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市一中  邓金平

一 上帝喜欢勇敢的人

“上帝喜欢勇敢的人”，这是房龙《宽容 序言》中先驱者说的一句话。

我们常常羡慕那些受到命运垂青的人，或者说总是为自己的人生的失意感到沮丧，但是我们却很少意识到，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智力、知识比不上对方，甚至可能比对方还要高出许多，我们所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勇气和见识。

见识可以不论，就以勇气来说，我们常常面对新的事情的时候，总是畏手畏脚，不敢主动面对和接受，没有积极地去与之接触沟通，能够避免就尽量逃避，这样不仅自己总是处于被动，而且就是机遇送到了自己的面前，也因为太多顾忌，没有胆量伸出手来抓住。

这样的心理似乎一般的中国人是尤其的突出和严重，中国传统的封闭保守的文化对社会观念、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影响既是无形的，也是深刻的，这也正是中国人的创新的精神、探索的热情和冒险的勇气远不如西方许多国家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中国越来越自我封闭之时，西方那些勇于探索和冒险的国家和民族因为有了上帝的喜爱和眷顾，于是迅速崛起并依次地称霸世界。中国经历了清末战争、民国战争，虽然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而且也正在推进着改革开放，但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改变上、向西方张扬人民个性和独立的学习上，还是远远不够的。当执政者对是否解放民族精神还是畏惧犹豫的时候，作为有良知和抱负的普通民众，就应该从自身做起、从对家人的教育与影响做起，由点点滴水聚成涓涓细流再汇成滔滔大江、汪洋大海。

上帝喜欢勇敢的人，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让自己勇敢自信起来，让自己首先行动起来，否则，不仅会被上帝所鄙视，也会让“他人即地狱”成为现实。

二 何必定要绝望时

“绝望把勇气赋予那些由于恐惧而一向逆来受顺的人们”——《宽容序》

俗语云：“狗急跳墙，兔急咬人。”还有如“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在性命不保之际，总是会由先前的顺从忍让而愤起作绝望的反击的，而结果也常常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居然斗争取得了成功！如贾谊《过秦论》中所说：“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暴虐的统治者常常看似无比强大，不可战胜，实际上早已失去了当初人们的支持，真正变成了他们自己所说的孤家寡人，转眼之间就“樯橹灰飞烟灭”了。就以前苏联来说，有外人眼中，它还不一个可以与美国比肩的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可在人民的怒涛之中，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庞大的帝国就轰然倒塌了。

   由此看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等到自己已经被逼上绝路之时，才敢奋起反抗的。压迫者的本质虽然凶残，但也正因为是他内在的虚弱和胆怯，如果我们无所畏惧，敌人的威胁和欺骗也就没有多少作用了。而且如果每个人都等到生命受到威胁、完全绝望之时才会起来作困兽之斗，敌人如果稍微给你一点施舍，让你能够做一个安稳的奴隶，那我们岂不是都满足于这可怜的食物而感激涕零，于是永世也不想到翻身做一回自己的主人了吗？人类之所以还在不断地向前进步，正是因为人类有不断追求更大范围的权利和自由的渴望，将专制的圈子压缩以扩大自由的空间。也就是人类绝不仅仅只是满足于温饱这一生存权利，还要追求更为广阔的民主平等的权利，让人真正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如果我们对身边的即使是极其微小的对我们的权利的损害也绝对不能容忍，我们何至于每每沦落到任人欺压而忍气吞声的地位呢？

三 只有征服，绝无宽容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发生在现在，但愿将来不再发生。”——《宽容序》

