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书彬

      在动荡的年代里，王国维深感治学之不易，曾告诫子女要远离政治漩涡——未料一语成谶。本刊记者专访“隐居”台湾的王氏之女王东明，追寻这个世纪家族的百年飘零。

      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

      噩耗传至城中，学界诸人都极为震惊。梁启超本已离开清华，听到消息立刻赶回清华为王家料理后事，并对自己的女儿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顾颉刚在听到消息时，蓦然感到“一个猛烈的刺激”，为之“失望而悲叹”。

      在留下的遗书中，王国维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一生飘零，1925年，他受聘成为清华国学院的教授后，一家人才终于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然而这段日子却只有短短的两年。他的去世又让妻子儿女开始了四散飘零的生涯。

      此后因抗战、内战和两岸对峙等原因，王国维留下的五子二女又被分割在海峡两岸，数十年不得相见，待到1987年，仍在世的四名子女于香港重逢时，都已成为白发老人，说起各人后来的遭遇，感觉都是“如同梦寐”。

      如今，在王国维的子女中，尚在世的只有其长女王东明一人了。今年5月8日，将近百岁高龄的她，在台湾新北市永和区的家中接受了《看历史》记者的专访。

      长期以来，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王东明总是不敢于人前提及自己的家世，更“不敢著书立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不知道她就是王国维的长女。王东明说，到了去年，在年近百岁之际，她才“突然想通了”，在别人的辅助下完成了《自述》， 对王氏家族走过的一百年进行回顾 。

      早在“五四”时期，对“社会运动”常怀恐惧之心的王国维就曾告诫子女要远离政治漩涡，他担心在激进思潮和激烈政争的催化下，“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当时又有谁能料到，他这番“预言”竟然一语成谶，自己的子女亦因此卷入时代漩涡。

      而今白首忆往事，王东明感慨不已：“经历了民初、北伐、抗战、内战和两岸和解等许多大时代，在诸多的动荡中，我都能平稳地度过，与人和平相处，亦属不易，希望能通过《自述》，留下些许记录，也可为大时代做个见证。”

      从东瀛到清华

      王国维一生共有两次婚姻。第一任莫夫人（1907年病逝于海宁）， 育有儿子王潜明、王高明、王贞明。第二任潘丽正，1908年与王国维成婚，1965年病逝于台湾，育有儿子王纪明、王慈明、王登明，女儿王东明、王松明。

      1913年，王东明于父亲王国维流寓日本期间出生在京都八番地。那时王家已经有了四个男孩，女儿的到来为王国维带来了许多欢乐。王东明说，家中的老佣人曾告诉她，父亲在她出生时最高兴。当时父亲每日与藏书和古物为伴，晨夕不倦地治学，不但写出了《宋元戏曲考》这一重量级的著作，还在甲骨文、金文和汉简的研究上取得诸多建树，但从国内不断传来的动荡消息仍让他常常陷入忧国伤时的心境中。她的“适时而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父亲的落寞。

      1916年，王国维返国，到上海的“哈同花园”内任职。对此王东明说，那时父亲在日本的经济不能自主，生活主要依赖友人罗振玉资助，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日常费用，渐觉不裕。当时罗振玉因连年印书，所费也甚多，由此父亲不愿再有累于罗氏，遂先期返国。

      一代学人，竟常常为生计所困。早在“百日维新”和“诏废八股”之时，王国维就敏锐地预感到：“来日大难，非专门之学恐不能糊口。”从那时起，他就不得不经常依赖友人的资助，或者就职于他并不喜欢的地方。从日本到上海后，王国维对“哈同花园”并无好感，但是他为了养育家人，也为了利用“哈同花园”内收藏的古物和文献做研究，而不得不与他所认为的不学之徒“虚与委蛇”，此外，还兼职为他人整理藏书，参与《浙江通志》的编撰，以增加收入，弥补子女上学费用。

