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启阵

      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贡如何才可以称为“士”时，说“士”的第二个层次的标准是“言必信，行必果”。但是，孔子本人对“言必信，行必果”并不十分推崇，孔子把不分是非黑白只管贯彻自己言行的做法归入小人行为的范畴。事实上，孔子本人也的确有出尔反尔的时候。请看例子：

      孔子五十岁那年，鲁国执政季氏的管家公山不狃，觉得没有得到季氏应有的重用，于是借助阳虎的力量发动叛乱。公山不狃占据了费地，作为反抗季氏的基地。公山不狃派了使者去邀请孔子。孔子因为很久没有得到任用，对公山不狃的邀请有点动心。就说：“当年西周文王、武王从丰镐起家，后来做了王。现在费地虽小，莫非也像西周文武王的丰镐？”孔子想去接受公山不狃的邀请。弟子子路知道后，很不高兴，阻止孔子不让去。孔子说：“人家邀请我，难道我是白去的吗？如果他能任用我，我也许能让他变成东边的周王朝呢！”尽管孔子最后还是没有去，但他心思已动，已经违背了他自己“危城不入”的理论。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即孔子五十六岁那年，被任命为大司寇兼宰相。得到任命后，孔子面有喜色。有弟子说：“我听说，君子是祸至不惧，福至不喜的。”孔子回答说：“是有这说法。但不也有‘快乐是由于有机会使下层人活得有尊严’的说法吗？”虽然说，孔子把自己面有喜色的原因说得很堂皇，但毕竟跟他平时所说的君子的标准是相龃龉的。

      孔子师徒周游列国，一次经过蒲国时，蒲国大夫公叔氏占据蒲，发动叛乱。蒲人围住孔子不让离开。孔子一个叫公良孺的弟子，组织了一个有五辆马车的车队跟随在孔子身后。此人头脑聪明，勇敢有力，对孔子说：“我跟随先生，曾在匡地遇到麻烦，现在又在这里遇到问题，这是命运。我跟先生两次遇到困难，我宁愿战死。”说完就勇敢地冲杀起来，蒲人见状，感到害怕。于是对孔子说：“如果你们离开蒲国后不去卫国，就放你们走。”因此，双方停止战斗。一番盟誓之后，放孔子师徒从东门离开。不料，离开蒲国之后，孔子一路奔卫国而去。弟子子贡大惑不解，问孔子：“盟誓可以不算数的吗？”孔子回答道：“被要挟的盟誓，神灵是不听的。”

      晋国掌权者赵简之属下中牟的地方的长官佛肸占据中牟进行叛乱，派人聘请孔子。孔子想去应聘。弟子子路表示不解：“我曾听您说过，‘其人自身不善者，君子不去他的国家任职。’现在佛肸本人以中牟为据点进行叛乱，您想要去应聘，这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道：“我是说过这话。但是，不是也有说‘坚硬啊，怎么磨也不变薄’，‘雪白啊，怎么染也不变黑’的吗？我难道是瓠瓜，能够挂在一个地方不被吃掉吗？”

      孔子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的故事是很多的，不止上述几个。

      我们能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孔子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因为，孔子的出尔反尔、言行不一，不是有着更为重要的道理、依据，便是事出无奈。这些道理、依据、无奈的背后，往往说明，孔子有其思想灵活、能随机应变、富有人性的一面，不同于后世人们印象中的“孔夫子”“老夫子”“孔老夫子”。

      再举两个例子。“三思而行”这个成语，意思是经过思考后再去行动，是个褒义词。但是，《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在听说鲁国大夫季文子（季孙行父）遇事总是三思而后行之后，颇不以为然，他说：“想两遍也就可以了。”《孔子家语》《韩诗外传》《说苑》等记载，曾参（曾子）在瓜地除草时，误锄了瓜秧根部。他父亲曾皙（孔子弟子）大怒，拿大木棒打了他。曾子当时被打倒在地，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慢慢爬起来后，暗自思忖：“刚才我得罪了大人，大人用力教训了我，我能没有受伤吗？”回到自己房里，关上门，边弹琴，边唱歌，想要让他父亲听了他的歌声后，知道他身体健康，并没有受到伤害。孔子听到这事后，告诉弟子们：“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孔子对曾参不满，理由是，在父亲生气的时候，他竟然不逃开，由着父亲殴打。孔子认为，曾参这是陷父亲于不义、使父亲犯罪（伤害君主臣民）的行为，不是孝顺的表现。

      孔子其人其思想，原本往往是鲜活有趣，具有相当灵活性的，但每每被后代的儒家、理学家给僵化了，直至变成不可理喻的说教。

      另外，如今都把孔子当作思想家，许多专家都说，要想了解孔子的思想，要熟读《论语》。其实，我觉得，对待孔子，我们更应该学习孔子本人的做法，评价一个人，不但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孔子固然是思想家，但同时他更是社会政治的活动家，人生理想的实践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