也只能是“但愿”而已，在将来怎么会不再发生呢？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文明，任何一种权威，无论它怎样地标榜自己是多么地开明，多么地先进，多么地与时俱进，也总会有其衰亡的那天；也正因为对自己有太多地标榜和自信或者自期，所以在它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败的时候，就越发变得固执和专横。就像一个一直强壮的人，看起来还比较年轻的人，总是不大愿意接受已经步入衰朽之年，还总觉得自己还和年轻人一样身手敏捷，一听到别人说他开始老了就一脸的不高兴一样，是不会轻易甘心被别人所取代的。也如一个人在即将死去的时候一样，总是本能地要挣扎反抗，不愿放弃已经走到了终点的生命，而不愿承认还要给后来的人腾出生存的空间一样。从中外历代历史来看，事实也证明着没有哪一个政府或者政党是甘愿把手中的权力主动交给另一个政党或者人民的，不过有现代较为文明的社会，用武力的手段来强行维护自己的统治的政党已经很少见了，当然多半也是因不、为不可能了。可是在专制的国家，这样的绝不放手，永不宽容的权力斗争却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对这样的政权，我们除了将其彻底击败征服之外，还能和他们和平商讨，与虎谋皮吗？

只要这个政权还在叫嚣“绝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明白民主自由的进程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四 激进 沮丧 奋进

“只有当所有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在不健全的世界中都达到或接近一种理想比例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发地脱颖而出。”

                                               ——《宽容二 希腊人》

秦国从立国到统一天下，经历了一百多年；从夏商周奴隶制到秦汉时期封建制度的建立，期间也是一千多年；从文艺复兴到资本主义制度在英法的建立也是两三百年。可见要出现一个社会制度的根本转变，至少也是要经历一两百甚至更久的充分积累的。而我们从封建制经历资本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期间不足半世纪，从社会主义制度到共产主义制度，期间只经历了二十几年时间，这样的“大跃进”的结果，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和灾难，到如今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辛亥革命的起点，重新羞涩遮掩地宣讲和费力解决“民族、民权、民生”等最基本的问题。同时，西方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经出现的圈地罪恶、政府的腐败、人心的堕落、民风的颓败，同样几乎毫无二致地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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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是一个丑恶罪孽的社会，也是一个苦难深重的社会。都说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的过渡时期，但这个过渡期绝对不是三十五十年就能够完成的，虽然人心是这样的焦虑和急迫，但操之过急，一蹴而就既不可能，也和跃进时期一样的危险。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因此而理解为无所事事，灰心失望，消极等待，只等待美好的社会“自发地脱颖而出”。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此时对这些对民主自由的社会极为渴望的人们来说就十分的宝贵了，更何况未来并不是“不可”而是大有可为的呢？只是空坐叹息，扼腕议论，这样的人也需要，但绝不可泛滥成灾，这样的人太多，只会让社会遍布悲凉之气而少慷慨赴命之行。

五 中国人为什么不幸福

他们犹如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生命在他们眼里只是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斗，充满了刺激、角斗、赛跑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竞技，而我们现在的人如果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而埋头于日常工作的话，倒也未尝不愿意从事这些活动。

                                                                ——《宽容二 希腊人》

   这些古希腊的青年们的物质享受也并不见得就比我们现在一般家庭的孩子所得到的多，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们的生活总是如此的单调乏味，在沉重的学习和工作压力之下，在更多的物质利益的得失计较中，已经失去了生命中最本质的欢乐。还有，因为现在有了电视，游戏，人们也更多地守候地电脑电视面前，要不就是和一些只知道胡闹的青年一起饮酒作乐。丧失了进取和斗志之心，在与他人的竞争甚至游戏中也总是处于劣势。经常有报道说中国的孩子和日本美国的孩子相比怎样怎样的不足，这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吗？一直都在批评教育的失败，一直在呼唤创造性的人才，可是在这样的奴化教育体制之下，不仅是学生，就是家长，又有多少人能够与之抗衡呢？中国人普遍的感到生活并不幸福，这绝不仅是仅是因为物质的享受上比其他许多国家不中，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使人心都严重失衡，其结果就是人心的迷茫与社会的动荡，人民都为了生存或者永无止境的欲望而不得解脱。

