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12月7日上午，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墓碑前的下跪震撼世界，而84年前，中华民国执政府首脑段祺瑞的下跪，却远没有像“华沙之跪”那样，清晰地保留在历史记忆中。

      躯体的下跪，未必等同于人格的高尚。或许只是一位吃斋敬佛的武人的内心忏悔。但是随即的执政府的垮台，则说明了广场政治的强大威力——而广场政治则已经属于现代政治文明的范畴了。

      导语：1979年版的《辞海》解释：“大沽口”事件爆发后，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多人。这起惨案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1999年版《辞海》的“三·一八”惨案的辞条则不再提“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

      作为“三·一八”的重要关联人物，因鲁迅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而长期背负骂名，一代风云人物，我的合肥老乡段祺瑞被抽筋扒皮，被晾晒风干为一个历史符号。显示空气湿润度提升的是带有官方色彩的《辞海》的解释。

      1979年版的《辞海》解释：“大沽口”事件爆发后，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多人。这起惨案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1999年版《辞海》的“三·一八”惨案的辞条则不再提“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

      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鲁迅为此写下沉痛的悼文，中国学生都是学过的。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中断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道“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举行万人公祭大会。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当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上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尽管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专制和乱象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却能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身食素，以示忏悔。

      段祺瑞是北洋时期皖系的头目。北洋时期应该算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军阀割据，相互征战残杀，压榨盘剥百姓，独裁，腐败，阻碍全国统一。段祺瑞更是“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一文早就把他鞭挞得体无完肤。

      这是教科书里给人们的印象。

      可是，近年我的好朋友张乃惠(段祺瑞的外孙女)多次跟我谈起她外公的情况，却还有另一个段祺瑞。家人心中的段祺瑞很值得深思……

      乃惠说：我外公段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朴素，就是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

      当然，我外公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听母亲说，外婆怕别人说她不贤惠，就主动给外公找姨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外公就吩咐我外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外公当了那么大的官，人们会以为他财产不会太少，母亲也能继承他的遗产，还有文物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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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外公不吃空缺，不收礼，除了好家风，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当时的江苏督军、后来成为日伪汉奸齐燮元送的，其中一件是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惹眼。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都盼望我外公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再看，宝物不见了。原来外公一早就派人归还给齐燮元。我外公除薪水外，没有其他收入。他下台后经济紧张，就搬到小房子住。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外公，开始算细账。

      人们不会相信，外公当官二十来年，一直租房住，倒也有过所谓的房产，怎么回事哪?我外婆是袁世凯的干女儿，老袁就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和老袁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老袁，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外公说，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他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但是，不管怎么说，外公曾是堂堂中国的领袖级人物。数千年家天下和世袭传统的熏陶，位高权重的官员总要荫及子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说我舅舅、姨父什么的总要捞个有实权的一官半职吧。

      偏偏我的外公不在此列。母亲说，大舅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外公身边，小时候缺少良好教育，文化水平不算高。可能受外公影响吧，特别痴迷围棋，是当时围棋界的尖子。不少人劝外公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外公都不答应。我外公是根据他自身经历考虑的：他小时候受的是儒学教育，十五岁的时候因段家遭受劫难，家里人无奈，给他极少的钱让他独自离家，徒步跋涉两千里去找堂兄参军入伍。当兵后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常人无法想象。所以，外公认为，孩子们应该靠自己，从最低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就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