      应该说，对于愿把毕生致力于学问的王国维来说，过这样的生活乃是无奈之举，早在30岁那年，他就在一篇《自序》中感慨说：“以余之贫瘠而体之孱弱也，又每日为学时间之寡也，持之以恒，尚能小有所就，况财力、精力之倍于余者，循序而进，其所造岂有量哉？”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王国维积累了多年的学识终于遇到了发挥机遇。动荡的乱世中，在梅贻琦等人的努力下，清华园为一批学人营造了安宁的治学环境，王国维的一生成就，也在这里达到巅峰。

      而今忆及在清华园的日子，王东明既留恋又伤感。留恋的是她随父亲在清华园居住的日子虽短，却享受了天伦之乐，伤感的是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她相继失去了大哥和父亲这两位最亲近的人。

      王东明说，父亲最爱她大哥王潜明，但不幸的是王潜明却于1926年感染伤寒症去世，此事给了父亲很深的打击，此后，一家人便很少再看到他的欢颜。

      到了1927年，不断传来的关于北伐的传闻更是让王国维忧心不已。在“社会运动”的浪潮中，湖南学人叶德辉被“特别法庭”枪毙，冯玉祥的兵锋也指向了北京，几年前，正是在冯玉祥部队的“保护”下，在紫禁城内任职“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被迫“护驾”逊帝溥仪出宫——当“社会运动”来到北京，他是否会有和叶德辉一样的遭遇呢？

      由于王国维性格内向，即使是家人也很难看出他的情绪变化。但是在1927年6月2日，家人却突然接到了他在颐和园投湖自沉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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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明说，父亲投湖的地方水很浅，他窒息而死后，背上的衣服还未湿。大家于是明白，父亲在前往颐和园前，就“死志已诀”。

      法医在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到了他写给三子王贞明的遗书，纸已湿透，然字迹清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

      飘零一家

      或许是出于对长女的疼爱，王东明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她并没有像哥哥们一样被送往学堂，而是被留在父亲身边，由父亲带着念《孟子》和《论语》。

      但是，王国维对子女的要求显然没有对学生那般严格。王东明回忆说，每次父亲为她讲课，讲完了问她懂不懂，她点点头，当天的功课就算完了。要背诵的时候，因为她经常背诵得磕磕绊绊，父亲也只是“皱皱眉头”，不待她背诵熟练，就开始教新的课程了。

      花了一年的时间，王东明学完了《孟子》，但是《论语》才学了一半，父亲就去世了，这成了王东明永远的遗憾，后悔当初没有跟着父亲好好学。

      虽然自己在国学上的造诣极高，王国维却没有让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衣钵”，而是让长子去考海关，次子去考邮政……对此，王东明说，父亲常感在动荡的年代中做一名学人是如何不易，不但要时常经受时局动荡导致的颠沛流离和冲击，还时常为生计所困，他希望儿女们都能凭借一技之长，不至于为生计担忧。

      这是否是王国维无奈的选择呢？或是他有意让子女以平淡的生活度过时代的动荡呢？由于他很少流露内心的感受，少年时的王家子女也很难清晰地感受到父亲的用意。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王国维在动荡的时代常常为忧闷情绪所困。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看到“俄国覆亡”，王国维就认为“祸将及我”，中国“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1919年，“五四”运动的热潮席卷全国，王国维也因上海掀起“三罢（罢课、罢工、罢市）而“心绪恶劣”，当时他一面告诫潜明、高明诸子，切莫参与青年学生的活动，一面致信友人罗振玉，说此次运动“有国际竞争，有政争，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大乱将随之矣。”在动荡的时代里，自己和家人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这一直是王国维的“心事”，他觉察到自己的学术生命将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摇动，但希望家人能够平稳地渡过这一切。

      王国维去世后，王东明随母亲离开清华园，在海宁家乡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陆续念完小学、初中，接着又前往松江女子高中读书；在父亲到清华园任职之前，她也曾在海宁的外婆家度过一段童年时光，她回忆那个时候：“午夜枕着钱塘潮声，想着远处江边渔火，童稚时期的记忆，至今年近百龄，犹在脑中盘旋，回味至深。”