六 社会不能进步之根源

住在奥林匹斯山咫尺之遥的塞萨利人对自己的可敬的邻居奥林匹斯诸神的崇拜，当然要比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的阿索庇人差得多，雅典人自以为得到守护神雅典娜的保护，便可以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无礼，而住在远离通商要道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亚人却坚持更为纯朴的信仰，最使他们恼火的就是以轻浮的态度对待宗教这样严肃的事情。

                                        ——《宽容二 希腊人》

清末统治者都已经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了，可是就有许多的百姓是坚决不答应，就如阿Q一样，对社会的进步有一种本能的抵制。这不能不说是统治者思想教育的胜利，但这种胜利到最后也成了将自己窒息而亡的祸首，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再如现在的中国改革，就是七十多岁的中央领导们也开始呼喊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可是为什么却举步维艰，只见打雷不见下雨呢？绝不仅是因为有那么一些自我利益的维护者和垄断集团的抵制，更关键的还是因为有那人数众多的愚民们象阿Q一样对旧体制的拥护，对新事物新思想的反对。毛泽东去世了，这应该说是中国得以解脱的大好时机，最高领导层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人事安排和斗争，可是下面的人民却还在伟人崇拜中不能自拔。称百姓为“群氓”，虽然有很大的贬低和蔑视的因素，但这也怪不得那些明智之人，我们百姓自己甘愿沦为牛马，不愿主动做人，这又怨得了谁呢？

七 封闭自己，就是扼杀心灵

泰勒斯是个商人，与地中海各个角落的人都有接触，顺便说一句，早期哲学家大都是商人，这也是当时的一大特点。哲学家是“智慧的恋人”。不过他们从不忽视这个事实：生活的秘密寓于生灵之中。他们认为，“为智慧而寻求智慧”的观点，就如同“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吃饭的谬误一样，贻害无穷。

                                              ——《宽容二 希腊人》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为这是毛泽东提出的，而且在文革中将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下放到农村，给中国的知识界造成了难以弥合的伤痛，所以有些人就几乎是本能要产生反感。但是以泰勒斯为例，可以见出融入广大的群众生活之中是多么的必要，只是封闭于寂静的书斋，安坐于高高的象牙塔，其知识的生命力总是很有限的，至少也是与最广大而又最低层的百姓观念产生隔阂甚至冲突，故而很难普及到平民百姓生活之中。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果也能够和不同的群体和睦融洽地相处，能够理解他们的情感和需要，甚至是“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以自己的才学和德行为周边的人们服务，就不仅可以得到人们的敬爱，得到人们的信赖和亲近，而且在与不同的人的交往之中，感受到充满生机的火热的生活，使自己对生命与生活有了一个真切而具体的感悟，从而对自己的学术研究都有无可估量的促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的秘密寓于生灵之中。”源头在哪里？就在于这让有些人鄙视厌恶的生灵之中。不仅那些时代的思想家应该和群众打成一片，就是我们这些一般的老师、职员，想要让自己的平凡的生活有一些生机和光彩，而不是整天地愁眉苦脸，心情沮丧，甚至灰心绝望，也必须能够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增多交流，增强情感。这样才能发现每天都是阳光灿烂，每天都是充满信心。

前些天有新闻说重庆要求大学生毕业前要有四个月的时间下到工厂、农村、军队实际体验生活，具体要求有“六个一”。这虽然不是强制的，但敢于提出“再学工农兵”，确实见出了重庆市有关领导的魄力和远见，如果不仅在重庆，而是在全国大中学校都能够借鉴当年学生上山下乡及西方有些国家的学生必须参加义工的经验，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稳定的制度，这对我国的教育和社会都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只是现在的体制和教育指导思想之下，还只能是纸上谈兵甚至是天方夜谭。可是，我们国家还能这样拖下去多久呢？我们的孩子还能在奴才教育的体制下经受几代的煎熬呢？

