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杂文的创作概况

      早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鲁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之一。中国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流派开辟的。鲁迅正是这种文体的奠基人。鲁迅杂文的总体成就，在以后专章论述。他早期杂文分别收入《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等杂文集中。

      《热风》于1925年出版，收集了1918至1924年的杂文41篇，其基本内容是抨击了“国粹主义”，扫荡愚昧迷信。文章的色调具有“五四”初期的亮色，明朗有力。在形式是短小精悍、格言体。这种文体类似尼采、叔本华的哲理小品，丹麦著名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尼采》一书中，对尼采的哲理散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勃兰兑斯认为：尼采是“德国散文中最伟大的文体学家。”尼采“总是以格言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激情澎湃的格言体著作方式无疑是独创性的。”“在他身上，抒情的风格与批判风格不仅同样得到了强健的发展，而且，它们之间还形成了一种迷人的结合方式。”这时的鲁迅在思想上已批判和否定尼采，但对尼采的格言式文体是相当赞赏的。因而勃兰兑斯对尼采格言式文体的论述，对我们理解鲁迅的《热风》随感录的文体特点，还是有相当启发的。

      《语丝》时期，开始了鲁迅一生自自觉运用杂文武器进行战斗的时期。他这时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这些杂文收入《坟》，（1927年），《华盖集》（1926）、《华盖集续编》（1927年）《而已集》等。《坟》里的篇章，除了一部分属于他辛亥革命前的思想结晶外，大部分偏重于深入剖析说理，揭出封建传统文化思想与道德的反动内核。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尔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力作。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意态自如，议论风生、从容舒卷。纵横开阖，对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规律作了前夫古人的开掘和概括，对这种开掘和概括融铸在“细蜂腰”、阔人摆的“人肉筵宴”、“落水狗”和“叭儿狗”等创造性的杂文形象之中。鲁迅在揭露旧社会的种种弊端，同时也在探索着新的道路，如《灯下漫笔》里指出，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一贯处在“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地位，所以他号召人们要创造“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记录了他在五卅运动、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指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帮凶文人无耻罪行的战斗风貌，犀利透辟，讽刺手法日趋圆熟，思想与词句锻造得熠熠发光，显出鲁迅杂文的凝炼之美。

      总之，鲁迅早期杂文体现了最彻底的“五四”精神，他直面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表现，进行广泛的尖锐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同时，由于鲁迅的努力，这种兼备论文的逻辑性和散文的形象性的特殊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鲁迅的杂文自成一家，针砭时弊，像匕首投枪一样。他后期的杂文就是在二十年代杂文的基础上发表起来。

      二、鲁迅后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一）后期杂文的内容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和心积压于杂文创作中。据统计，鲁迅一生创作文字170万字，其中杂文135万字，占疳百分之八十；而后九年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从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定居，以后的十年，由于“不在革命旋涡中心，而且又不能多处去考察（《答国际文学社团》），给他从事小说创作带来了很大限制；更由于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文学能够迅速及时地反映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为适应时代的要求，鲁迅在他后十年生涯中，重心就从小说领域转移到了杂文。

      他后期的杂文分别辑在《而已集》（1927年），《三闲集》（1927——1929），《二心集》（1930——1931），《南腔北调集》（1932——1933年）、《伪自由书》（1933年1月5月），《准风月谈》（1933年6月至11月），《花边文学》（1934）、《且介亭杂文》（1934）、《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鲁迅后期杂文内容十分广泛，思想深邃，理论含量异常丰富。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们说鲁迅的杂文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部活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社会史。而鲁迅后期杂文就是真实记录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已集》收入鲁迅1927年写的杂文，虽然还有收入同“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文章，但主要是阐述鲁迅的革命文学主张，批判梁实秋的“人生论”，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三闲集》里是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鲁迅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使他的杂文创作出现质的飞跃。到了《二心集》（收入1930——1931年所作杂文37篇）（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比较锋利），则是收入三十年代初文化思想战线斗争，有批判新月派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乏走狗》，批判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学》，揭露国民党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缺陷如《友邦惊诧论》。揭露胡适面目的《知难行难》，揭露色情文学家张资平的《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等，鲁迅已渐渐把杂文“锻炼成精锐的一击，能以寸铁杀人的匕首和投枪”，诸如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说张资平的小说“△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那就是——“△”，一个“△”，就把张资平的全部斤两称出来了。在后来《伪自由书•后记》又为这位小说家的破产敲响丧钟：

