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书彬

      “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

      1935年，应美国一家出版社之邀，人到中年的林语堂开始写作一本自传，那时的他已经是中国最知名的现代作家之一，并且开始拥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像那个时代的许多新型知识分子一样，他有着一份堪称耀眼的履历：17岁时入读上海的圣约翰大学；21岁时担任清华英文教师，之后又留学哈佛大学、莱比锡大学；28岁时成为北大教授；31岁时成为厦大文学院院长……

      但在自传中，这些经历都被林语堂一笔带过，在对自己的思想和经验做分析时，林语堂觉得，对他影响最大的一直都是童年的生活：“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

      走出坂仔的林语堂，仍喜欢用孩童时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在他年幼的时候，坂仔村的山坡灰蓝色的变幻，以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经常令他感到迷惑和惊奇，坂仔村外的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美丽的尘世中有着无尽的快乐，人们都是过路的旅客，只需用一颗好奇的心来体验这个宽大的、孕育万物的天地，就很容易获得快乐，并且对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产生一种依恋之感。

      在40岁生日那天，林语堂做了一首自寿诗，用他一向幽默、乐观的笔调说自己“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他愿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仍像童年时在山中探险一样来游历这个世界：“我仍是一个孩子，睁圆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

      群山环绕中的坂仔村，是林语堂生命的起点，也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今日不断有寻访者来到这里，感受一代大师童年的成长轨迹。

      坂仔的世界

      一百年前，人们走出坂仔都是通过水路，从坂仔村乘坐一种被称为“家房船”的小木船，沿花山溪顺流而下，转入西溪再继续东行，出了九龙江口后，就到了厦门，整个过程需要三天左右的时间。如今寻访者要到坂仔当然已经是十分便捷，驾车从厦门出发，两个小时后即可抵达坂仔。与一百年前不同的是，如今坂仔的规模已经增大许多，它不再是坂仔村，而是平和县的坂仔镇了。

      林语堂的故居就在坂仔中心小学的校园内，在当下的旅游热潮中，林语堂的名字已经被当地政府视为发展旅游经济的利器，其故居也在几年前被修葺一新。

      十岁那年，林语堂离开坂仔，开始了在厦门、上海等地的求学生涯，但在每年的假期，他仍会返回坂仔，除了和家人在一起的光阴，林语堂也很喜欢在西溪上的旅行。

      在林语堂的回忆中，童年的时光是充满快乐的，甚至可以说是“稍微超出寻常”。他的父亲林至诚“锐敏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作为一名牧师，虽然在乡间拥有受人尊重的地位，但林至诚却从来不是一个严肃的人，他不仅喜欢在布道的时候讲笑话，在家中也鼓励孩子们的各种梦想，那种在当时中国的乡绅家庭中常见的严格生活在这个家庭中并不存在。

      但是在林语堂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庭正经受着一次煎熬。林至诚喜欢在月亮明朗的夏天晚上，到河岸近着桥头的地方传道，因为那里有许多纳凉的村民。这些布道在大多数时候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忙了一天的村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以此作为晚间的消遣，但对林至诚来说，不走运的是他在一次传道中出了很多汗，回家后又没有换衣裳，结果得了感冒，随即又转为严重的肺炎，这让他几乎死去，而妻子那时候正要临产。

      焦虑的牧师妻子自己接生，忍痛生下了这个家庭的第五个男孩，那一天是1895年10月10日，林至诚已经四十岁了，还在被病痛折磨的他不得不勉力起身，到河边去清洗妻子生产时所用的衣物。

      虽然生活中有着种种的无奈，但就如林语堂所言，他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林语堂一出生，父亲就给他取了乳名为“和乐”。这个名字像极了这个家庭的气氛，刚刚来到人世间的林语堂，在睁开眼睛后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全家人的笑脸。做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林至诚在家庭教育上有着他极为坚持的看法，那就是家人之间不许吵架，脸上要经常带着笑容。

      这是林家人的标志性微笑，坂仔一带的村民都知道林家人易于相处。林语堂的母亲经常在村头同农人、樵夫极开心地谈话。村民还经常在林语堂父母的邀请下，来到牧师住宅中喝茶，或者吃午饭。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和村民在一起，“我们相处都是根据极为友善的和完全平等的原则”。