八 对不合法政府的宽容

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法则：“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置于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

                                          ——《宽容 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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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我们现在的政府来说，能不能够给我们这些属于“绝大多数”的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呢？衡量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幸福与否，幸福指数是一个大力可以量化的标准，从一些大城市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人的绝大多数似乎并没有感到有太多的幸福。电视剧《蜗居》是正面反映了中国人普遍的生存状态，而《老大的幸福生活》则从反面证明中国人其实并不幸福。至于贪官暴虐，匪徒横行，百姓呼告无门，都只证明了现在的这个社会是一个给人们带来的是更多的痛苦的社会，所以也是一个没有多少价值的社会。

如今评价一个政府是否合法，就看其是否民选，中国至今不能实现民选，不是不知道民选的好处，而是太有自知之明，只要民选，是必败无疑，正所谓“不民选要亡国，民选则要亡党。”为了自己党派利益，于是让人民利益作出最大的牺牲。为什么德谟克利特被置于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就因为他提出了真理，宣传了真理，甚至是践行了真理，这样代表人类进步和良心的知识分子不遭受打击，在这个党派林立、国家纷争的地球，还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中国有个成语叫“物极必反”，还有一个观点是完美就意味着死亡，而缺憾则寓意着进步。能够有如此的理性认识我们这个充满缺憾和罪恶的社会，也许专制和一切的不公正就可以欣然容许也吧，说不定那些将坏事做绝的官员们，也正是这样宽慰自己的呢！

九 为幸福而全力以赴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钻研，向人们宣布说，人是衡量世界万物的尺度；生命犹如昙花一现，因此不要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本来就令人怀疑的神的存在上，全部精力应该用来使生活更美好更愉快。

                                             ——《宽容 希腊人》

以人的什么作为尺度呢？以人的普遍的幸福、自由与否。以此来衡量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发现有太多的不足。这是从外在的政府的好坏和优劣来评价的，从个人内在的价值观来看成呢？许多人活得很苦很累，除了外在的压迫困苦之外，与自己的人生态度、性格特点也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自己的生命确实是短暂而且多苦多难的，生老病死几乎每一阶段总是有这样那样无尽的不顺心的事情纠缠着我们，也就是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如果我们还将宝贵的时间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上耗费，将我们的心情在本来就令人怀疑的虚名伪利上弄得乱七八糟，那一生就真的没有几天是美好幸福的了。

为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幸福，何不让自己的生活简单一些，让自己的欲望减少一些，让自己的烦恼消散一些呢？甚至不仅是“一些”，而是“全部精力”，虽然我们的幸福常常并不是由自己把握。

十 自由的权利不容延宕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他又说：“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宽容 希腊人》

我们现在信仰什么或者不信仰什么，已经没有人来强制命令了，但是我们选择什么信仰，却已经和金钱名利密切勾连起来了。参加了民盟之类的党派，你就会失去很多权利，但加入了共产党，则会给你许多机会，这也正是现在许多大学生们积极争取入党、拼命考公务员的动力之所在。所以表面上没有命令别人，但却从物质利益上引诱他选择什么信仰，表面上没有剥夺别人思考的权力，却通过各种舆论控制别人的思考。而且你思考的自由如果无法控制，但是却可以控制你发表和讨论的自由，所以网络删帖的现象现在是到了肆无忌惮、厚颜无耻的地步。思考的自由剥夺之后，于是就只剩下一个绝对正确的党的对真理的唯一占有了。不过这样的后果，在文革期间已经见得很明显了，而现今一党独大的局面并没有根本反省和改变，那中国的许多重要总是又怎能研究得清楚，我们对过去又怎能给以正确的结论，对现在又怎能得出准确的判断，对未来又怎能作出恰当的预测呢？人人都说中国现在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也正从大国向强国跨跃，，应该要担起一个负责任的强国的使命，可目前实际的状况是政治经济军事还中文化上都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批评、质疑、疏远甚至包围。中国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固然是必须的，可是走自己的路，并不等于顽固保守，刚愎自用。社会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政治问题得不到自由讨论，专制强暴，失去民心，还坚持以为自己这些遭世人诟病的行为，都是合理的、正确的、必要的，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初级阶段，中国百姓素质较低，这不过是为自己的专制私欲寻找藉口。

