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晓芸

      一位梦想着成为名利双收畅销书作家的高中教师，却频频遭遇退稿，任教的诗歌鉴赏课也听者寥寥；生活中，他是一位单身父亲，儿子Kyle学习有障碍，多次被校方劝退学，建议转特殊学校，父亲勉力争辩着：“他其实反应不迟钝”。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年失意男形象。

      Kyle对学习毫无兴趣，性格内向又处于性懵懂的青春期，热衷的是色情网站。有一天，父亲回家发现，Kyle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意外死去了——“重口味”手淫，操作不当勒死了自己。故事突兀地展开了。

      中年文青父亲为了掩盖儿子Kyle尴尬死去的真相，开始极为冷静地制造假象和谎言，他捉刀代笔了儿子的遗书，将Kyle塑造成为一位极富才华的少年——是的，当这位怀才不遇的父亲的文字以少年遗书的方式出现时，人们被深深地震撼和感动了。

      这是美国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讲述的一个看似离奇荒诞又悲凉的故事。

      Kyle的父亲本意仅在于为儿子之死隐去私密而尴尬的情节，他不堪忍受生前便因学习障碍遭受歧视的孩子，死后还要成为笑料。然而，他这一“隐”却亲自消费了儿子的死。

      突然间，Kyle突然成为了校园偶像，而父亲成为了受人欢迎的教师，课堂爆满，若即若离的情人也开始与他确定了关系，他受邀四处演讲、出书，得到掌声和财富。就在赚得满盆钵、高潮迭起之际，他开始感受到了恐惧和煎熬，终于，在一个看上去如常的时刻，他平静而面带微笑地对众人公开真相：“我的儿子死于手淫意外，他的日记是我写的。”

      听者莫不愕然，而这位中年男子却解脱了。

      在“体面、尊严”与“诚实、真相”的左右手互搏之间，Kyle的父亲最终选择了向自己的灵魂妥协，结束惶恐的日子。当然，他也瞬间失去已高高垒起的光环与荣耀。

      人性总是相通的。中国也有“亲亲相隐”之说，在《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相隐”制度的基石可谓正是来源于这句话，《大明律》即有“同居亲属有罪互相容隐”的规定，所谓“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的法律原则。可惜文革中的父子相斗、夫妻反目完全颠覆了这一文化传统，时至今日，法律上亲属是否可以有免于被强制要求作证的权利，成为了一个仍在争议的问题。

      “亲亲相隐”在伦理上有其正当性，立法方面值得重新讨论。实际上，港澳台地区以及欧美一些国家仍保留了这一立法原则。不过，电影《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呈现的故事，与法律强制与否无关，仅仅是父亲隐去了儿子意外死亡的真相，然而，在隐恶或蔽丑的人性底下，难以控制的是，如何避免从“隐恶”走向“伪善”？

      当Kyle的父亲从伪造儿子日记中获利，他开始无法面对灵魂上的拷问：“老爸，你这个骗子！你伪造我自杀的现场，你写下装深沉的遗书，你太贪婪，你写下一堆文字，谎称那是我生前所写的日记。日记出版了，你红了，我成了你们的精神偶像，你们的玩偶！我挂了，成名的好处全归您了，我怎么死的就真的让你那么丢脸吗？”

      骗子！骗子！从“善意的谎言”到“丑陋的骗子”，父亲的形象日渐面目可憎，甚至连他自己也无法从“儿子—父亲”的角色沉溺中抽离出来。

      正如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所说的：“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不能说假话”。从“可以有不说的真话”到“故意说假话”，仅仅一步之遥。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在瞬间转化，而这里的前提就在于是否违背“真”。当“隐”在某些情境下是一种人性的良善的时候，它的潜台词在于人有不主动暴露“真”的权利，却并不包括滑向主动以另一种“假”来取代“真”的存在。

      抽离了真假谈“善恶”、“美丑”无异于缘木求鱼。

      Kyle的父亲究竟是“伟大的父亲”还是“丑陋的父亲”？给出道德评价并不能解决这里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是一个懦弱温和失落的中年男人，他向往功成名就、爱情的春风得意，却眼睁睁看着同事在主流杂志发表文章，情人对他的不置可否。即便如此“失败”，他隐匿着自己内心的自卑与阴暗，仍然是一个和善的人。