      虽然林语堂在长大后，特别是进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后，曾打算把这“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去掉，以免在人情复杂的都市中显得“痴形傻气”，但是他依然从心底里觉得，乡间的父亲把这笑容挂在自己脸上也分享给孩子们，其中绝无半分虚情，“我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但是一个迥非寻常的。他最好的德性乃是他极爱他的教友。他之所以爱众人并不是以此为对上帝应尽之责，他只是真心真情的爱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是由穷家出身的。”

      身为牧师的孩子，林语堂和他的兄弟姐妹不需要像村中的其他孩子一样务农，但父亲仍会给每个孩子派定一些事情来做。林语堂的两位姐姐都要造饭和洗衣，男孩们则要扫地和清除房屋。林至诚在布道之余，也做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每天早餐后摇铃上课，“读的是四书、《诗经》，以外是《声律启蒙》及《幼学琼林》之类。一屋子总是咿唔的读书声。”到了晚上，林至诚就让孩子们读《圣经》，林语堂和兄弟姐妹们轮流读，“转过身去，跪在凳子上，各自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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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人们可以从林至诚留下的一篇题为《平和基督教会史略》的文章中看到，他虽然自幼没有读书的机会，却有着一定的文学素养。在高山环绕的偏僻之地，他努力接近着外面的世界，他支持康、梁的维新变法，对具有改革精神的光绪皇帝很有好感，并在家里挂上一面彩色石印的光绪像，光绪像的旁边还挂着一名外国女孩的像，那女孩笑意盈盈，手里拿着一顶草帽，草帽里放着几颗鸡蛋，林语堂的母亲喜欢这张画，就把它和光绪像挂在一起。

      林语堂的母亲不识字，仅能读懂闽南语拼音的《圣经》，但是她的针线篮里却有一本英文的妇女杂志，她用这本杂志的光滑画页来夹住那些绣花线，她的丈夫则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来阅读外界传来的信息。一个汉名为范礼文的西方牧师是林至诚的好友，他把林乐知在上海编写的《通问报》寄给林至诚，另外还寄上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出版的很多书和小册子。

      范礼文寄来的书刊让乡村牧师林至诚对“新学”的热情愈发高涨，“对于西方及西洋的一切东西皆极为热心，甚至深心钦羡英国维多利亚后期的光荣，复因而决心要他的儿子个个读英文和得受西洋教育。”

      林至诚去过厦门，他知道那时厦门的富裕家庭也很少愿意让孩子远离家乡，到福州、上海去读书，但是他这个乡村牧师已经下定决心，要把孩子送往圣约翰大学，因为他已知道那是“在中国学习英文最好的大学”，他还梦想着要让孩子进入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些想法甚至常常让他在夜里激动地醒来，“挑亮床头的油灯，口吸旱烟，向我们小孩讲牛津大学怎样好，柏林大学是世界最好的大学。”

      梦想和眼泪

      林至诚自己出身于漳州天宝镇的一个平民家庭，其母为普通的村妇，其父在太平军进占漳州时被抓去做挑夫后失踪了，留下母子二人挣扎过活，母亲做了豆仔酥，林至诚就将之肩挑到四乡叫卖。若是没有教会，林至诚或许会做上一生的小贩。24岁那年，他进入了教会的神学院，随后被派往坂仔布道，他是一名称职的牧师，也是一名传统的崇奉儒学的乡村精英，当新教堂落成的时候，他也高高兴兴地把他装裱的大儒朱熹的一副对联挂在教堂里，对于他来说，这两者似乎是并行不悖的。他不仅是讲坛上的宣教者，而且是村民争执中的排难解纷者。他常常不断地为人做媒，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令鳏夫寡妇成婚。

      当然，最让林至诚激动的仍然是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教会为没有机会走出山乡的他，开启了一扇打量新世界的窗口。但可惜的是，在今日的坂仔镇已经看不到当年林至诚布道的教堂了，依照《坂仔礼拜堂旧貌平面图》，寻访者尚可感受到当年教堂的盛况：不仅有大礼拜堂、小礼拜堂，还有教室四间、圣恩楼一座、牧师楼二层，此外还有执事办公室、顾堂工人的宿舍、一般的厨房、牧师的专用厨房以及一个很大的后花园——它们都没有躲过狂热的“文革”。1993年后，坂仔教堂异地复建，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只有当年从英国进口的一口铜钟，今日仍悬挂在坂仔礼拜堂的钟楼里。

