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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鲲 刘辉

  “我们”一词在教材中出现的频率之大，数量之多，是难以计数的。它实在是显得太平凡，太普通了。然而，这一平凡、普通的“我们”在许多语言环境中，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深刻的意义。化平凡为神奇，成为一个个激活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分析能力的好材料。

  “夏瑜”是《药》一文中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先生通过对这个人物的描写，表现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但这个人物在文中并未正面出现，读者只能从侧面了解他。最重要的一个材料便是在狱中他与红眼睛阿义的几句对话。其中“这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句话对我们认识夏瑜至关重要，“我们”一词表现了“公天下”思想，这显然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专制思想是针锋相对的。表现了夏瑜身陷囹圄，危在旦夕，仍在宣传革命道理，反映出夏瑜确实是一位舍生取义的革命者。同时“我们”一词，又把夏瑜自己与红眼睛阿义联系在一起，而阿义却是个死心踏地的封建阶级的帮凶与爪牙，这又反映里夏瑜敌我不分，颇有些“咸与维新”了，而这点正是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不彻底的批判。

  《阿Q正传》中，当阿Q 宣布革命后，赵白眼见到阿Q想探口风，说：“阿……Q哥，象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说“我们”，在这里显然是要与阿Q套近乎，拉关系，以免以后革他的命，这样亲密的称呼，与以前他对阿Q的蔑视与欺压对比，就更有意味了。在“不准革命”一章，假洋鬼子为了吹嘘自己与黎元洪的关系，说：“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这里两个“我们”，是假洋鬼子欺骗别人，炫耀自己与革命党人有密切关系。人们同时也从“我们”中认识到假洋鬼子卑劣、丑恶本质。认识到地主阶级投机革命的反动行径。

  《雷雨》一文中，鲁侍萍无意发现三十年前的丈夫与仇人周朴园，悲愤交加，不禁泪下，周朴园却说：“你我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先不必哭哭啼啼的。”明明是侍萍一人在哭，为什么也用“我们”？其原因是担心侍萍揭露他伪善的面貌，因此说“我们”，拉近两人关系，施以温情，软化侍萍。比照后面冷酷的宣称：“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我们”不是充分说明周朴园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吗？

  《祝福》中，祥林嫂多次向人诉说“没有我们的阿毛了”，本是自己的阿毛，为何要说“我们”呢？祥林嫂那失去儿子后无人分担的痛苦，生活中孤苦无依，渴望得到同情的心情，从“我们”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在以上例子中，“我们”这一代词表达的若是一种亲密、亲近意思的话，在《守财奴》中的两个“我们”却有不同的含义。在办理欧也妮继承权前，葛朗台说：“好孩子，现在你承继了你母亲啦，我们中间可有些小小的事情得办一办 。”办完后，葛朗台高兴的说：“我们两讫了。这才叫公平交易。”这里的“我们”表面是指一家，但根本没有任何亲密、亲近的意味，实是界限分明的买卖双方。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葛朗台守财奴的丑恶本质，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语文教学要注重提高学生的能力，这点已成为广大语文教师的共识了，但怎样在教学的过程中逐步地提高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怎样选择一些合适的材料来培养学生的思维想象能力，却是我们语文教师不断探索研究的课题。其实，这样的材料在教材中比比皆是，可信手拈来，只是我们缺乏一双慧眼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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