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锐

        为了读者，也为了使我的分析不致受到干扰，下面所举出的三个人先略去他们的名字。又为了使得大家对他们有所了解，我先把这三位先生的言行做一个最简要的介绍：第一位，哲学家，男，生于1889年9月26日，死于1976年5月26日。对于一位哲学家最应该但也是最难于介绍的就是他的哲学。为了不至于陷入笔者的信口胡说，我还是把哲学家的原话摘录如下：人却是被存在本身“抛”入在存在之真理中的，从而如此这般地生存的人看护存在之真理，以便存在者在存在之光中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显现出来。至于存在者是否显现以及如何显现，上帝和诸神，历史和自然是否进入存在之澄明以及如何进入存在之澄明中，是否在场与不在场，都不是人所决定的。存在者的到来是基于存在之命运。但就人来说，仍然有这么个问题，即他是否获得相应于存在之命运的他的本质的得体的东西；因为人作为生存着的人须得按照存在之命运看护存在之真理。人是存在的看护者。（见《说不可说之神秘》，孙周兴著，第163页）

        好，只这一段话已经够我们云里雾里地琢磨一辈子了。必须声明的是，这几句话绝不能代表哲学家的全部哲学，这不过是在通过一滴水想象一下大海。为了让我们这些不懂哲学的普通人，对这位哲学家的地位有一个大家都可以明白的了解，我再引述几句另外的评论：“他是当代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本体论学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第629页）“对我来说，XX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家。……阅读XX决定了我全部哲学的发展道路。”（福柯，见《权力的眼睛》

      ，严锋译，第116页）“另一方面是同样复合多样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不断引起争论、谜一般的、仍须不断被阅读的XX的思想。……困难的严重性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就是XX的‘思想’动摇了哲学和人文科学的根基。”（德里达，见《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何佩群译，第136、138页）为了更明确他说明这位哲学家的地位和业绩，我们不妨引用他也是哲学家的情人的赞语——“思想帝国的无冕王”。这位哲学家到了晚年风采依然，我再把一个现场目击者的描述做一下转录：

      “……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不是他的渊博学识，或深奥思想，而是他作为一个教授的个人风格。他是一个极其严格的导师，不能容忍哲学研究上的任何无知、浅薄、怠惰或谬误。他对此深恶痛绝、毫不留情，几乎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我记得在一次讨论会，XX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因为他对手里挥舞着的一篇教授论文极不满意，认为它简直与哲学研究毫无共同之处！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至少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把那篇论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批驳得体无完肤。所有坐在XX周围的人：那些未来的博士和教授们，再加上我，都噤若寒蝉。那是一种末日审判的景象：XX仿佛用一双无形的手，把那篇有罪的论文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我们既不敢正视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敢旁顾惊恐不己的论文作者，只觉得那些亵渎过神明的纸片仿佛不断地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那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意念：‘谢天谢地，幸亏我不是他！如果我是他，又该怎么办？……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没有听。我相信，除了XX和那位可怜的、想当教授的博士之外，这就是那次讨论会上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见《读书》1996年第9期153页，作者，萧瑟）