      那时的林至诚，就是在坂仔教堂里做着把孩子们送进世界顶级大学的“狂梦”，这梦想是如此诱人，但他毕竟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牧师，又怎么才能完成这些梦想呢？身为牧师，林至诚每月有20元的薪水，这在当时的中国乡间，应该说是一笔不错的收入（相当于城市富裕家庭给一名家庭厨师的薪水），但这些钱要用来养育这么多的孩子时，就显得处处捉襟见肘了。在和乐之后，这个家庭又迎来了一个男孩的出生，6男2女带给林至诚许多的快乐，也让他备感压力，如果要把孩子们送往外地求学的话，仅仅是从坂仔到上海所需的旅费和孩子们在上海所需的生活费，就已经远远超过他的支付能力。

      林语堂的二哥是这个家庭中第一个进入圣约翰大学的孩子。为了筹集入学的费用，林至诚不得不卖掉了漳州天宝镇家乡的唯一的房产，当他拿到上海寄来的入学通知时，眼泪禁不住滴在纸上，把一个孩子送进他热望中的大学，已经是他这个乡村牧师的能力极限了，接下来又该如何呢？

      今天的寻访者，可以在坂仔的林语堂故居里看到林至诚和他的孩子们的照片，照片上的林至诚面容瘦削，是个勤勉的父亲；林语堂一脸稚气，留着僮仆式的短发，而没有像当时一般家庭的孩子一样在脑后拖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林语堂的二姐美丽又忧郁，站在母亲旁边。

      让林语堂一生都很遗憾的是，他二姐美宫天生聪明，非常爱读书，“美艳如桃，快乐似雀”，但却因身为女孩，而在读完了鼓浪屿的毓德女校之后，永远地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

      林至诚自然也知道他这个女儿是如何好学，在家庭学堂中，他让孩子们读古诗，为他们讲解经书。美宫在学习这些时甚至比她的兄弟们还要快乐，林至诚也体验着家庭学堂带给他这个父亲的快乐，他很轻松地就把经典的意思讲解出来，孩子们都很佩服他，但是美宫因为是女孩子要担负洗衣服的家务，这让她不得不在学习的时候还要盯着墙上的影子，到了要做家务的时间，她就“用很惋惜，很不愿意的语气说：‘现在我得去洗衣裳了。’在下午，天晚一点的时候，她又看一看墙上的影子，几乎是自言自语的说：‘我该把晒的衣裳收回来了。’”

      林语堂很喜欢和二姐在一起，在家中所有人里，他觉得除了父亲之外，就是二姐对他的影响最大了。他们一起看林纾翻译的《华生包探案》（福尔摩斯）《天方夜谭》，一起自编长篇侦探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为“库尔摩宁”的法国侦探。

      从毓德女校毕业的时候，美宫已经二十岁，在当时的乡间，与她同龄的女孩几乎都已经嫁为人妇，但美宫不想一生就这么度过，她不愿见到有人来提亲。每当夜深，母亲找个机会和她说亲事，她总是把灯吹灭，拒绝谈论此事。有一天，林语堂听到二姐在向上帝祷告，她不想这么快就结婚，她想去读大学。

      美宫并没有想到上海那么远的地方去，她希望能去念福州的女子大学，但是无论她怎么恳求，“且作种种应许”，父亲的回答都是：“不。”

      别无良策的美宫只能应许婚事，嫁往本乡一户略有家产的中等人家，然而这又怎么能责备乡村牧师林至诚的无情呢？他又何尝不希望有一个有才干、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儿？林语堂记得父亲曾在读完一篇上海某杂志上一位女作家的文章后，叹了一口气，说：“哦，我怎能够得着一个这样的媳妇呢！”此时的他不会想不到家中有一个一样聪明且苦心求得新教育的亲生女儿，但是若要把女儿送往福州读书，单是川资杂费一年就得至少六七十元，他一个经济拮据的乡村牧师又怎么才能筹集到这笔费用呢？

