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一项旨在淡化小学生官本位思想的革新正在展开，学校少先队里98个大队长、中队长和队委被要求取下肩膀上代表身份的“二道杠”、“三道杠”，代之以统一的志愿者标识，没有差别。

      有人开始叫好，有人开始怀疑，当成人的世界已经在向幼儿园渗透时，一所小学又如何能够幸免？

      面对突如其来的争议，校长张基广选择了沉默，大人世界远比小学生们的心理复杂，他一直致力于让自己的学生回归童真快乐，但“当官”的思想到底能在他这里去除多少，似乎并不取决于他，而是最终决定于成人世界向这里渗透了多少。

      志愿者也要竞争

      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五年级C班的吴宇昊放弃了这次少先队志愿者的竞选，在班干部的职位争取上，他屡有失败的记忆，唯一一次当上班里的条长，还因为工作失误被老师撤换了。

      即便有父母背地里给他出谋划策，连竞选中队委的演讲稿都由在单位做宣传工作的爸爸给他写好了，但练习了若干遍后，他还是在讲台上面对全班同学背砸了。

      好在他现在是高年级了，相对于各种头衔，父母觉得成绩更为重要，也就放过了他。而对于无论是班干部还是志愿者，父母和他一样，只能是又爱又恨。

      但更多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还是对志愿者很憧憬。

      “分到每个班的志愿者名额很有限，同学们都在积极争取，因为这也算是一种荣誉。”六年级D班的王思妮刚从一名大队委转成98名“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少先队志愿者”之一。

      竞选一名少先队志愿者并不容易，要经过四道程序：本学期至少在社区或学校做过一件好事的同学可以自荐；班级对自荐的同学进行海选；各班选出的学生在全校进行公示，要求有简要的事迹材料；全校学生进行投票。除一年级新生外，全校同学都可以参与竞选，当选者由校长一一给他们佩戴徽章。

      四年级学生王宇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他是中队委，班里的学习委员，一直以来，妈妈都鼓励他参加班里的竞选，“因为当班干部除了能帮老师分担，还能给同学服务。”

      “如果以后初中的老师知道我在小学就是班干部，就会在选班干部时多考虑我，妈妈说，以后上高中读大学工作了也一样。”

      换上志愿者标识，王宇还领到了一项新任务：做讲解员，以后但凡有领导来视察，他就可能会被派去解说校园文化。但他并没有忘记要在职务上继续升级，即使是志愿者，明年他也要“像大队长一样服务”，这是妈妈给他定的目标。

      在两个多星期前的少先队志愿者选举中，许多家长一如既往地充当着孩子背后的帮手，就像以前帮孩子竞选班干部一样。

      一位三年级学生的家长作为家委会一员，执意要让孩子进入志愿者的行列，“今年没选上，明年再去选，志愿者也是种荣誉呀。”

      少先队是个“出干部”的地方。去年武汉曾出过“五道杠”，“五道杠”少年黄艺博的父亲忙前忙后，带儿子上敬老院，亲自操刀儿子的各种宣传照，联系报社给儿子发表文章，终于将其塑造成“五道杠”政治神童。

      一年过去，“五道杠”的影响还在。

      武昌实验小学一位三年级学生的家长刘欣对此有过反思，但更觉得自己是迫于无奈，她也很希望儿子在学校能谋得一个班干部职位，即便是志愿者，但“人数有限”，也是提升孩子的重要机会。

      儿子是去年转学来到武昌实验小学的，在之前的小学，刘欣最头痛的莫过于恶劣的班干部竞选风气。“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当上班干部，有些家长给我发短信打电话，让我儿子给他孩子投票，有的则教自己的孩子给班里同学买礼物。”

      武昌实验小学的情况要好一些，但她有时仍会不自觉地陷入苦恼：“我不去教孩子学会来事儿、机灵点儿，谁知道别的家长会不会那样教自己孩子，那我孩子岂不要吃亏了，你说帮孩子写个竞选稿应该是人之常情吧？”

      服务与权力区别在哪里

      孩子们有时并没有揣摩到大人的心思。解下“三道杠”的别针，换上志愿者标识，六年级D班的王思妮还不太明白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她只是觉得这个标识也“挺好看”。但走在校园里，她发现，“低年级的学生不再向她投来曾让她印象深刻的敬畏目光。”这让她有些微微的失落。

      但无论在少先队还是班级里，王思妮的工作还和以前一样，作为班长，她上课喊起立，维护班级秩序，行使班里最重要的权力。

      想起刚戴上“三道杠”的那一刻，这个比同龄孩子思维更缜密的小姑娘还是激动得有些飘飘然。走出校门口，有学生家长看到她说：“哇，三道杠！”她瞬间就有了一副“小大人”的神情，美滋滋地甩起马尾辫。在她印象里，“三道杠”比班长要“厉害”得多。

