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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中的搬运工现象探源
在语文教学中,有一种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在备课时,一些教师没有认真地研读文本,而是先急着去翻教参,把教参上的要点一一记在教案本上,然后再到课堂上把这些要点原封不动地“批发”给学生,这显然是一种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没有自己的研究和生发,没有自己的独到发现,这样做其实是在干搬运工的工作——把教参上的东西搬到教案本上,然后再搬到学生的脑袋里去。只不过这种“搬运”的效果不太好,没有教师的思考与创造,没有丰富的教学手段为依托,学生很难全部接受这些知识。事实上,学生对这种生硬的灌输方式也不喜欢。然而,对于这种现象,却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一问题也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叶圣陶先生曾不无沉痛地指出:“教参是鸦片。”叶先生这样说,显然是看到了教参给语文教学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对教参顶礼膜拜,过分依赖教参,只是满足于教参对课文的分析,自然会形成一种思维的惰性,缺乏对文本的深度的、独立的思考,没有深入作者的内心,最终导致教师自己思想苍白,语言幼稚,方法单一,课堂教学进入了一个死胡同,这应该是语文教师的一种悲哀。对此,我们不能不探究其根源,警惕和杜绝这种倾向。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长期的应试教育的影响。应试教育重视知识灌输忽略情感体验,轻视文本研读强调死记硬背,要求教师重视教材中的一个个知识点,即使感性的无法言传的东西也要转化为所谓的知识点,例如对于作品主题的理解,对于文章结构层次的划分,本是可以见仁见智、可以有多种意见并存的,但长期以来,许多教师却习惯于一元化思维,只强调一种“标准答案”,这“标准答案”也成了需要学生死记硬背的知识点。而在重视知识点这方面,教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成了归纳梳理知识点的典范,虽然这种做法违背了语文教学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规律,但简单易行,操作起来让人感到得心应手,因此,长期以来这种做法大有市场,甚至在语文教学中占了主导地位。
其次,是语文教师的自身素质有待提高。一些教师不注重学习,自己求学时求来的那“一桶水”(有没有“一桶水”其实也是有疑问的)没有更新,没有增加,要用上一辈子。因此,在教学中就缺少足够的自信,离开了教参就不会上课,处处以教参为准,不敢质疑,不敢深入探究,缺少自己的个性思考和独到发现,这时,教参就成了自己须臾不可离的拐杖,离开这根拐杖就寸步难行了。于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现象:一些教师喜欢把教参上的主要内容用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写在自己的课本上,以便上课时如数讲来,仿佛只有如此心里才踏实。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课堂会是怎样的枯燥乏味、简单无趣,还谈什么创造的欢欣和发现的快乐?还谈什么教学的机智和能力的培养?
