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父子的现实矛盾、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这三个方面逐层深入地考察《背影》的文化语境。

　　（一）现实生活中，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冲突是尖锐的、长时间的

关于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冲突，朱自清本人在《笑的历史》[1] 中通过一个少妇的口吻，有所透露：“你有了事以后，虽统共只拿了70块钱一月，他们却指望你很大。他们恨不得你将这70块钱全给家里！”此外，关于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关坤英在《朱自清评传》中的记述更为具体，并有史料依据：

根据已得到的材料，我们已经知道朱自清从大学毕业后不久，一直到写《背影》时的1925年，他和父亲有过一段感情的摩擦，父子之间的矛盾有时是很激烈的。他上北大的第二年（1917年），父亲的差事交卸了，一家大小断了经济来源，从此生计日艰，进而债台高筑。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理所当然，他要负担家庭的经济，但是承担多少，承担有没有限度，他个人有没有独立支配经济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他和父亲发生了一次一次龃龉。1921年暑假，他回到扬州八中任教务主任，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让校长将儿子的每月薪金直接送到家里，而朱自清本人不得支领。这种专制式的家长统治激怒了朱自清。一个月后他愤然离去，到外地执教。父子从此失和，这年冬天他不得不接出妻儿，在杭州组织了小家庭。1922年暑假，他想主动缓解和父亲的矛盾，带着妻儿回扬州，但父亲先是不准他进家门，后则不予理睬。过了几天没趣的日子又悻悻而去。以后父子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这就是《毁灭》中所说的“败家的凶残”、“骨肉间的仇恨”。1923年暑假虽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2](P165—166)

这段话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朱自清父子之间激烈的矛盾，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父子矛盾的根源。表面看，父子冲突是经济原因造成的；本质上看，是自由和专制的矛盾斗争造成的。经济冲突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显现。实际内容是一个要保传统文化，维护对儿子的支配权；一个要向传统文化挑战，追求自由独立。因此，父亲的封建家长制垄断与儿子张扬个性的要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且不说后来父亲不让儿子进家门的冷酷，只就他通过与校长的私交而支取儿子全部薪金这一做法本身来说，就是对儿子的极大不尊重，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这在一般人都是不能忍受的，更何况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朱自清呢？

　　（二）五四精神对朱自清的巨大影响

朱自清于1917—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北大是以新伦理革命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精神与北大的文化场塑造着朱自清，他的思想接受着时代大潮的洗礼。

1916年底，《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往北京。这样，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就由上海移往北京。陈独秀曾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这篇发刊词大力宣传人权、自由，号召青年勇敢奋斗，挣脱封建专制和陈腐伦理的束缚，争取人格独立的新生活。

在这种以人的解放为核心、追求人格独立精神的感召下，朱自清于1920年加入了北大部分学生组织的“新潮社”。“新潮社”的月刊《新潮》坚持与《新青年》一致的立场，高举“伦理革命”的旗帜，猛烈抨击一切封建“纲常名教”，痛斥封建家庭为万恶之源，高声呐喊个性解放。朱自清曾在《新潮》上发表《怅惘》、《小草》等新诗。当时朱自清与傅斯年、叶圣陶、杨振声、康白情、周作人、孙伏园等社员一起讨论稿件或学术问题。

亲身参加《新潮》创办的朱自清，无疑受着新思想的熏染，他对传统陈腐的家庭伦理道德有着激愤之情，他不满于父亲的专横，努力争取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朱自清追求自由的愿望具有时代特征，而这种追求又是那么艰难曲折，阻力重重。“被推着，被挽着，长只在俯俯仰仰间，你曾做得一分半分儿主？” 这是向以父亲为代表的专制制度发出的诘问和责难！朱自清大半辈子都没有摆脱父亲对他的束缚。他直到逝世前，才替父亲还清高利贷。他对父亲的反抗不仅仅是经济上要求自主，更主要的是他对旧家庭的不满，他厌恶姨娘的挑唆，他憎恨旧的婚姻制度，他曾告诫弟弟不要纳妾。从这一层来看，朱自清父子之间的矛盾是时代语境造成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是新思想和旧思想的斗争，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境遇。要透彻理解这一点，还得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原忧”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