩逆风。《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融情入景，借景写情，显现作者履险如夷、破忧为喜的开阔襟怀，表明诗人在逆境中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和自信。

　　此外，苏轼对绘画书法均有很高的造诣，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这类诗歌品题了别人作品的成就和特色，寄寓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见解，在苏诗中也是颇有特色的。

　　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堪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瓯北诗话》)。如《泛颍》写临流照影，波闪影动，情态活现；《韩马十四匹》写画中群马，各具神态，巧夺画工；写春夏景物："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横道清泉知我渴"(《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写物传神，颇饶情韵。 　　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如《郭祥正家醉画竹石》："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借助想象把创作冲动形象化；《登州海市》："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面对碧海想象到群仙的出没，都是驰骋幻想的名篇。苏轼善于以新颖的比喻刻画事物，如以"西子"比西湖，以"紫金蛇"比闪电,以"赴壑蛇"比年光易尽,以"飞鸿踏雪泥"比人的行踪无定，以"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等一系列形象比徐州百步洪的急湍，都是有名的例子。 　　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如《王维吴道子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戏子由》、《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等诗，或论画，或议政，或写怀，文思如潮翻泉涌,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格调的流畅。但议论化对诗的形象性和韵律美则不无影响。又由于应酬赓和，某些和韵诗近于文字游戏；矜才炫学，某些作品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这些都影响了他的创作成就。 　　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驭自如，但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浩大，变化不测"（《诗人玉屑》卷十七引《吕氏童蒙训》），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如《送李公恕赴阙》、《法惠寺横翠阁》、《送沈逵赴广南》、《雪浪石》等，都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如《寒食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等，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初到黄州》、《汲江煎茶》等，都是气韵天成的佳篇。其格调流丽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 ，而更为奇警。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传诵颇广的名篇。

　　在北宋词坛上，苏轼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来看，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前人有"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之评(《艺概》)。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如〔沁园春〕"孤馆灯青"写青年时代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写贬谪后孤高自赏,不肯随人俯仰的情绪;〔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这些词作都是很有个性特色的。苏轼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为读者提供了一组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农村风俗画。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庵手批东坡词》）；〔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格力挺拔，语句遒劲。元□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琴诗》，□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前人批评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其实苏轼把写诗的笔力句法等带进词作，正可以扩大词体的表现力。 　　苏词具有鲜明的理想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作者幻想乘风登月，又不甘心天阙的清寂；〔念奴娇〕"凭高眺远"，写诗人"翻然归去"，飞上"玉宇琼楼"的"水晶宫"；〔满庭芳〕"归去来兮"，融合天孙织锦、王质遇仙的神话,虚构了自己银河滩头巧遇织女的故事,反映了作者处境坎坷、欲远离政治风波的念头。这类篇章在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弃疾的某些清旷奇逸之作。《左庵词话》说："此老不特兴会高骞，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正是指这类作品而言。

　　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对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有所改变。前人多指责苏词"不谐音律","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墨客挥犀》），然而当时歌手袁□曾唱〔水调歌头〕中秋词，宋代词评家赞赏〔水龙吟〕咏杨花"声韵谐婉"（《曲洧旧闻》）、"全章妥溜"（《词源》），都说明东坡词并不忽视音律。不过，苏轼更重视词的文学生命，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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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词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丽词外；另一些作品，或清旷奇逸，或清新隽秀，或婉媚缠绵，都各具风韵。如〔江城子〕悼念亡妻，一往情深;〔水龙吟〕咏唱杨花,幽怨缠绵；〔蝶恋花〕写佳人的欢笑搅动了墙外行人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正如《皱水轩词筌》评《浣溪沙·春闺词》所说："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透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内外矛盾，针砭时弊，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政见；《留侯论》一扫黄石公授书的神秘色彩，论证秦末隐士有意启迪张良促其执行正确的策略，见解新颖，不落窠臼。这些论文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

　　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方山子传》、《书刘庭式事》，能借助于生活片断和有代表性的细节显示人物性格。《潮州韩文公庙碑》有叙有议，结合韩愈一生遭遇，评述了他对文学儒学的贡献,写得议论风生,气势充沛。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韩魏公醉白堂记》，或表达关心稼穑、与民同乐的思想，或体现游于物外、无往不乐的襟怀，或赞扬严于律己、廉于取名的风节,都善于借事寓理寄情,且文意翻澜,发人深思。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写夜泊绝壁奇境，情调森冷，耸人毛发；前后《赤壁赋》，一写清风朗月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的冬景,描绘逼真,境界若画。这些游记也不单纯留连风月,而总是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影响。

　　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苏轼广于交游，笃于友谊，"简易□达，表里洞然",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答秦太虚书》、《答参寥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文与可□□谷偃竹记》、《书蒲永升画后》等，都紧紧扣住文艺创作的特征，阐发了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

　　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宋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收有16则，明刊《东坡七集》收有13则，都是史论。其论封建，称"柳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论平王指出其"避寇而迁都"的失策，均很有见地，然其论商鞅等条，借评史攻击变法，则不免有所偏蔽。《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寥寥数十字,烘托出月夜的明净和心境的悠闲，《记游松风亭》通过随地歇脚的细节，写出无往而不适的放达襟怀。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东坡喜爱仇池,诗中多处提到，故以"仇池"名之。其所收条目，部分亦见于《东坡志林》。

　　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培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书画及学术著作 苏轼才华横溢,诗词文赋而外,对书画也很擅长。他于书法遍览晋唐诸家，转益多师，自成一家,长于行书、楷书,笔法肉丰骨劲,跌宕自然,同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传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他自称"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次韵子由论书》）,在诗文题跋中,有不少谈书法的文字。苏轼论画卓有所见，主张"神似"、"传神"，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在画史上很有影响。他善画竹石，学文同而又自具风格，故有"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次韵子由题憩寂图后》）之句。苏轼画真迹，见于文献记载者不及十帧，传世更少，今仅存《古木怪石图》等。

　　苏轼在学术上的著作有《易传》、《书传》等。《东坡易传》是续苏洵未成之作。苏轼论《易》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四库全书总目》）。《东坡书传》对前人之说有纠误，也有立新，被称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四库全书总目》），颇受朱熹称赞。

　 　　

苏轼，至少有四次到过湖州。第一次在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冬，他任杭州通守，受江南转运司差遣，为湖州知州孙觉相度湖州至松江（今吴江松陵镇）的堤堰。第二次在熙宁七年（1074）九月离杭州到密州任知州时路过湖州，曾与当时的湖州知州李常，诗人张先等六人聚宴，张有《六客词》记叙了这次雅会。第三次是元丰二年（1079，坡公四十三岁）五月，他从徐州调来湖州任太守，官职全衔是“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湖州军州事”。到任仅三个月，七月底就因“乌台诗案”被御史台派人逮捕进京。十二年后，哲宗元礻右 六年（1091），坡公由杭州知州升迁吏部尚书翰林学士，进京途中奉旨视察湖州、苏州水灾，与曹子方、刘景文等文人在湖州欢聚，东坡自己有《定风波，后六客词》记载了这件事。 东坡在湖州留下七十多首诗词，还有许多重要文章也在湖州写成。历代湖州人民无限崇敬和缅怀苏东坡，保存了他不少遗迹。“乌台诗案”发生后，杭州湖州的百姓都自动为他“作解厄道场累月”，祈求逢凶化吉。坡公在狱中听说，十分感慨，嗟叹“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可见苏太守与湖州人民之间的感情非常深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