讨论这一问题时,上述两个原因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被我们所忽视——我们看一看现行的考试方式,特别是语文考试的阅卷方法。在高考阅卷时,一个阅卷老师每天要看400~500张试卷,以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阅卷老师花在每张试卷上的时间少得可怜,只有1分钟左右,这种情况已是公开的秘密。严肃的高考尚且如此,那其他的考试就更不用说了,有过阅卷经历的教师都知道那速度之快到了什么程度。在这时,“参考答案”成了“标准答案”,学生的答案抓住了要点但换了一种说法,或者与这“标准答案”有几个字的出入,也被毫不留情地画了一个鲜红的叉号。一页页试卷飞速地翻过,一个个鲜红的叉号画出来,不知有多少学生成了被冤屈的“窦娥”。
这种阅卷方法显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弊端。但长期以来,主管部门对此熟视无睹,作为语文教师,无力改变这种局面,也没有人主动地进行这种改变。在这时,语文教师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的学生免于成为“窦娥”而煞费苦心,于是,如何训练学生一字不易地照搬教参或课文注释就成了头等大事,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往来无白丁”,学生说“白丁”是“没有文化的老百姓”,老师说不对,务必解释为“平民”;“未果”,学生解释为“未如愿”,老师说不对,务必解释为“没有实现”;“后遂无问津者”的“遂”,学生解释为“就”,老师说不对,务必解释为“终于”……这种迷信教参或课本而不知权变的做法已经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学生的答案并没有错,但教师的答案却能很轻易地否定学生的答案,因为教师手里握着教参或课本这样的“尚方宝剑”,他代表着权威,学生在“权威”面前不能不低下头来。当然,这样做是在为考试做充分的准备,不管阅卷速度有多快,学生的答案与教参或课本一模一样,这就有了得分的保证。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情况仍然是以分数为中心,仍然是应试教育影响的结果,随着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强势推行,这种情况会有改变。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未免怀疑这种改变是不是真正的脱胎换骨的改变,因为即便推行素质教育,也缺少不了考试,而只要考试方法和阅卷速度没有改变,就仍然会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行为,照搬照抄“标准答案”的现象就不会从根本上杜绝。
或许还会有人说,以后的语文试题中课本上的内容会越来越少,靠照搬照抄、死记硬背会越来越没有出路,上述迷信教参或课本的现象自然就越来越少或者不存在了。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只要有考试存在,就会有教师针对考试特点“发明”一些应试“诀窍”,例如对于阅读题的回答,很难像解释文言字词那样死记硬背,但也有一些教师(也包括某些教辅)总结了一些“套路”,这些“套路”类似于我们较为熟知的总结中心思想的“公式”:“本文通过……,描写了……,表达了……,抒发了……。”针对不同的阅读题便会有不同的“套路”,这些“套路”可以使学生的答案大体符合题目要求——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这就可以在阅卷老师的快速“扫描”之下基本通过,得到一定的分数。
我们必须承认,考试是一直存在的,它的存在会对课堂教学的方向起到引领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保证考试内容尽可能科学,考试方式尽可能公平,而有一个认真的态度是保证公平的重要手段,但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问一下自己:对于考试,我们的态度为什么不能更加认真和负责一些?我们的阅卷速度为什么不能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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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语文的学科特点迫切需要引起我们对阅卷问题的重视。因为语文考试不仅要考查学生对于书本知识的记忆,还要考查学生对于阅读材料的理解和感悟,注重学生的个性表达和情感体验,在这时,特别需要注意其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例如,在阅读题中有“如何理解文段中的某个词语或某个句子”这种题型,学生的答案只要切合文章内容,言之有理,就应该加以鼓励。在制定这种题型的答案时,就应该考虑到学生理解的多种可能性,而不能只有一种“标准答案”;在阅卷时,如果还只看强调一元化思维的“标准答案”,只去不加思考地快速“扫描”,那就不知道“扫描”之下会出现多少被冤屈的“窦娥”!
总之,现行的阅卷方式使强调照搬照抄“标准答案”成为了一种可能,使发明某些“诀窍”投机取巧成为了一种可能,使某些教师的教学行为异化为“搬运工”,使语文课程异化为预制、封闭和垄断的指令型课程,而没有成为强调生成、创新和个性化的新课程。这表明,阅卷方式尽管看似一个很小的问题,但它会影响到语文课程改革的方向,甚至会影响新课改的全局,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忽视已经使许多学生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这种情况需要改变了。
当前,新课程改革的强势推行给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强调创新,鼓励求异思维,注重对语文知识进行创造性、自主性和发现性学习,这是语文教学改革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刷新教学观念,加快角色转换,要意识到摆脱应试教育思维的重要性,要意识到自己不是课程的附属者和教参的传声筒,要意识到阅卷方式这一微观问题也关系到语文课程改革的全局,有了这些认识,我们改革教学方式,拒绝“搬运工”的工作,独立地有创意地指导学生的语文学习,才成为了一种可能。
本文发于《新语文学习》2010年第5期
耿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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