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看北大往事，看孔君把生活琐事演绎得如此浪漫，如此大气，真如聆听了仙乐，只怕西方极乐世界中迦陵鸟一起鸣叫，也只这么好听。便好了些名士精神，在一个大雨滂沱之际，撑着油纸伞，逛了一大圈北大。果然好风景！但见春色遥看，似有还无；古槐参天，翠鸟啾啾；湖光粼粼，杨柳依依；更想到此中积淀着许多人文精神，手舞足蹈；以为不虚此行。

　　挑起这个话头，是因和朋友聊天的一个话题。朋友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正为失去恋人形销骨锁，但伊一提起清华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便会异常的亢奋起来，在夕阳的照耀下，仿佛翩翩惊鸿。而论及北大精神之时，作痛心疾首状，以为要把从京师大学堂到今天的北大演绎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却是非常艰难了。

　　这话也许有些过，但是把今天的北大和以前的北大做一个比较，二者的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显然的。不是说今天的北大多了些权力，多了些技术，而是说整个人文精神存在的土壤发生了质的变化。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不再是宽容的北大，而成为道德主义的北大，东方不败式惟我独尊的北大。你现在看看今天的燕园，你接触接触北大的学子，你还能感觉到无欲则刚的境界吗？你还能感觉有容乃大的气魄吗？在许多人的心中，北大成了夸饰的北大，飘渺的北大，北大人生活在自己营造的太虚幻境中沾沾自喜，却全然不知北大已异化作清谈的魏晋。发扬蹈厉的青春气息尘封在历史的记忆里，磅礴昂扬的激情已落成阁楼里点点的燕泥。

　　先从余杰谈起。据说此公自从《火与冰》发表后，就成了良知的代言人，就成了道德的评价者，很有些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味道，无数深刻沉痛的思想如落叶兮纷纷而下。话说一日，此公端坐向阳门第，闭目思索军国大事，忧心忡忡，俄而焚香三柱，向孔子神龛叩首，俄而饮酒一杯，遥祭道德文章。眉宇紧锁愁结，不平显溢言表。举起如椽大笔，要求南方一位余姓人士谢罪。那位余姓人士我也是久仰的很，同样属于思索苦难人生的道德标榜者。遥闻恶语相加，自然不甘示弱。二人笔仗犹如中原鏖战，双方支持者均祭起了理性与道德的大旗，摇旗呐喊，一霎时与保尔盖茨谁是英雄的问题难分轩轾，堪称双壁。我不禁要问，谁给了余杰这么大权力，用老练的文字斩首别人的灵魂，用抽象的道德话语建构道德的裁判所。这是未名湖百年以降的人文传统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北大精神从对时局的关注转移成对过去无休止的纠缠，又是什么时候起北大精神从对过去心平气和反思变做心浮气躁的道的评判？！而北大学子又是协作者从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变成了冷冰冰的圣徒？ 　

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