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9-14     成都石室中学 李镇西 

       

          我一直关注“尹建庭事件”，并明确反对他所谓“读书是为挣大钱娶美女”的观点。有人认为是记者断章取义曲解了尹建庭的原意，可惜尹本人并不领情，至今看不到他叫冤，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他“如果说服不了我，我还这样教学生”的顽强；有人说“他说真话有什么错？”但我从来都不认为尹建庭的问题是一个什么“说真话”的问题――至少我与他在思想上的分歧根本就不在于是否说真话，而是作为教育者，在特定的场合（入学教育的课堂）面对特定的对象（学生）应该说怎样的真话？在入学教育时面对所有学生，确实有一个起码的责任感和良知的问题。 

          我对冠冕堂皇的说教也十分厌恶，但我仍然从心底向往一种真正的崇高――特别是在这庸俗弥漫的时代。我同样十分反感空谈民族和祖国，但我们不能没有社会责任感。其实，个人价值与献身社会是一致的。17岁的马克思在其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它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这话多好！这难道就不是真话？的确，不能认为个人价值的追求与服务社会是矛盾的，一个人在完善自己的同时也完善着社会，反之，一个在完善社会的同时也完善着自己。 

          现在，尹建庭被“处理”了，他因此而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支持他观点的人为他鸣不平：“说真话居然会付出如此代价！”即使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也感到震惊：“尹建庭的观点虽然是错的，但也不应该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理呀！”于是，人们围绕对他的处理是否“合法”是否“恰当”又展开了争论。我对有关的教育法规不是非常熟悉，对有关部门处理的具体细节也不甚了解，因而无从判定对尹建庭的处理是否恰如其分。但我更关注的是，人们如此关注一个普通教师的饭碗，这说明了什么？ 

          表面是看，是尹建庭被“解聘”的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我想，如果这个结果只是他被批评，是不是大家就能接受呢？显然不是。因为从尹建庭言论被披露开始，就有不少人对尹的观点提出了批评。然而，即使是比较温和的批评，不只是尹建庭而且还包括他的许多真正的同志也不能容忍，他们拿出一副“我说真话我怕谁”的大无畏气慨，将一切真诚的崇高统统指责为“虚伪”、“假大空”。在他们看来，尹建庭不但不能批评（更不用说处分了），而且还应该树为“说真话”的“英雄”，而他被解聘更使他俨然成为英勇无畏而又蒙受冤屈的哥白尼、张志新。一些反对尹建庭观点的人现在也对他的“下场”感到遗憾，觉得解聘他的工作是操之过急过重或者干脆就是“于法无据”。究竟应该对尹建庭如何处理不是不可以讨论，但我从这些朋友“冷静”、“理智”的评论中，感到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教育系统的一些规定不太了解――比如，有人认为解聘是学校的事，教育行政部门无权干涉，而事实上在相当多的地区现在对于教师的人事权是在教育局而非学校――所以对尹建庭寄予了太多不应有的同情。无论是赞同尹建庭观点者的愤慨还是反对尹建庭观点者的同情，我从这些“不平”与“震惊”中，看到的是一种对“官方” 对社会的强烈逆反：人们见到太多的成克杰台上说反腐败而台下搞腐败，便感到尹建庭毕竟“实话实说”；人们见到太多赤裸裸的追名逐利之徒，便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会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有志者；人们见到太多的领导专横跋扈并以精神高压对待对下属的任何不同意见，便对所有的被批评者被处分者抱以真切的同情……一句话，长期以来我们社会盛行的伪神圣假崇高，使越来越多的人本能地反感一切“官方的东西”和“主流的东西”――这次人们围绕尹建庭被解聘所发出的种种不满之声，绝非就事论事，而是情不自禁地倾泻了久积于心的逆反情绪。不然，生存危机远远比尹建庭更严重的教师多得很，怎么没见有这么多的人去为他们的饭碗“仗义执言”？ 

          让人们恢复对真正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信任与追求，让我们的社会在充满正义精神的同时又真正体现民主气息，这是我们的国家（包括每一个公民）应该追求的目标。也许只有真正到了那一天，“尹建庭”才不会成为一个让社会注目的“事件”。

          2001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