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豪

      前时，关于“民国范儿”的话题很是热闹了一下。在不少人看来，民国的教授、将帅、文人个个都比今日的同类来得有味道，自气质、相貌、学识、涵养，在在令吾辈心生惭汗。即便是昔日的莽撞武夫、卖笑妓女甚或蛮横土匪，也大受抬举，一时顿有众口一声赞民国之势。今次的“民国热”多少是给明年的辛亥百年做铺垫，但若细想，其实这股热也非什么新玩意——我们早就开始缅怀此前历代先朝了。

      别的不必提，单说至今也没弄明白的“老上海迷恋症”吧。举凡百乐门、老洋房、旗袍长衫、跑马厅、石库门，借着现代声色光影技术，种种早先给归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上海遗物一夜间竟皆还阳重生。不论是洋人、外乡人、本地时尚男女，都喜欢溜去“新天地”之类看看其实不伦不类的老上海。正如“新天地”这滑稽的名词，充斥着仿制劣质的旧玩意，但对被强迫切断历史承继的吾辈而言，这，实在是一处不折不扣、堂皇正大的“新天地”。

      现代人一面迫不及待地追赶各类时尚，唯恐落后，以此获得如西美尔所言的集体归属感，并借此尽力抹平实际存在的各种阶级差异；另一面却也不停“怀旧”，复古的衣饰、大量供人消费的怀旧制品，诸如电影、文学作品，与前现代相对个人化的怀旧行为不同，现代的怀旧吊诡地被赋以时尚的名义，似新实旧、似旧还新，其中多少是沉湎旧日风华，多少又是借此标新出位呢？

      这种种关于“怀旧”的疑惑与一知半解，如今哈佛大学教授斯威特兰娜•博伊姆在新著《怀旧的未来》中试图给我们做出解答。作者原为前苏联人，上世纪八十年代迁居美国，彼时的这番移民与其说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毋宁说是文化时空的改换；既是新生活的开始，也是怀旧记忆的发作。正是敏锐触觉到自己“移民”身份，博伊姆意识到“怀旧”不简单是个人对于过往时间与生活的沉溺与四年，事实上它是超出个人心理的“对一个不同时代的怀想”——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梦幻中更为缓慢的节奏。从更大更深的意义来说，它还是一种“对现代时间概念、历史和进步的时间概念的叛逆”——人拒绝不加反思地生活在他肉体所存在的时代。

      作者告诉我们，怀旧——英语词汇nostalgia来自两个希腊语词，nostos（返乡）和 algia（怀想），意为“返回故土的欲望的那种愁思”，简单点说，就是想家的意思。和我们的直觉相反，最早的“怀旧”并非来自文学或政治学，却源于医学，怀旧在那时简直就是一种病，而其第一批受害者中，有十七世纪离乡背井之人，从伯尔尼共和国赴巴塞尔学习的热爱自由的学生，还有在法国和德国做仆人的人以及最常见的病人，出外打仗的士兵。瑞士医生都相信，鸦片、水蛭，外加到阿尔卑斯山的远足，是治愈怀旧病的良方。

      如果说十七世纪的人们的怀旧是基于空间位移产生的失落感，那十八世纪开始的怀旧病显然无法再依靠医生的妙方来治愈了，它逐渐成为诗人和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怀旧的新场景也从战场、病房转移到雾霭迷蒙的傍晚、倒影依稀的池塘，或是中世纪的教堂废墟，从此怀旧变得性感妩媚，它不再单纯关注所恋念的事物，可以说，它更关注的是这种恋念本身。这也奠定了此后怀旧的基调，一种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

      从“思乡病”到“世纪病”，虽没有治疗怀旧的良方，但作者紧接着提供了一种类型学的分类法，由此区分出两种怀旧：修复型的和反思型的。前者强调返乡，怀旧可以被看作是全然重建历史的纪念碑；后者则多限于怀想本身，推迟返乡——夹杂惆怅、嘲讽和绝望之感。

      若以开头讲到的“民国热”来比附，则修复性的怀旧一举肯定民国之好之优，大有重建民国之态势，闻得到一股极端狂热的味道；反思性的怀旧则纯是出于对民国整体文化中的某部分的眷恋，例如当时的文字风格、风尚流行、人情交往等等，无意寻求什么重大的事实或承担什么高深的道理。由此，修复性的怀旧尤要注意，其流毒在于往往使得“每一个成员都自愿走向集团性的极端行为”，而为政治或特殊利益操弄者所利用。

      回到中国，怀旧的情况愈加复杂。身处前现代和后现代的生活方式中，摆荡在全球与地方的两极，普世观念尚未普世，现代技术早已现代，我们总是如此尴尬无奈。进步与改革其实并没有医治好怀旧病，反使之趋于多发。在当下生活节奏和历史变迁节奏加速的中国，怀旧不可避免地以某种防卫机制的面目再现。人们通过怀旧来平复对现实的不满或失望，这里头更多的是对过往未得实现的梦幻的慨叹，进而寻找未被抓紧实现的机遇、不可预测的转折和歧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怀旧大国，怀旧其实一直存在并且与时俱进，究其因，与其说说是中国人多有历史情怀，不如说我们的现实总令人那么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