      抗战的爆发打乱了她的生活，那时候她已就读中央大学，但却在读了一年后就辍学了。离开校园后，王东明先是和母亲一起到上海避难，那里有她在邮局工作的二哥王高明，1941年，眼见着日军即将侵入上海租界，一家人为避难又飘零各地——王东明去了西安，六弟登明去了昆明（五弟慈明193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去了昆明机床厂工作），妹妹松明、三哥贞明、四哥纪明和母亲则去了青岛。

      王东明说，抗战胜利后，台湾宣告光复，她的三哥王贞明和四哥王纪明调往高雄海关工作，妹妹松明也到由高雄海关、港务局、要塞司令部三个单位合办的子弟学校任教，母亲也于此间到了台湾。

      1948年7月，她从西安返回上海，那时五弟王慈明已回到上海，她就住在五弟家，未久得知妹妹所在的子弟学校缺少人手，她就想过去任教，正好在浙江大学任助教的六弟登明正过暑假，也想到台湾去游玩，于是姐弟俩就在经历了一天两夜的海上颠簸后来到高雄。

      在高雄，王东明与母亲还有几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她的感觉是“一家人终于暂时安定下来了”。

      不久后，六弟登明返回上海。王东明虽然开始在高雄任教，但那时候她还“绝对想不到我的大半生会在台湾度过”。

      此时，国共两党正在展开殊死搏杀，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败退来台，海峡两岸从此隔绝数十载，王东明等在台湾的家人也和留在大陆的二哥王高明、五弟王慈明、六弟王登明断了联系。

      38年后的重逢

      由于早期的生活太不稳定，一直到了1950年，年近40的王东明才经人介绍而成婚，先生陈秉炎是1949年后来台的国民党政府官员。1953年春，台北县永和镇（今新北市永和区）成立消费合作社，王东明开始在那里从事实物配给工作，一直到1982年退休。

      几十年来一直过着平淡生活的她，常常对当年没有跟着父亲好好读书感到愧疚。那时在台湾生活的她，并不知道继承“家学”对在大陆生活的二哥来说意味着什么。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王东明说，在这一年的年初，来不及等到去大陆探亲的许可，她就开始与三哥和五弟、六弟商议在香港见面的事情，当年9月，数十年没有见面的姐弟终于在香港见面了。

      此时，当年的八个兄弟姐妹，已经有四人先后去世，剩下四人的年龄加起来，“刚好三百岁”。

      王东明回忆刚刚相见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大半已经知道，他们告诉我们的，好些都是前所未闻。”

      二哥王高明曾经有过和台湾的家人团聚的机会，但他选择了留在大陆。1941年时，他已经是邮政总局的副邮务长，到了1949年，邮政总局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台北，他没有跟去，而是留守上海等待接收，1949年后，他到北京任改组后的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2年，五弟王慈明也奉调到第一机械部，到了1956年，又作为新政权选拔出来的第一批总工程师，被派去筹建成都量具刃具厂，从此一直待在成都；六弟王登明留在了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医科大学教授、药剂学教研室主任。

      正是在这次会面中，王东明第一次知道，她的二哥也像父亲一样选择了自尽。

      王东明大哭一场。在她眼中，二哥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是最聪明的，也是把父亲的事业继承得最好的。在邮局工作的他，一直没有放弃家学，并利用休息时间写出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等著作且获得学界赞誉，但到了1957年时，他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办一份《艺文志》，结果不但被打成右派，还被开除公职。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四处找工作，幸而被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发现，并被推荐给中华书局，他才获得了一份在书局文学组做临时工的工作。

      在中华书局，王高明先是为《全唐诗》审核标点，接着又为《全宋词》补充材料并审核全稿。他的深厚学力迅即折服了中华书局的编辑们，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尤其是宋词和宋人笔记方面的，只要有人向他提出问题，他都能当即做答。有人戏称他是“宋朝人”，他不以为忤，也以“宋朝人”自称，并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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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修补《全宋词》的过程中，王高明写下了大量的考据笔记，当时中华书局文学组的组长徐调孚先生一再鼓励他将这些笔记整理出来，他就花了一年多时间整理出20万多字的一本专著。中华书局把书稿拿给钱钟书先生审读，钱先生很快读完全部文稿，并且说：“这是一本奇书，一定要尽快出版。”