      这位大家的大作，我自己晃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是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我是从不想到他那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许多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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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这样妙语连珠的形象化的文字，怎不让人拍案叫绝呢！？还有那篇《知难行难》，鲁迅于文中引用胡适去谒见“废帝”溥仪，对人说他们当时的对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仅此一句，就将胡适的反动和无耻写尽了。这些话，显示出鲁迅对评论形象的精湛理论分析和富于独创性的形象概括。所以，连鲁迅后来颇满意这本杂文集。认为“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

      “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使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软绵绵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

      而《南腔北调集》的内容是《二心集》继续和发展，另外收入和“第三种人”论争的文章。《作家素描（八）鲁迅》：《倒提》，相界上禁止鸡鸭“倒提”，有人因此而感慨洋人厚待鸡鸭，虐待华人，华人不及鸡鸭。从这种感叹中，鲁迅捕捉到了一种奴性的病态心理，写道：“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名，自由解放，便能获得彼此的平等”，然而我们却不想念自己的力量与本质，等着别人来“解全悬”，“其甚者意‘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的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鸡鸭者，也正是有气味的。”

      1933——1934年，这是鲁迅杂文的成熟期。这时期的杂文大多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结集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伪自由书》是讥评时政为主的。无情地揭露和讽刺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或“只安内而不攘外”的反动政策。文字曲折而犀利。《自由谈》于1933年5月25日被迫登在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准风月谈》就是这种政治气氛下的产物。这本杂文集的特色是寓政治风于社会风月的写法；从而以曲折的方式揭穿中外反动统治的。而《花边文学》大多从日常社会生活和文坛琐事取材，如对服装、广告、标点符，鲁迅都能写出洞幽烛微的精辟见解。

      最后三本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除了继续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进行揭露外，还对革命阵营内部错误倾向的批语进行“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们鲁迅的杂文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相”全书。

      2、鲁迅后期杂文也反映他对中国民族心态，也即“国民性”病根的顽强探索。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鲁迅在客观分析与表现中国历史进程中，他的注意力始终集注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人，不同阶级、阶层以及整个民族的社会心理，以及其内含的历史经验教训。因此，他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准风月谈•后记》。这些“社会相”很多，有“二丑”、“叭儿狗”，挂着“铃铎”的“山羊”、“革命小贩”、“政治奸商”、“洋场恶少”等等。他摄取了人物灵魂，勾画出社会世态，其形态是十分丰富多样的，这就是鲁迅探索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重要部分。在《推》、《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等文中概括了六类人生表现形态：踏、挂、踢、爬、撞、冲。……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着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错，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意思了。

      又如《论‘他妈的’》一文中，针对中国人不文明的“口头禅”“他妈的”加以讽谕。说它的普遍性“不亚于‘你好呀’”，可以算是“国骂”；说它那“精博”的用法，除指“血统”以外，“或表惊异，或表感服”，甚至“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鲁迅指出“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是算一落千丈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三、鲁迅后期的杂文也是他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它记录鲁迅随着时代步伐而不断进步的思想历程，即由一位民主主义战士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鲁迅的后期，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因此在文学上系统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与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和“第三种人”托派等的论战中，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了“人性论”、“永恒的主题”的虚伪性和所谓“民族中心”的反动性。（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因意见不统一曾被认为有机可乘，寄来几本刊物和署名“陈仲山”的信，冯以笔录形式发表了鲁迅《答托洛斯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他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认为非常正确的”。因而在《答托洛斯派的信》中，他热情洋溢地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自下而上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托派来信，没提及毛泽东的名字，但他攻击的却是以毛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鲁迅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就站出来捍卫这条路线，三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把问题彻底揭开，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来对照和批判托派的极“左”路线。

