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

　　 他是个怎样的人

　　朱自清先生是个内向的人，腼腆的人，从品行上说，绝对是个正人君子，看看他讲课，就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忠厚人了。

　　他那时是矮矮胖胖的身体，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像个乡下土佬。讲的是扬州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台起，便总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讲台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过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地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好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舒下来。

　　这是北大刚毕业，在杭州第一师范教书时的情形，他的学生魏金枝记下的。后来当了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情况是不是好了呢？没有好多少。下面是他的学生吴组缃的回忆：

　　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地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他的婚姻状况

　　朱自清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１９１６年考入北大预科，当年寒假里回扬州老家结婚。妻子武钟谦，扬州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朴实、文静，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魏金枝说，"至于我们的朱师母呢，也正和朱先生是一对，朴素羞涩以外，也是沉默，幽静。除开招呼以外，不大和我们搭腔，我们谈着，她便坐在床上做活"。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夫人在扬州家中病逝，３２岁，遗３子３女。朱先生与夫人同岁，都是１８８９年出生。

　　第二次是１９３２年８月，与陈竹隐女士在上海结婚。陈是四川成都人，少先生７岁，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为齐白石、溥西园的弟子，工书画，善度曲。婚后随夫北上，住在清华园里。抗战爆发后，朱自清独自赴长沙，又转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陈由北京赴昆明与丈夫团聚。抗战后期，带着孩子住在成都。

　　对武钟谦夫人，朱自清的心里，始终充溢着真挚的情爱，《给亡妇》可说是一曲爱的颂歌。现在要说的是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若是刚刚去世，痛不欲生，秉笔为文，自在情理之中。但愿是这样，然而不是这样。文末标明的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是武去世３年之后，又是新婚３月之内。文中有"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之语，是不是也有一点"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的意思在里面呢？

　　单就这篇文章立论不免轻率，从此后朱自清的《日记》中寻按，就不能说无影无踪了。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５日，也就是《给亡妇》一文写罢不久，朱自清"在平伯处打契约桥眚，并吃晚饭，归时竹似怒"。此后夫妇间小的龃龉，在日记中时有所见。有时纯属记事，却不能说没有怨怼之意，如"竹病中延一中医诊治，竹信中医甚笃，然中医诊金昂甚"（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４日）。又如"晚竹谓予近太懒，为之惕然"（１９３３年３月６日）。

　　有没有大的龃龉呢。

　　有一个时期，朱自清对他的夫人，似乎已不只是怨怼了。１９３４年１月２日记：

　　入城至吴宅，吃牛肉锅，极美。食毕跳舞，余兴致先不佳，后较好。舞得非常生，只一次合上拍子。竹跳甚多，其履不佳，一胫常外歪斜，又身子不直，显得臀部扭得厉害，然甚剌戟余也。

　　徐志摩一度对陆小曼失望后，曾在日记中写道："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可不可以把这句话转用在这儿呢。还是不要吧。那就都让一步吧，你也得承认，朱陈之间的关系，不像一些传记里说的那么好。

　　抗战后期在昆明，朱先生那么艰难地活着，冬天甚至披着赶车人穿的光皮板子（俗名一口钟）御寒，这在当时的大学教授里，是绝无仅有的。撙节下来的钱，乃至是借来的钱，按时寄往成都。

　　他眼里的女人

　　或许是生性太腼腆，或许是心里太忧伤，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朱先生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先录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８日《日记》中的一段话，作为引子，也可以说是朱先生的妇女观吧。

　　对女子之我见。西洋女子已得独立，故服务之观念强，抚慰丈夫方面甚佳。日本女子服务之观念过强，以至失去独立之人格。中国女子只事争独立，为丈夫服务之观念全废，此盖过渡时代人之命运欤！

　　下文引号中的话，均为日记中的原话。

　　１９２４年９月５日，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

　　在宁波，"访萼邨，见一女客，甚时髦，两鬓卷曲如西洋妇人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５日）第二天，"与萼邨同到丹生家。丹生夫人甚健谈，人甚飞动。而在其处便饭，菜甚佳美！"

　　１９３１年８月，经苏联赴欧洲度假，９月４日车过柏林，"车中有俄妇甚有致，与其夫俱，亦翩翩。打桥，其夫妇桥甚精，有记分纸，殆亦甚好之也。"

　　就是不甚喜欢的女人，只要风度好，他也很是欣赏。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３日在伦敦，邀请周先生在顺东楼进晚餐地，遇见两位中国女士，"她们说上海方言。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听到上海话了！她们的作风举止也是一副上海派头，我对她们既讨厌又赞赏，这真是自相矛盾啊。"

　　１９３２年６月２５日，在德国游览期间，"车上遇一医生小姐，活泼可爱，不似英人，使人颇有好感。"

　　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６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

　　１９４１年３月６日，"上午宋夫人及廖二姐来访竹，适竹去医院，因留客谈。宋夫人打扮得很漂亮，听说她已４３岁，可还是显得那么艳丽。夫人的职业为果树栽培，这方面的书我一点也没读过，没有研究。约等二小时得见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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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５年２月４日，"下午应唐庆永夫妇之邀，至其家跳舞与桥戏，并进晚餐。至唐家遇翟君夫妇，翟妻甚美。"

　　越到晚年，这类记载越少了。路遇的美妇人，已视而不见。同事的妻子，多已上了年纪，可欣赏的，只有作为晚辈的小姐了。这也是情理中事。

　　抗战后期，独自在昆明生活，还差点闹出"绯闻"。且看这样几条记载：

　　在钱家午餐。我在餐桌上又被钱太太让得进食逾量。（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在钱家午餐，面和菜均佳。（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０日）端升晚餐后留此长谈，培源认为我可能会捎信给钱太太，我应下决心不去访问周家。（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２日）

　　还得诠释。钱，即钱端升，政治学家，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周培源，物理学家，当时在西南联大从事理论研究。朱自清所在的国文系，初到云南，在蒙自上课，后来迁回昆明，朱自清居住的文学研究所，仍在乡下，上课则在城内。先前夫人在，饭食还正常，待夫人回成都后，只好在朋友家起伙，一回到城内，便只能在朋友家"蹭饭"了。他和钱端升是北大预科时的前后同学，好同学的情分总要比一般同事重些，常在钱家用餐，也就理所当然。来往多了，难免会让人说些闲话。到１９４２年暑假，朱自清在清华任教又满了一个５年，按清华惯例，是教授的，教满５年有一年假期。朱自清家眷在成都，已是５月份了，放假后就要回成都。这一分别，就是整整一年。故此，周培源才会说出"会捎信给钱太太"这样令朱自清反感的话。

　　这篇文章就这样完了。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朱自清这样的忠厚长者，人格上，生活上，更丰富些，或者说更丰满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