      永远的故乡

      不仅仅是美宫，就是林语堂去读圣约翰大学这个事情，也是拖到最后一天才确定。那时林语堂的二哥已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可以赚钱供弟弟读书了，但是父亲对此仍没有把握。这名乡村牧师不得不求助于一个曾经的学生，那个学生以前是一个聪颖而贫寒的孩子，当他受业于林至诚的时候，身为老师的林至诚送他一顶帽子作为礼物，在当时的中国，师生之间还严守着一直传承的规矩，“老师是终生的主，是儒家‘君，亲，师’中的一位。”这个学生对这件礼物终身不忘，当它已破烂到不能再戴时，他发誓一生不再戴其他的帽子，而他也的确做到了。在老师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已经成为漳州的一名富翁，正是他借给林家的一百银元，终于消除了林至诚是否要再送一个孩子去读圣约翰大学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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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林语堂要起程前往上海的时候，他的二姐美宫的婚事也到来了，两人去往同一个方向，新郎家在坂仔通往漳州的水路边上，林语堂就在路上停下，参加二姐的婚礼。婚礼过后，美宫从她嫁衣的袋子里面拿出四角钱给弟弟，在分手时，她含泪微笑说：“和乐，你有机会去读大学，你的姊姊，因为是一个女孩，不能去。不要糟蹋了你的机会，立定决心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著名的人物。”

      林语堂深知他去读圣约翰大学乃是出于父亲热切的期望，他也深知二姐的愿望。二姐的事情让他既难过又不安，“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学”。多年以后，林语堂仍对二姐的话念念不忘，后来林语堂在分析自己如何从一个“异教徒”最终成为基督徒时，在心里问自己：“想成为一名基督徒，就是如二姊告诉我的，是想做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吗？”

      童年的林语堂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遥望四周的高山时，对于父亲所说的“上帝无所不在”，他感到既惊异又困惑。当他成为一名名动天下的作家时，无数读者爱上他所提倡的轻快随便、崇尚自然和闲适的生活哲学，并对他这些思想的来源感到好奇，对此林语堂说，这些都是坂仔的高山带给他的影响，它们给予他一种“高地人生观”，这就像父亲和二姐对他的影响一样，已经深化为他的性格。

      在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中，林语堂借主角之口说起这些山对他有着怎样的作用：“你若生在山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山的力量巨大的不可抵抗。”

      更何况，坂仔村外的高山，也是二姐美宫永远的安息之地。在林语堂进入圣约翰大学的第二年，美宫却不幸因瘟疫而亡故了，一家人为她营造的墓地，就在坂仔村外的高山接近东南敞亮处的一带横岭上。

      幼年的林语堂经常仰望着这些高山出神，那时他有一种感觉，“接近那些高山是接近上帝的伟大……这些高山已成为我及我宗教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富足，产生内在的力量与独立之感。”

      高山带给童年的林语堂无尽的幻想，在今天的寻访者看来极为普通的山川，在他看来却是无比的“秀美”，“板仔村之南，极目遥望，但见远山绵亘，无论晴雨，皆掩映于云雾之间。北望，嘉溪山矗立如锯齿状，危崖高悬，塞天蔽日。冬日，风自极狭窄的狗牙谷呼哨而过，置身此地，人几乎可与天帝相接。”

      此外，十岁后每年在回家或返校时的西溪之行也都是让林语堂极为留恋的时光，“乖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种永久印在我心头灵性上的经验。因为我们是在南方，从我们乡村到漳州的西河河谷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有时，我们听见别的船上飘来的幽怨悦耳的箫声。音乐在水上，上帝在天宫。在我那童稚的岁月，还能再希望什么更好的环境呢？”

      林语堂觉得，正是坂仔的山水带给了他观察世界的方式，无论是他的爱好，还是他的行事风格，无一不受其影响。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学论战中，曾有普罗作家批评他不懂平民的生活，因为他常在文章中说到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对此林语堂感到好笑，那些批评他的人都是自幼即居于都市，他们又怎么能知道一个农家子的感受呢？“在他们看来，好像清风明月乃是资本家有闲阶级的专利品。”

      在作品中，林语堂一次又一次赞美坂仔的青山，“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如果我会爱真、爱美，那就是因为我爱那些青山的缘故了……如果我自觉我自己能与我的祖先同信农村生活之美满和简朴，又如果我读中国诗歌而得有本能的感应，又如果我憎恶各种形式的骗子，而相信简朴的生活与高尚的思想，总是因为那些青山的缘故。”

      后来林语堂因为时局原因无法再回到坂仔，晚年的他定居于台湾的阳明山，那里能听到闽南乡音，使他感到快乐，仿照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他也写了《来台以后的快事廿四条》，其中一条如下：“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晚饭后看山则是他的另一条“不亦快哉”：“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在这个时候，他是否忆起了童年时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面对青山时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