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新编》共有8篇，写作时间从1922年起至1935年止，历时13年。其中《补天》、《奔月》、《铸剑》3篇写作于1922-1926年间，属于鲁迅前期的作品。而《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比较集中地写于1934-1935年，是鲁迅后期之作。

      《故事新编》在取材和写法上都不同于《呐喊》和《彷徨》。鲁迅自己认为，这是一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的总集。[1]

      在1936年《故事新编》《序言》回溯了写作《补天》的想法，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

      历史小说写法上有“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和“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这两大类型。而他自己的历史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2]。可见他的写作大体应该属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这一派。

      第一组作品，是前期所写的3篇。

      《补天》作于1922年冬天，原名《不周山》。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都谈到了写作《故事新编》的缘起，提到《不周山》是以“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试作的一篇小说。

      《奔月》与《铸剑》均写作于1926年岁末，是鲁迅在经历了“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后，离京南下，在厦门和广州时写的。《铸剑》取材于古代一个动人的复仇故事。

      前期所写的3篇历史小说，主要是通过古代的神话传说，歌颂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的创造精神和复仇精神，赞扬了那些淳朴、正直、坚强的英雄人物，同时也无情地嘲笑和鞭挞了现实生活中的市侩习气和庸俗作风等等。

      《铸剑》，这篇小说的特点是没有穿插现代化的细节，很认真，没有“油滑”的东西。鲁迅在这给日本友人增田涉信中提到《铸剑》时说：“但要注意里面的歌”，又说“第三首歌，确是伟丽雄壮”[3]，这支歌是根据《吴越春秋》中“勾践伐吴外传”的歌词改写的，强调了复仇的意义和性质。《铸剑》作于“三•一八”惨案以后约半年多光景，“三•一八”惨案的血痕，使鲁迅总结出“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的经验[4]。

      第二组是后期写的5篇小说。

      《非攻》、《理水》等5篇作于1934-1935年间，距离《补天》等作品已有七八年了。

      《非攻》与《理水》是歌颂性的小说。在东北三省失守，榆关失陷，华北告急之时，鲁迅选取了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创作了《非攻》。历史上的墨子是墨家的创始人，主张非攻，反对以强凌弱，提倡兼爱、急公好义，其思想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而在《故事新编》中的墨子，则是一个机智、善辩、反对侵略、反抗强暴的古代思想家的形象。小说在树立墨子这一理想人物形象的同时，也讽刺批评了那些在“九•一八”以后鼓吹“民气”的“空谈家”，暗示出卖国密约的“外交家”，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军队无能等状况。

      《理水》是《非攻》的姐妹篇，作于1935年11月，当时工农红军刚刚完成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是《理水》的写作背景。《理水》歌颂了“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大禹。《理水》对反面形象的描写也很出色，文化山上学者们趾高气扬的无聊争论，水利局大官脑满肠肥，作威作福的丑恶嘴脸，都被鲁迅以讽刺的笔触，一 一写来，在嬉笑怒骂中予以极度的轻蔑和严厉的鞭挞。

      《采薇》、《出关》与《起死》3篇小说，是以批判为主，用小说的形式来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采薇》取材于武王伐纣的历史记载，通过周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欲隐逸而不能，终于饿死首阳山的描写，批判否定了他们消极避世的思想。此外，鲁迅还用漫画化的夸张笔法勾勒了小穷奇君和小丙君这些资产阶级文化人侈谈文艺，实则趋炎附势，毫无操守的丑态。小说最后还“捎带”着提到小丙君家的婢女阿金姐。这是一个虚拟的人物，但鲁迅曾写过《阿金》[5]，这个阿金依靠外国人，横行霸道，又喜欢散布流言蜚语，但也很 卑怯，是洋大人的奴才。

      《出关》写的是孔老相争，老子失败后西出函谷关的故事，小说的主题是批判老子的“消极无为”的思想。小说对于孔、老都是批判的，但作品更突出了对老子“无为”哲学的批判。小说中，孔子是一个狡猾的逢蒙式的人物，而老子却象“一段呆木头”，作者让老子西出函谷，走流沙，到处碰壁，突出地描写了老子在出关过程中的狼狈相。

      最后一篇《起死》，在构思上与《出关》有联系。《起死》取材于《庄子•至乐》篇中的一个寓言故事，用庄子与骷髅的消极出世和积极入世的矛盾冲突，来批判老庄哲学。这篇作品采用了讽刺短剧的形式，鲁迅抓住一系列喜剧性矛盾冲突，尖锐地鞭挞了30年代某些文人宣扬“无是非观”的欺骗性。