      对于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以及鲁迅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地位。这是台湾的鲁迅研究者大致相同的看法。但杂文则不同，如苏雪林十分反感那些战斗性的杂文，认为这些战斗性的文章“出于病态心理”；“鲁迅自《华盖集》以后，便掉转攻击中国腐败的文明的。笔锋，施之于个人或一个团体。他那“引绳批根，絮絮不休；他那‘散布流言’，‘捏造事实’，‘放冷箭’，‘使软刀’的种种手段使用得太多而露出的破绽，都使读者烦腻，引读者反感。他用牛刀割鸡固然可惜，而因此露出自己‘不近人情’的性格，失去读者的同情，则更为可惜”，“文学无非是作家个性的表现，不管是谁诸了鲁迅的杂感，都觉得这位作家的性格是那样阴贼，峻刻、多疑、善妒、气量偏狭，复仇心理强烈坚韧，处处令人可怕”。苏雪林的这些观点确实代表着现在台湾一种较普遍的倾向。周锦也说鲁迅：“分量很多的骂人杂文，那是不能算作文学作品的”（《中国新文学史》），郑学稼则说：“倘使鲁不写‘杂感’，从事写作，可成为中国的福楼拜”（《鲁迅正传》）梁实秋说得较含蓄。《关于鲁迅》一文中说：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明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篇成为具有永久性价值的讽刺文学，但还是有问题的。”讽刺文章三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第二存心要厚，指“逞一时之快”，第三讽刺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

      二、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鲁迅的杂文，无疑是他无与伦比的独创的思想天才和艺术天才的结晶。关于鲁迅杂文的思维特点，是鲁迅研究专家早就注意了的问题。徐懋庸和毛泽东曾分别指出唯物辩证法在鲁迅杂文中的出色运用；冯雪峰认为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唐弢认为鲁迅杂文是逻辑和形象思维与具体材料和统一。我们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鲁迅杂文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完美统一。那么鲁迅式的辩证的理论思维有些特点：

      1、微观和宏观的统一。鲁迅杂文内容是极其广泛深刻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大到整个“社会”，整个“文明”作批评对象，小到寻常的社会现象，但又“以小见大”，“借一斑而略窥全豹，以一目而尽传精神”。这种分析和综合相结合，鲁迅曾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有很好的说明：“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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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在鲁迅杂文中，有单纯的历史考察和单纯的现实解剖的出色篇章，但大多数是历史的反思和现实剖析相统一的，这是鲁迅杂文辩证的理论思维的重要特征。鲁迅这类杂文，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中勾画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规律，鲁迅的杂文，包容我们民族的整部历史，充满丰厚有历史感和深刻的历史预见性。

      3、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鲁迅的博识是无与伦比的。他精通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医学、地质学，也有丰富的文学、绘、历史、哲学、宗教、道德、法律、民俗、考证等。使他的杂文在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时，总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调动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

      4、“破坏”与“建设”的统一。鲁迅的杂文，是不留情面，坚忍不拔地“暴露”和“攻打”旧社会和旧文明的匕首和投枪，充满着批判和战斗的激情。别林斯基说过：“任何否定，如果要成为生动的，诗意的，都应当是为了理想而否定的”。杂文家的鲁迅，既是尖锐的社会批评家，又是伟大的社会改革家，既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他杂文中的“任何否定”都是“为了理想而否定的”。

      因此，鲁迅的杂文是以议论为主的文学散文，是辩证的理论思维和情感形象的审美思维的互相统一和有机的融合，这一思维的根本特定，决定了鲁迅杂文带有鲜明的艺术特质：即集中表现了议论的形象化、议论的理趣化和议论的抒情化。