      优越感就像病毒一样滋生，校长张基广描述了这样的情景，“老师不在教室了，一个学生像模像样地拿根教鞭在巡视教室，还时不时用教鞭在这个同学桌上敲敲、在那个同学头上晃晃，而被敲、被晃的同学都拿一种异样的眼光瞅着他；有时，他站在讲台上，一双眼睛像老鹰一样盯着全班同学，巴不得哪个地方有个风吹草动，他就会马上做出反应，在黑板上得意洋洋地记上一个不守纪律的同学名字，或者大声地喊着‘某某某，你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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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基广很反感班级和少先队干部的“官化”，让学校里等级分明的“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变成志愿者，而且在外部标识上不加以区分，在他看来，无疑能直接遏制这种风气，并让孩子们从小培养志愿服务精神。

      武昌实验小学少先队志愿者的产生要经过自荐、海选、投票等程序，这无疑是一项创新，虽然同样渗透了成人世界的风格。

      武昌实验小学政教处主任徐仲读称，以前少先队干部都是以学习成绩为标准，现在志愿者的评选由学生投票产生，看重的是孩子的特长、责任心、主动服务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等。

      统一的志愿者标识似乎让这些班干部加队长、队委“泯然众人矣”，但志愿者仍然是学校里的稀缺品，也是孩子们争先创优的目标。

      王思妮说：“我们有58个班、98个志愿者，实际上每个班才分配了两个左右的名额，最多的也不超过四个，我们班有三个。我也是经过班级推荐，还做了演讲，最后同学投票才好不容易当上的。”

      98个志愿者绝大多数都是班干部和少先队干部，志愿服务的内容还不清晰，戴上志愿者标识，他们仍然脱离不了班队干部的身份。

      在孩子们的心中，他们还不能区分“服务”和“权力”有什么根本性区别，很多人仍然向往“稀缺”的志愿者，并乐于听从父母的分析和指导。

      徐仲读一再强调，“我们在做些改变，(通过当志愿者)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树立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校园‘小主人’的新观念。”

      但改变才刚刚开始。

      是全民学生还是全民“学生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并不看好武昌实验小学取消“几道杠”的做法，“倡导小学生的志愿服务精神很好，但不能取代少先队的标识，这是两码事。”

      孙云晓说，少先队“几道杠”的本意是“多一道杠是多一道责任，这是服务的岗位，而不是当官的岗位，要反对少先队中官本位的误导，只有强化其服务导向，执行严格的民主程序。”这被他看作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遗憾的是，他调查发现，全国只有59%的少先队干部经由民主选举产生，另一个数据则是全国90%以上的小学生有当班队干部的愿望。

      班干部总是少数，于是有学校尝试操作性更强的解决办法。

      长沙市一所小学的班主任想出一招，她给班上的61个学生每人都安排了一个岗位，相互有不同的分工，有管理多媒体的、有管理饮水机的、有管理图书的……61个学生61个班干部，一时形成“全民班干”的局面。

      虽然班主任一再强调这些职务都是为班集体服务，但在家长眼里，61个干部仍然有大小之别。有家长对图书管理员的职位瞅不上眼，转而让孩子去角逐听起来更有权力的班主任助理，这让班主任不得不考虑给这个“强势”职位限定更加平民化的职责范围。

      虽然不像这个班级那样“全民班干”，但武昌实验小学大多数班级的班干部覆盖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班里有这么多班干部，那些负责搞卫生的、做解说的、放音乐的，并没有被他们算作班干部。

      胡女士说儿子做过值日班长，可这太普通了，她不觉得和班干部有半毛钱联系，“最少得是个班级委员，才能拿得出手吧。”

      “‘全民班干’是个好的尝试，但也会有问题。”孙云晓说，“在设班干部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服务的导向，淡化级别，强调服务和责任，孩子们觉得体育委员好、劳动委员好，而大人却觉得不好，认为只有学习委员、班长、大队委员才好，那是成人的官本位在误导孩子，是成年人的社会问题折射进了儿童世界。”

      在这些试图取消校园“官本位”的尝试中，大家都在努力取消成人世界对孩子世界的影响，但也都或多或少保留着成人世界的影子。

      按照校长张基广的想法，学校所有的少先队干部都应该由志愿者替代，而且志愿者还要吸纳更多的普通学生，而不是集中在一小撮班干部身上，最好是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能成为志愿者，“最好是校园处处都能见到志愿者的身影”。

      “即使在校园里，去官本位、去功利化也将是个漫长的过程。”校长张基广说，他下定决心，总有一天，要“让教育回家”。