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死了！这句话当然是针对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

   

    了解尼采的著作，是在七十年代高寒三十年代的中译本里。看到如此一个反对传统的哲学家和他的文字，真犹如狗血淋头，又惊愕，又痛快。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被锁于铁屋，而且处在无言以对，无情以发的，聋哑麻木的境地。虽然偶而听听贝多芬，但是见到如此离经叛道的文字，还是此生头一回。尼采的超人说，对于多少具备了奴隶主义的思维和人格的我们来说，那种背叛的极度兴奋，现在看来还是非常难得的体验。我们的心态在一本[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里，书我合一。我们从现实中的奴隶一下子超越成为思维与情绪上的,自我认同上的超人。虽然，按照林同济先生的说法，理解尼采，不同一般，不能望文生义，而应该是望文生歧义。由得你的想象力自由驰骋。于是，我们这些小青年从那时起开始了对尼采大人的崇拜。我们的这种崇拜虽然处于所谓的新的时代，但是，这种崇拜和世纪初鲁夫子对于尼采的推崇多少有些殊时同归，殊代同归。都是要在中外的铁屋里做一点破坏活动。大而言之，这样的破坏活动，对于东西方人们的思想解放，不能不说起到了他的巨大作用。在这一点上，尼采其人，其思，的确是人类社会现代性的渊

   

   对于我们来说，在文革时代阅读尼采，是为了反对文革的文化黑洞，是为了启动一种对于奴隶主义的挑战。然而，我们也许并没有想到，我们对于尼采的迷恋所付出的同样是巨大的代价。这种代价之一是，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甚至鄙视。我们好像从尼采那里找到了数典忘祖的权利和邪恶。

   

    其二是，我们根本不了解尼采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是建筑在他的对于其文化的深刻的研究与反思当中的。他的超人，是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及其神话的延伸

     

     其三是，尼采的现代精神，虽然建筑在他的对于基督教的严厉的批判当中，但是建筑于庞大基督教的文明土壤中的西方世界，迄今为止，根本无法，也无从从那个坚实的信仰系统中摆脱出来。似乎也没有必要从那个系统中摆脱出来。因为当代的宗教信仰，早已不是中世纪的宗教信仰；当代的宗教之机构，体制，思想方法，等等，都和中世纪的宗教统治（即政合一的体制）完全不同。基于对上帝的极度抽象的哲学思考，宗教的内涵，不仅在科学的领域，在社会学的领域，在伦理学的领域，都在发挥其无可取代的作用。当我们阅读无论是哲人的作品，还是诗人的作品，都会发现上帝这个名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一种未知领域的代名词。而由于上帝的存在，人对于未知领域的敬畏，才使我们一向所说的道德规范得以保存，得以代代传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起码在西方，实现了对于尼采的，极为艺术的，和极为科学的领悟。（可笑的是，把尼采庸俗化为在世超人的第三帝国希特勒，还一度装模作样的晋见了当时的教皇。）

    

    如果笔者可以套用德里达的术语，来解释一下对于尼采的理解，事情也许是这样的；在尼采对西方价值观进行解构的同时，西方人同时在结构他们的永恒的文化遗产。他们的解构也好，结构也好，是建筑在对于解构的结构之上；抑或建筑在对于结构的解构之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思维，而绝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所谓破旧立新，先破后立，等等。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中，人们对于上帝也好，尼采也好，采取了良性的理解与互动。现在，除了新纳粹以外，没有人再把希特勒称作上帝下世……而人们对于尼采的超人，也一直会保持一种理性的明智的态度。

  

  那么尼采对于当代的中国人中国学界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时，笔者想到了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那场如何对待本民族文化遗产以及西学东渐的大争论。把这场争论归结到最为简单的一条，即是，中国文化在面临现代性社会的挑战，以及我们的前辈面临民族危难的时候，中国人究竟如何定位自身的选择呢？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应该继承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不是引进那些非主流的，带有某种负面价值的文化遗产－－而这正是著名学者吴宓先生，在他的“会通派”文章里提出的观点。于是，问题的提法应该是这样的－－尼采式的，对于基督教文明的全盘否定，固然有其时代的，文化的，宗教的意义，但是，西方的人们并未对尼采采取“凡是派”的态度。去过西方的人们知道，那里的建筑（被尼采称作上帝的坟墓）－－从巴黎圣母院到斯帝芬大教堂；那里的音乐－－从巴赫的赋格到威尔第的安魂曲；西方的宗教文化遗产依然保存完好，颇具潜力。即便在新教的美国，宗教对于该国国民的道德与文化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笔者在先进程度颇高的北欧城市里，看到过建筑式样极为新颖的新教堂，虽然其样式和古典风格迥异，但是其宗教活动之内涵，却是自古已然的。