      1、议论的形象化。鲁迅曾对自己杂文的艺术手法有一个基本的说明：“我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因此，他的杂文并不局限于描写这一个具体的人与事，而使它具有历史的概括性和普通性，成为这一类人和事的图象和标本，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常取类型”。这也是要求作家杂文创作时，议论要形象化。而议论形象化的途径和方法很多，首先是借助想象、联想创造出那些带有比喻和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如“落水狗”、“叭儿狗”、“夏三虫”、“二丑”等形象，创造的意象如“黑色的染缸”，“小摆设”等。单就“叭儿狗”类型形象的创造，就让人拍案叫绝，不仅在早期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得到充分的刻划。而且鲁迅与形形色色的“叭儿狗”长期战斗中，不断地画出了其种种变幻，如“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的‘叭儿狗’”；“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疲”，《而已集•小杂感》变成了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丧家犬”，曾经是激烈的狼，现已“被驯服”，失去了“野性的”狗，“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统治者之上的”。“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犬”，“岌岌不可终日”，《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付面目”的“不忠实”的狗等等。《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将鲁迅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陆续勾勒下的“狗相”合起来看，现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社会“走狗”的类型形象，都得到了充分的刻划与表现。又如1932年，《二丑艺术》，“二丑”乃是戏剧里“二花脸”，鲁迅说这是由于“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鲁迅认为二丑的本领在于他们有帮闲之才，“懂得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并以“小骂大帮忙”为目的。比如对主子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脏，应该洗一洗。”在帮凶或帮忙，也显得特别的阴险，尽量不露痕迹，“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然后转过脸来，对看客指出主子的缺点，一面摇着头装起鬼脸说：“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这后一手的二丑的特色，也是他们的绝招，他们既要不失主子的宠幸，又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其次是起绰号或漫画，鲁迅曾《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中说：“果弋里夸俄国人之善于给别人起名字——或者也是自夸——说是名号一出，就是你跑天涯海角，它也要跟着你走，怎么也摆不脱。”鲁迅很赞赏“五四”时期钱玄同创造的“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认为只有他自己创造的“革命小贩”和“洋声恶少”，差可匹敌。“革命小贩”是骂杨邨人的，这位曾加入共产党，28年参加太阳社，叛变革命之后，竟在《现代》杂志，公开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攻击鲁迅等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是错误的。所以鲁迅在《答杨邨人公信的公开信》，揭露杨邨人是“革命声中的一位小贩”，“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为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用处的”。“洋场恶少”指的是施蛰存，这是一位《现代》杂志主编。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鲁迅发表了《重三感旧》一文，进行了恳切的批评。但施蛰存立即写《〈庄子〉与〈文选〉》进行反驳，说鲁迅文章如没有古文学的修养，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还讽刺鲁迅用骈体文为《淑姿的信》作序，因鲁是“素昧平生，无话可说，以骈文含胡之。”针对施不良倾向和态度，鲁迅又写下《“感旧”以后》（上）、（下）、《扑空》、《答兼云》等许多杂文，明确揭示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是一大群遗少群的风气”。鲁迅还严正批评对手在论争中的表现：“无端的诬赖”，“猜测，撒娇，装傻”，这就不仅是“遗少”的问题，还现出“洋场恶少”的本相了。除此之外，还有“捐班文人”、“粪帚文人”、“商定文豪”等，也都是“寥寥几笔”，就把对象“形神毕肖”勾画出来，让他们逃到天涯海角也甩不掉的。

      再次是描摹人物的动作、声口、心理。例如陈西滢和徐志摩的互相吹捧，徐志摩说陈西滢学法朗士的文章当得起“有根”，只有他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陈西滢则说徐志摩在新文学家中“尤其”特出，鲁迅嘲弄说，现在中国的“有根”学者和“尤其”的“诗人”是“互相选出”了（《无花的蔷薇》）三十年代初胡适转向反动，去拜谒“废帝”溥仪，鲁迅在《二心集•知难行难》中引了谒见后胡适对人说起他们当时的对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仅此一句，就将胡适的反动和无耻写尽了。又如刘半农1933年参与北京大学招考，在阅卷中，有考生把“昌明文化”写成“倡明文化”，这本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可是刘无聊透顶，自己写起自批自注的打油诗，发表在《论语》上，对比大加嘲笑：“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等等。鲁迅见了很反感。便著文《“感旧以下”》（下），把考生的字和刘半农的自批自注的打油诗放在一起，刘半农的浅薄相就暴露无余（教授），并且说《诗经》里有“倡予和女”，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刘半农。

