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西宁市虎台中学  杨文明

关键词：《书愤》 主旨  南宋与金

《书愤》写于淳熙十三年，是南宋前期的作品，此时南宋政权建立已有60 年的历史。南宋文臣武将中的主战派们仍然怀有收复中原、回归故土的强烈愿望。然而南宋天子主张妥协退让，投降派在朝廷中占上风，从国势和兵力看，南宋没有收复中原的绝对优势。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南宋有志之士们的内心世界都相当压抑和激愤，作为爱国诗人的陆游，他的内心自然是十分压抑和激愤的，《书愤》一诗便是这种压抑和激愤的必然产物了。

《书愤》中“愤”的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这与诗人的人格品质、宋金对峙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愤”之一——尊严和人格的被侮辱感。皇帝既是一个人，更是一个象征和代表，象征着中原汉民族的最高尊严，也代表着中原汉民族的最大利益。北宋末年，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国虏禁囚辱而死，这实际上严重的侮辱了中原汉族的群体尊严和汉族文人的个体人格，使南宋有志文人的内心极其压抑和痛苦，激愤难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激愤和压抑感充满了南宋文人的内心世界。

“分”之二——民族利益的被侵犯感。中原大地是块沃土，地处地球的北半球，属于温带气候区，江河流域，土肥水丰，“随便几粒种子入土便会开花结果，长出谷物”，这也是中华文明自原人阶段起延续至今而从未中断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文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原是最好的农耕区，“华夏”即“开花”“发芽”之意，即农耕文明的最好见证。北方金国的少数民族屡屡侵犯中原，其目的实质上是抢夺中原农耕区，这对于中原汉族的生存区域和生存依据构成了威胁和侵犯。失掉中原农业区的南宋汉族文人们，内心自然充满着仇恨、压抑、激愤和 痛苦。

“愤”之三——家园故土沦丧的漂泊感。中原是汉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汉文化长期的中心，中原汉民族不像北方的游牧民族那样“游荡侵扰”，而是在中原大地安居乐业，视中原故土为“社”——把地尊敬为土神，“稽”——把农作物尊崇为谷神，这片大地上埋葬着汉族人的祖先，也寄托着汉族人的未来。中原是汉民族最稳定、最长期、最深情的家。丢失这个故土家园的汉族文人们一定是异常悲愤的。

“愤”之四——收复中原的复仇感。“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与其说建功立业，倒不如说复仇。政权的更迭必然是血流成河的，而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驱逐出某一地理区域，更是惨不忍睹的。多少英雄落难！多少尸骨难收！时过60多年的南宋文人武将们之所以激愤难平，是因为民族仇恨难消。

“愤”之五——无力收复中原的无奈感。“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那么，南宋有没有能力收复中原呢？今天看来，实际上南宋从国力和军事上没有将金少数民族政权驱逐出中原的绝对优势，“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其实陆游在羡慕诸葛亮北伐的同时，更深刻的流露着无法收复中原的无奈情绪。

“愤”之五——南宋朝廷中主战派居下风的压抑感。天子主和，外交软弱，南宋朝廷自始至终被笼罩在妥协退让的氛围之中，没有收复中原的大气候。作为南宋的有志文人和为数不多的势单力薄的主战派将领们，感到十分压抑和激愤。

《书愤》的主旨是深刻的，是多方面的，“愤”之情是诗人的进步、责任、高尚，以及那个扭曲的时代决定的。

 

杨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