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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被尊重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2011年4月20日,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梁思成、林徽因的书籍、图像越来越多地从学术领域进入社会领域甚至流行文化。当我们可以优雅地“消费”梁思成和林徽因时,他们所推崇的思想、文化、价值乃至城市规划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清明之后,来杭州调研教育改革,得览桃红柳绿、春光旖旎的西湖四月天。在花港观鱼,意外地见到林徽因塑像,大概是因为林徽因生于杭州,于是成为一处新的旅游景点。这是梁思成百年之后,不断升温的“梁思成-林徽因热”的小小旁注。梁思成、林徽因的书籍、图像越来越多地从学术领域进入社会领域甚至流行文化,成为小资品位的标志。北京在重建消失多年的永定门之后,又要重建地安门,这似乎都是梁思成屈辱之后在当代光荣回归的说明。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另一个巨大的事实。当我们可以优雅地“消费”梁思成和林徽因时,他们所推崇的思想、文化、价值乃至城市规划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北京在一如既往地大规模的“建设性破坏”之中,只不过花样翻新,最新的招数是打着“中轴线”申遗的旗号,这意味着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拆除大片胡同古巷。梁林在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旧居、著名的“太太的客厅”早已面目全非,经社会人士强力保护而“虎口余生”;最近对南城会馆区的开发,梁启超故居又在劫难逃。如果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梁思成当作如何感想?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梁思成就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切。因此,他沉痛地言说“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的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他不是迂腐的书斋学者,他清醒地意识到在新一轮建设的高潮中,“也许没有力量能阻挡这破坏旧建的狂潮”,却仍以拳拳赤子之心“逆潮流而动”。因为“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

      他遭受了许多误解和诬陷,他明确地宣示追求民族化并非提倡复古,中国古典的“宫殿式”建筑已不合于近代科学及艺术的理想,只不过是期盼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有所作为、有所创造,因为“世界各国在最新法结构原则下造成所谓‘国际式’建筑;但每个国家民族仍有不同的表现。英、美、苏、法、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我们的建筑师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我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桥,华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聪明的应用”。然而,在那个时代,他的一切良苦用心、苦口婆心不仅如痴人说梦,而且成为一道道加害于自己的毒药。

      有一本关于梁思成的书,副标题是“永远的困惑”。晚年梁思成的困惑,或许可以称之为“梁思成之问”:为什么我们从战争的炮火中保护下来的古城,又在和平时期将它亲手毁掉?温和儒雅的他留下了这样悲愤而掷地有声的话: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

      穿越历史和未来的巨大时空,梁思成的目光越来越沉痛和锐利。今天北京和中国的城市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已经很不相同,以GDP为本、以高楼大厦为本、以私车为本的新北京,深陷于四环、五环、六环的自我围困之中,“权力美学”和“拆迁经济学”成为理解城市变迁的关键词。人们被迫接受了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的密集高楼的“石屎森林”,对强拆强迁和高房价的愤怒,压倒了对审美、建筑风格和城市风貌的关注。当人们越来越多地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环境,当弄堂和胡同、石库门和四合院从城市消失殆尽之时,每个人都会感受这样的怀疑和失落: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

      而且,今天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面临着与50年前不同的境遇和全新的挑战。人类社会似乎超越了在千百年的岁月中缓慢生长、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的历史阶段,现实似乎在验证CCTV新楼的设计者、建筑大师库哈斯的预言:亚洲新兴城市在“铲平历史”的超速发展中,被打造成不具备“可识别性”的“广普城市”。而美国的权威智库则预言,由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快速城市化进程,在未来二三十年将出现一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达5000万至6000万的超大城市!正是在当下严峻的生存境遇中,我们更能够认识梁思成的远见忧思和良苦用心:如果我们仍然致力于日新月异地“铲平历史”,那么我们终将一无所有;现代化需要新思想和大智慧,需要新一代知识分子、规划师和建筑师的道德感、使命感和高度的创造性。

      想起去年辞世的梁思成之子、自然之友理事长梁从诫。梁启超、梁思成和梁从诫一家被称为三代失败者。梁从诫晚年与友人有一次深谈,他对中国环境状况的严重恶化深感忧虑,进而怀疑我们成立自然之友十几年的所作所为究竟有何意义?它表达的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悲哀,我称之为“梁从诫之问”。这也是所有不甘平庸、勇于改变现实的战士共同的困惑,如同梁漱溟晚年的提问“这个世界能改变吗?”同样是个难以解析、必须用生命回答的“天问”。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所作所为大抵都是“不识时务”的逆潮流而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筚路蓝缕,传薪传火。他们是殉道者,用自己的生命点燃文明之火,照亮真理之路。

      在十字路口的北京、十字路口的城市,梁思成成为一支不灭的烛光,给我们以慰藉和温暖,提醒我们不要熄灭对于尊重历史和自然、作为文化家园的人性化城市的追求。

      作为北京的恩人,历史会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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