      如果换一种观念来考察这位父亲，恐怕不难理解他从“隐恶”走向“伪善”直至复归“素人”的心理历程。这里我想提出的是“安”与“不安”的道德直觉概念来解读这位父亲。

      《论语》有载一则对话，孔子的学生宰我试探性地询问孔子，可否缩短居丧三年的时间，孔子没有给出明确的应该与不应该的答复，而是问他：“于汝安乎”？不料学生并不领情，直接答“安”，孔子恼怒，大斥“不仁”。可见，“于汝安乎”是一个诉诸情感体验的道德直觉概念，而不是客观的道德评价或道德义务，“安”与“不安”取决于行为人的即时心理体验。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当《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中的父亲决定隐去儿子意外死亡的真相时，他是为了求得“心安”，他不希望儿子离世之后仍然成为人们言谈中的可怜虫、笑柄，当然，他也不愿意自己在世的日子遭受鄙夷的目光，所以，他有了“隐”的内在动力。但是，当事情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时，他感受到了另外一种“不安”。“消遣”乃至“享受”儿子死亡的“成果”成为了他不能面对的道德困境。这都是诉诸道德直觉，没有外在的强制力要求他这样做或那样做，因为这一切“伪善”均在无人监视的情境里完成的。

      使得Kyle的父亲良心发现、道德顿悟的，是这样的心理体验：“我曾经以为生命中最糟糕的事，就是孤独终老。其实不是，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孤独的人一起终老。”他终于体悟到：“伟大的父亲”是无论旁人如何看待，他依然爱自己的孩子而不需要那些虚无的光环。于是，他决定放弃那些不理解他的爱的“旁人的眼光”，回到自己与孩子内在的情感纽带去审视发生的一切变故。

展开全文阅读

      “伟大的父亲”就是——无论孩子聪明还是笨拙、成功还是失败，都有勇气公开地、不吝啬地表示作为父亲的爱，即便孩子别扭不堪，令人羞于启齿，“伟大的父亲”绝不允许自己在旁人的眼光中藏匿关于孩子的真相。就像，先天唇腭裂的孩子们，总有并不沮丧的父亲们宣告：“那是上帝之吻，我爱我的天使。”

      在Kyle与父亲的故事里，“尊严”与“道德直觉”似乎是相斥的，并不总是统一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尊严”加以限定，追问一句：“你所谋求的，究竟是外在的尊严还是内在的尊严？”只有当“尊严”指的是内在的、植根于人格独立的个体自身的时候，“尊严”与“道德直觉”才是最大限度相契合的；而当“尊严”指的是个体的社会化生存所应对的俗世评判时，“尊严”与“道德直觉”往往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尤其当“尊严”被硬生生置换为“成功学”的时候，那么，秉持对个人的、自我的诚实，几乎就不再可能。

      为他人而活？抑或为自己而活？Kyle的父亲在第一时间替儿子向世人给出了前者作为回应，但这不代表终极答案，在历经情感体验与理性慎思的纠缠、折磨之后，他具有强悍的自我修正能力。这种可称之为“道德直觉”的修正能力，不同于“道德判断”，在哲学家的词汇中，他们更愿意用“道德感知”来描述它。而恰恰是这些带有情感体验的“道德感知”的千差万别，造就了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于是，对于摆在人们面前的道德情境，有的人极富道德洞见，有的人于焉不察。

      这种道德敏感度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正是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议题，他们试图寻找关于道德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微妙的复杂可能，从而解释道德能动性的来源。

      当哲学家们顾不上Kyle和他的父亲的时候，我只好越俎代庖地替Kyle的父亲给出一种中国式的答案，那就是，常常问自己：“于汝安乎”？我以为，正是这样的拷问，Kyle的父亲赋予了自己伟大的道德洞见和道德抉择能力，化解了他人生里最艰巨的一次伦理困境。

      当然，诉诸“道德感知”意味着赋予个人道德自觉的权利，也意味着康德式道德律令将要遭遇的风险，总有人会作出宰我式的回答，而“伟大的父亲”也许常常存在于虚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