十一 压抑思想：统治者们的自大与无知

    这件事表明，官方要压抑科学理论的发展实在是徒劳无功。阿那克萨哥拉虽然被迫离开了雅典，但他的思想却遗留给了后世。

　　现在我们回到阿那克萨哥拉的话题。在他受审判以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承蒙恩准，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有所出入的学说。

                     ——《宽容二 希腊人》

    科学理论、进步思想，曾经有许多遭到压迫，比较有名的要算布鲁诺了，可是最后还是布鲁诺取得了胜利，宗教裁判所的野蛮遭到了后世的抛弃。可是就是现在，也还有对异己的思想和人物的没有休止的打压。我们现在还有许多种禁书，也有许多个因为政见不同而入狱或者流亡的人士。近来最著名的大约要算刚刚获得诺奖的刘晓波了。在网上对其人其事有专门的介绍，不过全是揭露批判他如何地自私自利，参考价值不是太大。不过这样的文章需要一般应该从反面来读，，如果他真的完全是一个无耻小人，政府也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他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十几年了。不过他的影响似乎远不能和南非的曼德拉或者缅甸的昂山素季，因为平常的中国人知道这个名字的还是极少极少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现在中国的一些鼓吹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们与平民百姓脱离是很严重的，自说自话，民众不理解，不支持，很多呐喊就只会消亡于无边的寂寥之中。

    不过也如鲁迅所说：“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既然人类文明一直都在前进，也证明了统治者对进步思想的压抑，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那么从统治者长远角度来看，为了避免在历史上留下恶名，最好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宽容一些为好。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中敬业的秘密警察戈德·维斯勒之所为没有向上司告发进步作家乔治·德莱曼，关键的一点不也是害怕自己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还有，现在的老师们都要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所以在课堂上是不能有所谓的不当言论的。不说“范跑跑”，袁腾飞，就是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教授因为上课批评政府，居然也被两个女学生告发一事，中国的言论多么地不自由也就可见一斑了。但这样的悲哀，将来的人们是否会当作黑色幽默来看待呢？

十二 重庆当选中国最幸福城市的感想

    德谟克利特是具有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一条法则：“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置于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

                             ——《二 希腊人》

    现在不少有闲和好事的中国人都喜欢评选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我想在多数农村才刚刚解决温饱，甚至不少还在贫困线以下挣扎的时候，就闹哄哄地评选最幸福的城市，似乎有对一直被排挤在城市之外的百姓疾苦视而不见、漠然置之之嫌。而且每每评出最幸福的城市之后，也总是遭到不少学者的嘲讽和当地民众的一致抗议，所以这评选的标准是很值得怀疑的。就算是当地民众都认为自己是无比幸福的，但联想到即使是猪圈里即将被宰杀的猪也有很高的幸福感这一点来看，愚民的幸福感总是很低也是可以理解的。鲁迅早已经为我们揭示过：“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所以饱受以公安局长文强为代表的保护之下的黑社会的欺凌之后的重庆市民，终于有人出来给他们厘定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怎样唱“红歌”，还有看怎样的重庆卫视的规则之后，于是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市民，自己的城市是最幸福的城市，我们又怎能报以太多的嘲笑呢？我们对重庆市民，给以的应该是更多的理解和深深的同情才是。而且，当政府给你这么多历代王朝都没有恩赐和福利之后，如果还不知足，还叫嚷着要什么自由幸福，甚至还想出购买什么鲜花的话，非将你视为激进分子，且置于保安系统的严密监视之下不可！

 

浩歌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