      以上几种方法，均为鲁迅杂文写人的灵魂方法。鲁迅杂文中人物形象的刻划自然同小说或纯文学散文不同的，带有片断的、漫画夸张的性质，同时它是直接逻辑评论服务的。德国诗人海涅在《论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中评论莱辛的一段名言，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杂文形象创造的意义。在那里，海涅说：“他（莱辛）用他才气纵横的讽刺和极可贵的幽默网住了许多渺小的作家，他们象昆虫封闭在琥珀中一样，被永远地保住在莱辛的著作里，他处死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也使得他们不朽。”鲁迅和下的许多杂文形象，确有“不朽”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2、议论的理趣化。朱自清在《鲁迅先生的杂感》中说：“鲁迅先生的《随感录》……还有一些‘杂感’，在笔者也是‘百读不厌’的。这里吸引我的，一方面固然也是幽默，一方面却还有别的，就是那传统的称为‘理趣’，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理智的结晶’的，而这也就是诗。”鲁迅非常强调杂文要有“趣味”能引人发“笑”，能给读者以“愉快和休息”，鲁迅也反对为“笑”而“笑”，为“幽默”而“幽默”，为“滑稽”而“滑稽”，反对把“肉麻当有趣”的庸俗低级“趣味”，鲁迅的这一切主张贯彻在他的杂文创作里。鲁迅无疑是一位卓绝于古的“笑”的大师。罗马诗人贺拉斯曾说一句名言即“含笑读真理，又有何妨？”作为杂文大师的鲁迅，不仅是勇猛无畏地狙击中国的旧社会和旧文明的“霹雳手”，他还是“含笑谈真理”的讽刺和幽默大师。“含笑谈真理”是鲁迅杂文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鲁迅杂文为读者长久喜爱、传诵不衰的一个奥秘所在。例如《隐士》隐士尽管“泰山崩，黄河溢”，却“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又如《病后杂谈》，揭发反动统治者施行“仁政”，鼓吹“君子远疱厨”自欺欺人的实质。“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告备于我矣’了。”评论历史，讽喻现实，在幽默中寄托着对国内外反动统治者的控诉。可见，鲁迅的杂文是真理和谐趣的高度统一的理趣美，是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幽默的最高水准。对人民来说，读鲁迅的杂文，是在笑声的王国里作真理探胜的旅行，对于那些丑类来说，是引颈苦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可怕判决。为了说理的需要，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广泛援引和活用中外神话，寓言、故事、传说等材料，这些材料本身就是诙谐有趣的，经过作家夸张、借喻、双关、反语、暗示等讽刺，幽默手法的运用，与作家所要阐发的真理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如《由中国女人折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单看这个长题目，谁都会觉得好笑。本篇是应林语堂编的《论语》而作的。文章从“缠足”谈起，分为两派，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装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这一派也是“贵古而贱今”的观点来论证的。鲁迅说两派的话，都错，也都对的，错——从汉唐的图画，女人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对呢——汉朝确有一种“利屣（舞鞋）穿久就形”趾敛。缠足，“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9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实在是“过火”，鲁迅由此引出所谓中国人之非中庸。可见中庸，然而孔夫子这样的“圣人”为什么要大呼要“中庸”呢？鲁迅的推论是，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鲁迅随手举了两件大事来说明这个道理：“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尔夫球，从此 主张运动的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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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个理论，人们要记起肚子，大致犯了胃病了。孔老夫子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因此，鲁迅推论他得过胃病，并且还找出促使他生病的客观原因。

      鲁迅说，以上的考据，都是“读书问得来”，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多疑”的谬误，这实在是“左右而言他”。

      3、议论的抒情化。鲁迅的杂文燃烧着神圣的爱憎，洋溢着抒情的激情，充满着诗的情趣。真情是一切文学创作的艺术生命，杂文也是如此。鲁迅的杂文是他的真情的流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正如他在《七论》《文人相轻》里说的“现在这‘可怜’的时候，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如面对段祺瑞军阀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鲁迅愤笔写道：“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始。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又如《“友帮惊诧论》（《二心集》）：

      好个“惊诧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戳，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这是在论证吗？也不是！作家用不着论证，他只需要摆出“友邦人士”所谓“惊诧”和他们并不“惊诧”的事实，加以对照，加上两个“好个‘友邦人士’！”的反语，再加上一个“是些什么东西！”的怒斥，“友邦人士”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鼻孔出气的丑恶面目便昭然若揭了。读罢这段义愤填膺的斥责，我们眼前矗立着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鲁迅先生的高大形象。可见，鲁迅杂文既不满足于一般的就事论事，也不满足于稍胜一筹的就事论理，他所追求的是感情的表现，是情、理的融合！正是这一点，使鲁迅杂文充满了画意，充满了诗情，它给人们的不是什么枯燥的论点或教杀，而是惑的薰陶与愉悦。

      在鲁迅的杂文中，还有许多诗意盎然的篇章如《夜颂》、《秋夜纪游》、《白莽作孩儿塔》等。这一切，充分显示了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精湛融汇与高度结合。它既有强大无比的思想威力，又有无限深厚的文学魅力，不愧是我国现代杂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