      然而，此时的王高明只是一名临时工且身世背景复杂，连在《全宋词》上署名尚且不可，遑论出版专著。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连做临时工的资格也失去了，而且被卷入“朱学范、谷春帆特务集团”案。有一天，二哥的家人发现他一整天都不在家，待他晚上回来，就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在颐和园坐了一天。家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也想投湖自尽，但因游人太多而放弃。到了第二天，二哥真的服下“敌敌畏”自尽了。

      王高明之死，被认定是“畏罪自杀”，家中2000多册线装书全部被没收，其余藏书和历年积累的文稿和资料全部被焚毁。

      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动荡中，遭受不幸的又何止二哥王高明一人呢？二哥的两个儿子也都被划为“右派”并被“流放”到边疆，二嫂接受不了这些残酷的现实，身体很快就垮掉了，先是瘫痪在床，后来又在精神分裂中去世。

      王东明的五弟王慈明在“文革”中也屡屡被指责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对此王慈明非常无奈，只能回答：“从来不是，如果不信，可以去问郭沫若。”

      几十年前，身为父亲的王国维曾苦心劝告子女要远离政治运动的漩涡，那时他经常因担心“最可怕之社会运动”会在中国爆发而忧国伤时，后来谁能料到，父亲的这些担心居然一语成谶，竟然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应验了呢？

      重回清华园

      1990年，王东明的老伴陈秉炎在台北去世，享年89岁，为排遣哀伤和寂寞，她订了一个“五年计划”，到大陆、美国等地去走走。

      对清华园念念不忘的她，一直把那里看做是自己的“娘家”。1990年中秋，在别离大陆42年之后，王东明第一次踏上了“回娘家”之路。在前往清华旧居的路上，她想着以前的房子有着“朱漆的大门及廊柱，还有闪着金光的门环。”但在过去后看到的情况则是：房子还在，但由于长期缺乏修缮，都显得很破旧了。

      在清华，校方安排王东明一行住在梅贻琦故居，并派专人陪同寻访，这使王东明感受了“娘家人”的“人情味”。从清华园出来后，王东明又去了颐和园，两位亲人的离世都与这里有关，使得颐和园对她而言成了一个有着特殊感受的地方。1994年11月，她再次回到大陆，仍是在去完清华后前往颐和园。

      在台北的家中，整理父亲遗物成为王东明在退休后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凡是遇到关于父亲的任何资料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时间越是长远，越是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通过这种方式，她对父亲和自己的经历进行回望。

      当年没有认真跟着父亲念书的她，到了晚年看到父亲留下的文字：“已恨年华留不住，浄知恨里年华去”“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总会怆然而泪下。

      1995年，王东明已经83岁高龄，在一位“票友”的带动下迷上了京剧，“把自己打开，很投入地去唱”，她说，她喜欢唱《四郎探母》，唱到“原来是杨家将把名姓改换，他思家乡想骨肉不得团圆”时，又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一直到这时候，她仍不愿对人说自己就是王国维的女儿——在成都的五弟王慈明也和她一样，除了一些同事，没有多少人知道王慈明就是王国维的儿子，因为他几乎不提及自己的家世，一直到了2006年，王慈明才被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奇逸“发现”——原来王国维的后人已经在成都“隐居”了50年，此时的王慈明已经是91岁的高龄。

      随着兄弟姐妹的不断凋零，仍在世的只剩下王东明一人，眼见父亲的学术在被“重新发现”后获得越来越高的重视，她开始改变“不写回忆录”的想法。

      2006年，网民投票评出“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结果父亲高居榜首”，王东明说，人们是如此关注她的父亲，她也渐渐去掉了曾经的心理压力，“我有那么好的一位父亲，有人讲起来，我为什么总要回避呢？”

      目前她的《自述》尚未确定由哪家机构来出版，不过她个人打算把《自述》交由新竹清华大学来负责出版，对于她来说，那里同样是“娘家”。

      关于学界对王国维的研究，她希望人们不要再过度猜测王国维的死因，“老是说这个没有意义，大家把我父亲那些没有完成的考古等方面的工作进展下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