  而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儒释道三教－－以至可以泛指所有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态度又是如何呢！自上个世纪初至今，人们，尤其是在学界，虽然对三教的生死存亡有着一而再，再而三的讨论，评介与定位，然而广而察之，普通老百姓对于这样的准宗教的认识与反思，却还处在未启蒙的状态。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人，受到西方肤浅的商品文化的冲击，他们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皈依之精神，正在全面塌陷！人们在不断引用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名言时，的的确确是在一次一次的杀死自己的上帝－－正如尼采本人在他的著名的［愉快的智慧］一文中所说－－“我们全都是他的谋杀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尼采的反传统，已经变成了东方古国的文化杀手们，在“上帝已死”的口号下面无所不为，无法无天的最大籍口！

  

   其实上帝死否的问题，在尼采原文本中是这样阐述的。其一，当然是说上帝已死；但是尼采籍书中“疯子”之口马上补充了以下的话语。他说：“……我们杀了他－－你和我。我们全都是他的谋杀者。然而，我们怎能完成这件事呢？我们怎能饮干海水呢？谁给我们海绵来擦干这地平线？当我们使这个地球脱离它的太阳时，我们又做了什么呢？……我们不是象通过一个无极的虚无般在迷失着吗？黑夜，更多的黑夜，不是接二连三地而来吗？……上帝死了。上帝永远死了。我们杀了他。我们，这些谋杀者，将何以自慰呢？这世界还在掌握的最神圣和最权威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刀下流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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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吧！伟大的尼采就是这样说的。我们是在阅读了尼采的老乡海德格尔关于尼采的上述名言的提示后，才发现尼采本人对于上帝之死的巨大的忧虑。首先，只靠我们人类的力量本是无法杀死上帝的。我们无法移海夺日，因此，我们对于这一屠夫行径，说到底，是一种舞蹈中的疯话。再有，我们杀死了上帝。进而，我们堕入黑暗。我们的神圣和权威在屠刀下流……这些悲惨的画面，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难道不是殷鉴在前，历历在目吗！？如此说来，尼采的上帝之死，早已从积极的状态，变成了消极的状态。他所谓的上帝之死，和古代西方的无神论者的，以及启蒙学派的无神论等等学说，都不可同日而语。尼采，一方面庆幸上帝之死解除了人们的宗教桎梏；另一方面，他也为世界失去了他本身的依规，而发出警号。他完全不是，也没有那种幸灾乐祸，弹冠相庆的鼓盆之态，其实他是在预见史实！预见未来！这，当然是他的深刻之处。

  

  尼采的理想主义的哲学和自他以降之理想主义的发展，带给人们许多反思。是的，如果人们把理想主义定位在比如说关于自由的理想上，那末，在上个世纪或上上个世纪，这样的理想，当然应该是人们要主动去争取的；不但要争取，还要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笔者没有看到尼采是不是也要让他的超人来领导他的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的徒子徒孙们。而在那样的一个革命中，理想自然是主动的，积极的，甚至是不顾一切的。然而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叶，一位英国哲学家伊塞。伯林爵士提出了他的关于自由的两种类型的学说。在他看来，事情似乎应按照反向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理想也好，自由也好，同样存在着两种类型：一种叫作积极的自由，另一种叫作消极的自由。伯林告诉人们，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的罪行，几乎都是籍口他们的形形色色的诸如此类的理想做其掩护，挣其法理而大干特干的。因为理想主义者极其领导者告诉人们，未来是美好的，所以，要实现这样的所谓的美好，现在，需要杀人！要镇压！要无法无天！是的，尼采的把人们从桎梏于统治阶级的思想里拯救出来的思想，确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是，如果他的理想发展到为了进天堂，就可以在今天让老百姓下地狱的悲惨境地，那末，尼采的伟大理想，也就和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理想殊途同归，在其实质上沦落成理想的反面，成为我们的，乃至今后的人们重蹈悲剧实践的新序幕或新新序幕。而这正是由于未来的人们对尼采学说之精神，采取了极为不智的态度而引发出来的，他们（也许仍然包括我们）自当慎思以行。

   

   尼采的超人之恶，在他看来，是一种极端的超人之善。这样一来，群氓的被动之地位，之命运，如何上升，何时上升到尼采之超人的，精英的位置呢？

   

   而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善之存在，本是存在于众人之中；只有社会上的精英们，从他们的特殊的位置上下降到群氓的地位，事情才变得可以言说。而这正是人们所谓的“众人之恶，造就公共之善。”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句箴言。

  

   如此看来，像当年尼采一样，对我们的文化的和宗教价值来一番重新估价，实在是非常有必要的，是不可不做的一件事。只有摆定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只有摆定现代化和西方主流的，先进的文化的关系；只有辨析了尼采所说的“人便从中心向Ｘ转动”的极大的可能性，和在不远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的，极为悲惨的一幕幕，纪念尼采的意义才会呈现出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尼采的生命是以其超人的死去作为他的思想生命之代价的。也许我们可以说，不是根断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传统，才能排除和避免文化虚无主义悲剧的发生，恰恰相反，只有从传统的，一直以来的良心和良知里发掘现代性的根裔，才是我们转向无中心与多元化以后，渴望出现的比较美好的未来。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虚无主义倾向当中得到承传与改造；进而言之，只有文化虚无主义本身，才会真正地杀死上帝进而荼毒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