      《故事新编》在写作上特点：

      一、依据古籍和容纳现代。这是《故事新编》与《呐喊》、《彷徨》在写法上的最明显的区别。从《不周山》即《补天》起，直到末篇《起死》为止，都插入了对现代生活的反映，其中《理水》尤其突出，现代生活的篇幅，几乎占全篇的三分之二，使全文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从而激起读者的共鸣。鲁迅这样做，目的显然为了取得更好的战斗效果，而做法上则要在每一篇中努力发展在古今两种人身上的共同之处，或歌颂或批评，有一定的难度。由于鲁迅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对现实社会深邃的洞察力，《故事新编》的古今交融被处理得天衣无缝，从而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满足了广大读者的审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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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是“将古人写得更死”，而是将古人写活。鲁迅的历史小说则着重于对古人性格、精神和心理状态的深入开掘与扩展，并用“画眼睛”的手法加以渲染和强调。《补天》女娲的气度宏伟的创造精神，《奔月》中羿在创业后的寂寞感与被欺骗后的愤怒之火，《铸剑》中黑衣人的冷峻与刚毅所震慑，《理水》中大禹不辞辛劳、不怕诋毁的苦干和实干精神，如老子的迂腐、庄子的狼狈也都得到栩栩如生的刻画。

      三、运用“油滑”手段，在穿插性的喜剧人物身上，赋予现代化的细节，为“借古讽今”服务。如何看待《故事新编》中的“油滑”是有关该小说集的争议与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鲁迅在《故事新编•自序》中说，由于《补天》中穿插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陷入了“油滑”的开端，还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如何评价油滑？

      《补天》开始直至13年之后的《采薇》中的婢女阿金，《起死》中的汉子和巡警等等，“油滑”或“开一点小玩笑”不仅没去掉，却发展了。这很象是戏剧舞台上丑角的插科打诨，有些类似鲁迅故乡浙东戏剧中的“二丑艺术”。这种舞台上的人物，有时可以脱离剧情而插入有关现代生活的语言、动作，作用是对现实进行讽刺。鲁迅历来喜爱民间艺术（包括民间戏曲），这种“二丑艺术”是中国人民的创造，是经过历史检验而为人民所欢迎的艺术手段，尽管其中有庸俗成分，但其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效果都是好的。因而，可以把这种“油滑”看作是鲁迅吸取戏曲艺术的历史经验而作的一种尝试与创造。[6]

      《故事新编》取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作为根据，据此“随意点染”而成的《故事新编》，创作时间跨度长达13年。《补天》借弗泪伊德学说解释创造的缘起，表现创造者的苦闷；《奔月》写神话中的射日英雄所处的困难境遇及其孤寂心态；《铸剑》通过荒诞情节刻画古代义上形象，突现其与暴君誓不两立的复仇精神。前期的这些短篇中，较多地呼应并寄托了作者当时特定的心境。后期的《理水》、《非攻》，则塑造了大禹、墨子等信念坚定、埋头苦干的中华民族“脊梁”的形象；而结尾等处的某些保留，又显示出作者对世情的深刻洞察。《采薇》、《出关》、《起死》诸篇表现了古人某些极微妙的心态，既有所寄寓或有所讽 喻，也带有“复调小说”的若干特点。

      《故事新编》创造了“古今杂糅”的艺术手法：小说主要人物的言行、性格大致依据典籍记载，某些虚构的情节也遵循历史真实性原则；次要的喜剧性穿插人物则多为虚构，并插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与细节。这样，在阅读接受中产生一种间离效应，形成远古与现实、庄严与滑稽的鲜明对比，导向关于人类命运和社会现状的历史沉思，使作品获得更为深广的意蕴。鲁迅后来的小说创作更加重视“意”的贯注与表达。他不赞成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等同起来，主张“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怎么写》）。中国传统戏曲本有相当重的“表意”成份，“丑角”艺术尤其具有独特丰富的表现手段。鲁迅借鉴了这些并在小说中予以创新，使《故事新编》具有浓重的表现主义色彩。鲁迅小说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改良人生而又坚持艺术特征的新的小说现；作品中新的题材、人物与新的思想主题。

      广泛吸收与借鉴从果戈理、契河夫、安特列夫、尼采、显克微支到夏目漱石等外国作家的思想艺术养分，与本民族艺术传统相融合，以现实主义为主，兼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技巧，使多种创作方法结合并用，开辟了现代小说创作的广阔道路。以人物性格塑造为中心的结构方式；深刻揭示人物灵魂所带来的强烈震撼力；借鉴传统戏剧和绘画艺术的白描手法；重在“神似”、“诗意”的美学迫求；多方吸收其他文体样式的长处，丰富小说的思想容量和艺术表现力。这一切，构成了鲁迅小说的现代化独特成就。创造了与现代思维相适应的富有艺术表现力和审美张力的新文学语言，形成了“洗炼、峭拔而又幽默”的个人风格（茅盾语）。鲁迅小说对许多作家和多种现代文学流派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