         第二位，散文家，男，生于1885年，死于1968年。这位散文家的前面是可以加一个大字的，为了证明这一个字加得绝无夸大之嫌，我来摘引他的一篇日记，此日记写于庚子年3月16日，庚子年是1900年，那一年他十五岁。晨坐船出东郭门，挽纤行十里，至绕门山，今称东湖，为陶心云先生所创修，堤计长二百丈，皆植千叶桃垂柳及女贞子各树，游人颇多。又三十里至富盛埠，乘兜桥过市行三里许，越岭，约千余级。山中映山红牛郎花甚多，又有蕉藤数株，着花蔚蓝色，状如豆花，结实即刀豆也，可入药。路皆竹林，竹萌之出土者粗干碗口而长仅二三寸，颇为可观。忽闻有声如鸡鸣，阁阁然，山谷皆响，问之轿夫，云系雉鸡叫也。又二里许过一溪，阔数丈，水没及骭［骨干］，舁者乱流而渡，水中圆石颗颗，大如鹅卵，整洁可喜。行一二里至墓所，松柏夹道，颇称闳壮。方祭时，小雨簇赖落衣袂间，幸即晴霁。下山午餐，下午开船。将进城门，忽天色如墨，雷电并作，大雨倾注，至家不息。这个十五岁的少年随手写下的日记具有柳宗元的神韵！可散文家在五十一岁时提起它来颇为漫不经心：“旧事重提，本来没有多大意思，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说明我春游的观念而已。”一个人十五岁时的闲笔就已经如此老成，如此了得，成年以后做了教授做了散文家的文章就不必我再多置一言。当年郑振铎先生曾把他推崇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如果没有了他，“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见《郑振铎文集》第三卷第181页）。

         第三位，诗人，男，生于1956年，死于1993年。诗人是世界上最容易接近的，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他的诗：

      没有目的／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一片天空一瞬间——一崩塌停止了，／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戴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了暗黄的尸布

         好了，已经很多了。篇幅所限，我不能再抄下去。对这位诗人有人评价说他是“令传统黯然失色的崛起的一代诗人最年轻的一位”。我想，对于诗人，有这样一句评价就足够了。其它的，都是多余。这位六岁能诗的神童曾被人看作是“追求童话的诗人”和“拒绝成长的孩子”。在做了一番文抄公之后，我不能不讲出谜底了。我们现在来看看上述诸公的另一种行为和名气：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二次大战期间，当弗赖堡大学校长以辞职来反对纳粹的政策时，海德格尔公然以选举继任校长。他加入了纳粹党，每月按时交纳党费，并且直接参与了对犹太教授的迫害。战后，曾被判处停止任教，禁止公开教学五年。从二次大战结束，一直到海德格尔去世，他对自己参与纳粹的行为从未做过公开的忏悔（见上述引文出处及《读书》杂志1996年第1期康正果先生的《哲人之间的是非和私情》）。从此，这位以深刻思考全人类“存在”的合理性的大哲学家，不得不面对全人类的质问：你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和道德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最伟大最深刻的思想可以和最丑恶最残忍的行为并行不悖，那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有什么坏事可以不做？散文家，周作人，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做了汉奸，在中国人浴血抗战的时刻，他却出任汉奸政府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从此，这位从自信从容的极点而上升到了“平和冲淡，恬静闲适”的散文大家，不得不面对所有普通人的怀疑：难道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大雅士，非得要投敌叛国才能“平和冲淡，恬静闲适”么？诗人，顾城，曾经在农场放过猪，做过搬运工、锯木工、文学编辑。1987年5月应邀出访欧美，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并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和妻子谢烨一起“隐居威赫克岛”（又译为激流岛。有关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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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引文和资料均出自黄黎方编著的《朦胧诗人顾城之死》书）。1993年10月8日，“当代诗人顾城，怀疑婚姻触礁，在奥克兰市威赫克岛自家门口，用斧头砍死了与自己结婚十年的妻子谢烨，然后在门前的树上上吊自杀”。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让读者难以接受的，让朋友难以相信的，让所有的解释都无法自圆其说的，是诗人的杀人，是诗人以如此残忍血腥的手段杀死自己的妻子。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质问：这个世界上如果连诗人都要去杀人，那还有什么人可以不杀人

      ，还有什么人可以不被杀？其实，在顾城杀人之后，他的“自杀”已经不是自杀，只可看作是“畏罪自杀”。所有自杀所可能达到的生命的追问、精神的历炼、情感的尊严，部被杀人之举腐蚀殆尽。尽管有朋友以诗一样的方式把这称作“一次行动艺术”，但也还是觉得“无法让人原谅”。不错，是无法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